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 感
“我这是怎么啦？每次回家，尽管惦记着德国这边，但仍旧兴高采烈，从未有这样不情愿过，别不是什么不祥之兆吧？”我问先生。
“瞎说什么！你赶快回中国，让我也过几天没有你的清静日子。”先生回答，他经常嫌我婆婆妈妈，惦记着干涉他的自由。
起飞的日子越来越近，我心情越来越烦躁，决定去把票退掉。先生说：“这次真很奇怪，非常不情愿你回家，三个星期前我就开始不安，感觉上好象要出事似的。”我们俩竟然都莫名其妙地为对方感到不安，难道真是预兆不可？动身前的最后几个钟头我才开始装箱，几盒巧克利糖在里面滑来滑去，等我到了北京，它们一定会晃出脑震荡。
时间绰绰有余地到了机场，年年回家的我却不知道应该去哪个登机楼了。腰间别着手枪的警察彬彬有礼地用英文把我指到二号登机楼，根本不在乎我是用德文提问。我下火车时从2号乘机场小火车来到1号，经指点后又返回到2号。到了2号工作人员跟警察一样，不理会我的德文提问，流利地用英文告诉我应该去1号楼，闹得我怀疑自己说得是不是德语？等我找到正确窗口时，离起飞不到一个小时，乘客们大都托运好行李，我想要的走道座位没有了。“这次航班基本满员。”检票女人很同情地看着我说，本来就不想走的我，一身臭汗情绪掉进谷底。
怕什么呢？大不了飞机在天上出故障，一声巨响我就烟消云散。边检时警察拿着我的护照懒洋洋地用中文说：“中国人，你好。”我听后为之一振也用中文说，“您会说中文啊？”他也为之一振，不过换了德文，“我用中文和中国人说话，可没人理会我，不是跟我说德文就是说英文，好象我说的不是中文！”“您说得不但是中文，而且音调很准确，中国人都可以听懂。”他眉飞色舞，检查完毕我们俩用中文“再见”。进了候机室第一件事就是给先生打电话，听见电话里的声音觉得那么亲切，好像我们分别了不是几小时、而是几年。
飞机上真的是满员，座无虚席。坐在四人一排的位子上心里别别扭扭。占了走道位子的是一位年轻的女性同胞，外表看上去恬静温和，散着有福之人不用愁的光彩，不由自主冲淡了我的不安，心绪开始向正常发展。心里静了，看世界的眼光也变得柔和，和身边有福相的女孩慢悠悠谈天说地，尽管我比她老许多，她却没有嫌弃我，很有耐心地讲解我闹不懂的问题。人之所以有福相，与对人一视同仁有紧密联系。整个飞行过程可以说是和谐天空，没有丝毫刀光剑影的凶兆。是我和先生感情至笃、舍不得分离？还是人老如同草枯变得脆弱了，两根干草结在一起能编成绳，一根就说不好了？
黑 车
飞机安全着陆，先生的忧心可以减去一分，但海关又没有了笑脸，是让猪流感闹的？与德国相比，北京热多了，因为污染严重，天空不是那么蓝，阳光也就不是那么刺眼。每次回家都是自己坐国航的大巴，到了终点站公主坟，离家就没有多远了，叫一辆出租，十块钱就能到。尽管北京被建得面目全非，往家走的这一路还是可以辨认得出。
