中国人对一些事物的认识往往是一以贯之，就是莫须有的龙在今天仍是虚拟的神物，但对龟与犬则显示了少见的反复，这种反复是否反映了民族特性不大好说，但中国人的龟犬观确实透露出一种颇为独特的信息。
龟在中国曾经十分风光，和龙、凤、麟共同被视为四灵，人名、地名、官名中都曾有过龟的身影。如汉朝有人叫陈龟、朱龟；三国曹魏时有刘龟；南北朝时有叱列伏龟；唐朝文学家陆龟蒙今人仍然熟知，杜甫写的“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说的则是李龟年。除人名外，龟还有玄武的美称，而龟山、龟川、龟谷作为地名仍然存在，如果说中国古人曾经非常得意地称你龟我龟是没什么大错的。
龟走了背运说不清是在什么时候，元人陶宗仪在《辍耕录》里有一首当时人戏谑破落子弟的诗，内有“舍人总作缩头龟”。这样的玩笑于龟的形象是十分不利的。这是否就是龟运不济的开始不好说，清初王士慎在《池北偶谈》中推断：“讳龟自明始”。明朝是汉人统治的最后一个王朝，妓业发达，而龟的隐义常和性的指向有关，加之明朝特有的“绿户”，又暗合了绿毛龟，这就使龟蒙上了难以言说的含义，一句“龟儿子”就足以让对方暴跳如雷。所以王士慎这个推断大约是比较可靠的。
在中国人对龟的认识转换过程中，对犬的认识也在变化。最初古人对犬的认识大约和鸡相去不远。“鸡鸣狗盗”、“鸡犬之声相闻”这类话语不仅古老，而且都把犬放在与鸡相近似的位置。古人也确曾将犬视同如鸡一样的美味，历史上就出过几个以屠犬为生的名人。
随着时间推移，人们对犬的认识也在深化。“深夜寒犬，吠声似豹”，能从犬的吠声中悟出各种意境是中国古人的特质，可最直观的还是犬之吠盗，这使人想到犬的忠诚。刘邦的“功狗”之说即源于此，也导致历史上一些大臣以犬自居。元朝至元年间，桑哥为尚书丞相，专权擅政，正献王彻理奋然数其奸赃于上前。上怒，以为丑诋大臣，命左右批其颊。王辨不为止，并曰“臣思之熟矣，国家置臣子，犹人家畜犬，譬有贼至而犬吠。主人初不见贼，乃垂犬，犬遂不吠，岂良犬哉？”上悟，收桑哥，籍其家。明朝武宗时，在大同，寇至，帝将亲击。杭雄叩马谏曰：“主人畜犬，不使吠盗，奚用犬为？愿听臣等效力。”帝笑而止。据说齐白石也说过要做“青藤（徐渭）门下走狗”的话。由此可知犬在国人心目中地位并不低，至少不仅仅和鸡那样仅是一道菜。现在人们对狗是否吠盗已不大在意，更在意的是它是否柔媚。不仅女士们对宠爱的犬有这种要求，影响到一些以土皇帝自居的权要对下属也有这种要求。犬的位置仿佛仍在看涨。
但这绝不意味着在别人面前就可以随便地狗来狗去以狗相称，大约那些以狗自居的人也只是自己说说，倘信以为真对其来一句“狗东西”，十有八九要挨一顿饱拳，如同龟再怎么长寿你也不能说别人是乌龟王八蛋，就是龟鳖丸销路疯涨也不能说。这样的龟犬观其实说明了一个道理：长寿是向往的，愚忠和柔媚也是需要的，但向往是一回事，需要更是另一回事，谁要把这种只能放在心底的向往与需要如实说出来，谁就可以遭受灭顶之灾，这是一种颇为奇异的龟犬观。
不知还有多少这种只能向往而不可言说的东东，大约“二奶”、“贪官”、“情人”、“小蜜”之类都属这类东西。说不清这究竟是聪明还是愚笨，是先进还是落后，不知怎样的高人才能将这些问题说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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