终点站到了，车门刚一打开，一个男人笑容满面熟人似的堵在门口接箱子：“回来啦！车等着呢！”我有些窘迫，不知该怎么称呼他，难道是家里叫人来接我？他认识我，我却不能够认出他。箱子被他拎走，我就只好跟他走。来到一辆破旧的黑色轿车前，我的箱子被他甩进后车厢。“你是出租车？!”我终于悟出点儿道道问他。“对！”“那你车顶怎么没有出租的牌子，车里也没有计程表？”“用不着。”他一边说一边打火启动。“你是开黑车的！”他黑着脸不回答，很厌烦我的样子。“你开黑车怎么如此明目张胆，不怕被查到？等国航大巴客车的有许多出租，他们能眼睁睁地看着你黑车拉走生意？”“你就没有被抓过？抓住了罚得重不重？”我不知好歹地继续问。“怎么没被抓过，一次就罚了我一万！”黑车义愤填膺，好像他被罚与我有关。“那你还是照旧开，再多抓几次，你不是等于白干吗？”“那我干什么去？！我总得挣钱，我还拉家带口呢！”“有孩子？多大了？”“七岁，上小学了，你这是出差回来了？”黑车对我稍微客气了一点儿。
几分钟后，我到了，他要了比正式出租多出二倍的钱，并且恨不得把钱从我手里抢走似的，紧盯着我钱包里的欧元。我之所以没有抗议，是惦记着他上小学的儿子，不知是真是假。我妈知道我被黑车宰了，痛心疾首，“从来都没坐过黑车，只当见世面。”我安慰着妈说。
楼 房
去年回家正赶上我家旁边盖大楼，24小时不停地锤声中夹着突发的巨响，常年生活在德国的我不能入睡。我们院子从前很有味道，草木很多，盛夏时节骄阳似火，阴凉似水；夜晚时分虫在草里唱着，叶在风中吟着，月在空中梦着，我裹着云一天天地长着。现在，我开始长老，和我们的院子一样变得丑不忍睹。院子里长满了水泥树，树上住着的人把从前地上的美丽变成家居面积，有宽大的厅室和睡房，还有书房，不管他们是否看书。今年我又回来了，谢天谢地，院子里不再盖楼了，因为没有了盖楼的地方，夜里不会再轰鸣大做。哪里知道，我家后面的公园又开始施工，大卡车彻夜不停地从院墙外开过，和卸沙石的哗哗声一道，一下下撞击着我的鼓膜。“中央军委的领导看上这块儿地方了，在公园里盖楼，等他们退下来时住，听说胡锦涛也要来呢。”老妈告诉我说。
第二天我出门，发现院外的路被拓宽了，邻居单位把自己的院墙和墙内平房拆掉，把地方让给了新路。新路修得很正规，早已没有我小时候的模样。“这里的治安今后因中央军委的缘故一定非常之好！等胡锦涛退休了我一定去拜访，给他讲四、五十年前公园一带的故事和模样，讲故事我是老手，一定会把军委的退休干部听迷！”我想。
手 机
在北京，除了我，好象人人都有手机，手机成了当今世界人的标志。你可以没有品行没有道德，却不能没有手机，在北京我不过只住了八天，亲身体验了没有手机的不便。
在我的中文课班上有个学生叫凯瑟琳，要在北京新世纪医院呆二个月。她比我晚走几天，为此我把家里的电话写给她，并特地教会她电话用语，“你好！请问老毛在吗？”回国后我去了两天外地，回来后家人说有人打电话，没说是谁，只问“老毛在吗？”等凯瑟琳再次和我联系上，我高兴地表扬她，因为她的中文被听懂了。她住在天安门附近，我们约好在天安门最中间的门前见面，“正对着国旗杆。”我最后叮嘱了一句。
天安门广场人那么多，我后悔说错了见面地点，东张西望地找啊找，找到故宫门前仍旧一无所获。想给她打电话吧，我既无手机，又无号码，在诺大的广场上四处打听共用电话。广场上值勤的战士和警察很多，其中一个告诉我，“看见公共厕所了吧，那里有个商店有公共电话。”来到天安门城楼的一边，厕所找到了，却不见商店影子，“商店怎么会在厕所了！”心里批评着指路的战士。
尽管有风，太阳还是毒辣辣的，我来回在天安门广场走了好几里地，要不是平日遛狗有素，就我这把年纪！我向一位警察打听公用电话，他指头一点，又点出二里地。冲着警察我沮丧地叹气，年纪轻轻脸色黝黑的他关心问了一句：“找不到人了吧？”然后从兜里套出部手机递给我，“用我的打吧，找不到人着急。”我当时感动得直说傻话：“我得打两次电话啊，我得先问电话号码……”“没事儿，我这是包月的，打多少都是这么多钱。”警察扯着北京腔宽慰着我。最后还是他替我拨了两个电话，先向家里要来凯瑟琳的号码，才又给凯瑟琳打电话。和凯瑟琳第二次约好地点，在城楼毛主席像下。毛主席那么大，谁都不可能看走眼。第一次没见到，是因为她们错以为在国旗下了。我真心诚意地谢过警察，快步朝毛主席像走去。我在巨大的毛泽东像之前仍旧找不到凯瑟琳的影子。难道她跑到纪念堂去？把毛的像听成毛走后的房了？我气急败坏地快步向毛主席纪念堂走去，一下子又是几里地，将来要是再与人把天安门广场作为约会地点，我就不姓毛！！
纪念堂前人很少，一眼就能看见凯瑟琳不在那里。我几乎绝望了，眼睛四处寻摸着警察的身影。见广场上有两个警察在说话，过去小心翼翼打断他们询问公用电话，然后就满怀希望地盼着，其中一个人的手机是包月的。可惜，他们俩把前门指给我，“哎，要去前门打公用电话还需要问您嘛？！我要是有手机，一定让它包月，想给谁打给谁打！”纪念堂前我向毛主席发着誓，后悔自己找错了人，不应该找成伙儿的。同是一个人，当他单独时，比他们结帮时要可爱得多，鼓吹“君子群而不党”是因为君子太少，试想一堆君子整天价鼓捣在一起，没两个时辰肯定全党了。
两个二十出头的女孩在纪念堂前留影，笑得灿烂明媚，有这等笑容的人也一定有这等心地。我礼貌地向他们借手机，表示一定付话费。她们奇怪地打量着我，有些犹豫，但还是替我拨通了凯瑟琳的手机。在当今的手机天下，向一个陌生人借用手机一定是件令人怀疑的事情。事后我要付钱，女孩坚决不收，“要是收钱就不会借给你用了！”
打那儿以后，我姐的一个破旧手机放进了我的包，我总是找不到正确的地点总是走错路，破手机那几天救了我不少急。北京啊北京，你让我一个北京人焦头烂额。
智 窗
每次回京，出行时不是骑车就是坐公共汽车，很少打的。我喜欢坐在公交车里感受人群，好象坐在巴黎街头的咖啡馆观看路人，打的都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或好几个人一块儿出门，回国不就是为了看亲友嘛。出租汽车司机是北京城里最识多见广的群体，能听到他们的调侃算你有幸。我虽然打的很少，每次都能使我受益。他们告诉我一天干多少小时，挣多少钱，买什么保险，以前做什么，老婆做什么，孩子多大，买房否……一个年仅25岁的小伙子还告诉我，他爸是公安局刑警队的，开车还不如他，他打算卖了车开一家鱼馆子，多挣钱给父母买房。对那个小伙子我印象极深，二十来岁的独生子女代竟懂得孝敬长辈。一个司机对我形容他收入与支出时用了一句歇后语“坟地改菜园子——扯平了”，我却笨拙得听不懂，请教之后特地记下。他先是看不上我的笨拙，然后又为自己得意，那表情形态真真的活灵活现，我倍感亲切。
这次回家打的时我第一关心的就是开黑车。“开黑车是罚得很厉害，可黑车不怕，他们都是有门路才敢开，撞到手里马上有人救他们，要不谁开得起黑车啊。”一个司机告诉我。还有一次正赶上中国男足和哪个队赛球，司机一边儿开车一边儿听广播，还一边跟我解说：“早就该请中国人当教练！花那么多钱请老外，越踢越臭！中国足球生生让足协给糟蹋！早就该撤消了……”广播里传来了欢呼声，司机又激动地说：“瞧人家高洪波！一来当教练，男足马上改变了，照这么走中国足球才有希望，就他妈的足协那帮人，就认钱！”
“那您怎么看女足教练伊丽莎白呢？”我问。
“我对她印象不错，一有重大比赛，她也把队员家属请来，很有人情味的。”
“师傅我实话跟您说吧，为什么中国足球总上不去，就是没早点儿把您请去做足协主席！”我一本正经、毫不恭维地说。“看您说的，我算什么啊。”司机不好意思腼腆地笑着说。
最让我捧腹的是遇到一个外表严肃的司机。我妹妹有好几年没回来了，北京的变化，尤其是为了奥运的变化，让她瞠目结舌，我俩坐在车上评论着沿路的变化风景。当我们开过被戏称为“大裤衩”央视火烧楼时，一直沉默的司机开口了。
“看这楼，也不知道是什么人设计的？！中国不是出人才吗，瞧他们人才设计出的楼！要不老百姓叫它大裤衩呢，要不怎么还未盖好就让火烧了，这么难看的家伙怎么上面就能通过？！当时为了给它起名，四方征求意见，最后给起了个什么名儿吗？智窗！智慧之窗！可任谁一听都是痔疮！中国文化那么丰富，什么名字不能起，起“痔疮”，报上去还就给批了！老百姓都传，说是故意的，要不怎么叫它大裤衩呢，都长痔疮了，可不需要大裤衩嘛！”我和我妹当即笑晕。
同 学
从小学到博士后，人可以有很多同学，我却只有小学同学，所以尤其珍视，每次回家，中央领导可以不见，小学同学不能不见。
两张圆桌拼在一起，小二十人满满当当、亲亲热热围成一团。回回都是这帮人，回回都是忆旧事，怎么会不怕重复，不怕无聊，还笑得浑身乱颤？无非几年的历史，如果人生是个小木箱，那几年不过只占据一角，为什么都喜欢挤在那个小角落呢？其实，谁家没有糟心的事情，谁家的月亮总是圆的？但无论已经退休的，还是仍旧在任的，统统抛开了一切自己还是他人的烦恼，远离今天与未来，一厢情愿地挤在很久以前的日子里，小孩玩泥似的，满身满脸满手彼此之间幸福地涂抹着。
一桌人里，有两个当了局长，章做的甚至是老干部局长，他看上去非常像以前党内没有被腐蚀的干部，留着寸头，身材消瘦，脸上总挂着笑容，说话还带点儿口音，说不清他是怎么练出来的。凯在席上说到他们当年一块儿串联的故事。当时因为走得仓促又没有经验，一天没吃上饭，饿得直翻白眼。人不知鬼不觉地不见了章，找到时发现，他正一个人偷偷地吃烧饼呢！不愧为老干部，出发前多了个心眼，带着烧饼上路，凯一见立刻低三下四地请求分他一口，老干部极为有原则，楞是当着凯的面独自吞下，连个渣都没留下。
娜桠也来了，是从广州特地为我赶来，我们俩聊起了在广州的共同朋友的情况。她告诉我，一个从西北跑到广州下海的朋友，当年到了那里，一下子就被广州的开放吓住了。朋友去按摩，按摩小姐为他努力地按完后背，要求他翻身，继续按摩前面。不管按摩小姐如何恳求，他就是不翻身！听后笑得我也翻不了身，对面的凯问我们笑什么，我立刻就把这故事安在“老干部”身上。大家初听都有些不信，“老干部”虽然朴实，毕竟也在改革开放的大潮里打过几个滚，总不至于这么没见过世面？娜桠，她居然不动声色地跟着我编。我冷眼打量着娜桠，这个当年的美人，长期生活在广州，也变得阴险毒辣了。
当年爱抹泪的垒早就找不到了，他左边坐着燕平，右边坐着新惠，一会儿工夫就把垒迷惑得忘了老婆，她们俩原本就是垒小时候一直暗地里垂涎的啊！尤其是燕平，不知不觉中又开始挺胸撅臀，我厉声问垒，他如此忘形，把我往哪儿摆？！垒喝了不少，心里却一点儿不糊涂，“你来了就坐在我的腿上！”一句话笑翻了全体！我们这些人，其实都是规矩有余，风情欠缺，爱家爱子的好父母，怎么难得聚一次，一聚都变成了厚颜无耻无遮拦呢！我面无俱色，赶紧跑过去坐在垒的腿上，还不怀好意地大喊着“快照下来！然后拿去给他老婆过目！”垒的老婆是那种大眉大眼的大美人，尽管不再年青，秀色仍旧可餐，她看到照片一定会气得半死，想来找我打架，或是也坐在我先生的腿上都是不可能的，我二天后就又回到德国了。
我们闹腾够了想去结帐，哪想到当年不肯舍一口烧饼的“老干部”早就走在大家前面。刚才大家还相互打趣攻击，现在则面面相觑不好意思。我们不是吃公款的人，让他一人掏那许多钱于心不忍。看来不管是同学还是朋友，都要有打小就在一起的经历，否则不会有人在顶着“就不翻”的笑名后仍旧为你付账。面对大家的歉意，“老干部”很大度地挥挥手，连挥手的姿势都像极了老八路。
几个小时忘乎所以地陶醉于青少年时代，觉得那几年的时光在世上是无与伦比的，似乎谁都没有我们活得好玩！那些年里，尽管包括着父母遭殃，自己流放，和以后的婚姻搁浅，工作不顺……所有一切人生模式可能发生的不幸，但当我们重新挤在这块小角落时，仍旧能笑得个天翻地覆，我以为，我们还是没有白活！
回 程
在京期间，每晚九点半先生都会打电话来，万一我不在，我妈就用德文告诉他：“使背特”（过一会儿），那是我以前教她的电话用语，老太太居然从不忘记。十天过去了，我对先生说，“二天后就见着啦！”“什么二天、三天后！”然后他反映过来，回去是当天飞当天到，意料之外减少了一天等待，竟然高兴得像孩子。我们这是怎么啦？如此的多愁善感？少来夫妻老伴儿，我们真的是老了。
回去的飞机上也是基本满员，偏偏我那排有两个座位空着，坐在另一头的是个中年男人，留着士兵般的寸头，浑身上下没有赘肉，坐姿端正，相貌与作派也是端正的，给人一种有品质的感觉。我认定他是个军人，并且是以色列军官，大概是他长得和我曾经认识的一个以色列青年相似的缘故。那个很有礼貌的青年当年在弗莱堡读书，我请他来家吃过一顿饭。他那时心情非常不好。力主与巴勒斯坦和平共处的以色列总理刚被人谋杀，和平解决两国旷日持久战争的一线曙光也随他而去，以色列青年悲痛得近乎绝望。总理被暗杀，意味着和平变成幻影，而他又是一个那么期待和平的以色列人。要说有预感天赋的应该是他才对，十多年过去，那块土地就没有过一天安宁。“以色列军官”始终坐姿端正，即使在他睡着的时候，空在我们中间的两个座位他碰都不碰。我原本可以占据三个座位，享受连脚指都可以伸直了睡的待遇，可他的庄重抑制了我的随意，仍旧在两个座位上蜷着，留下一个备人家伸展。想巴以两国那场半个多世纪的战争，是不是因为没有一个德高望重的庄严之人？本来可能出现一个，却马上被人杀掉了。
我和先生终于坐在园子里喝着啤酒，面对一切如常的居家旧景向他汇报着行程。走时像被胶粘住了脚勉强上飞机，惦记着先生，现在俩人重聚，安然无恙地喝着小酒，我却忍不住又开始唠叨：“你少喝点儿酒，多喝点儿水！”“刚把你盼回来，又来老一套，赶快订机票再回去吧！”
然后，我就真的算计下次回国的日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