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官太贪
德国警方的八月行动出动1300多警员、搜查180多家中国餐馆，令德国华侨界震惊不已。这次行动是中国劳务厨师的待遇问题。从德国报刊报导来看，问题似乎仅仅是劳务厨师受到盘剥。其实问题并不简单。正如德国之声8月27日报导里波恩中餐馆老板金建树所说，“1998年之前中餐馆还可以自己在中国挑选厨师。但自1998年开始德国有了一个规定：如果你想从中国聘请厨师到德国，就必须通过中介机构进行。这就导致经常出现被介绍的厨师根本不称职的情况。
由于需求量大，谁想出国，只要交钱接受二个月的厨师培训便能达到目的。由于害怕失去工作，这些厨师在国外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一些黑心的餐馆老板也就利用他们的这一弱点。现在令金建树担心的是，中餐馆的这一状况以及德国警方的大搜查将使中餐馆形象蒙受损失，有这么多警员参加的搜查行动和媒体报导将对生意产生不利影响。”
其实，在这种“不称职”现象背后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就是中国官方惊人的腐败。与德方劳工局签约的是中国对外贸易部劳务输出部门对外承包工程商会。这些官方指定的25个劳工输出点被贪官掌握，向劳务厨师伸出了贪婪的手。厨师的资格证明、外语证明由他们盖章。有的厨师还没有出国，已经被迫交纳了4千到6千欧元。其中有些“特级厨师”根本没有厨师手艺。
庸吏无能
至于所谓大小合同问题，1998年法兰克福德国餐馆业劳务厨师会议上各地中餐馆老板们已经担心：除了德文合同外，再加一份中文合同，会不会出现纠纷，陷入法律困境。现在困境果然出现了。中文合同的初衷并非故意跟官方玩弄花招。而是中国人长期的习惯与德国的方式不尽相同。中餐馆一般都是支付实际工资给工人，工人的纳税、租房、水电、饮食、保险支出全部由业主代办。从不懂外语的厨师来看，这样也合乎情理，要他们操心食宿税务确实不易。从这个角度分析，扣除厨师的食宿（德国社会一个单身者基本生活费约六、七百欧元）、税务（工资税、团结税、保险费等），实际上厨师拿到的工资与应得收入相差不远。第一年较低，也是据说因为不少劳务工人不称职，或离开国内劳力密集型餐馆不太适应国外生产方式。其实不称职、不适应和工资高低本属于劳资双方可以协商解决的事情。结果闹到走上法庭，造成全国性警察行动，把中餐馆描写成奴隶劳动黑窟，实在是因小失大。一个重大的问题是中国使领馆太官僚，太失职。
为什么这样说？中国使领馆又不靠中国餐馆领工资。是的，但是使馆官员应该知道，中餐馆是华侨在海外的支柱产业。虽然近年来经营其它行业的华侨开始增加，但餐馆依然是华侨生活的主要来源，蔬菜、肉类、杂货和副食品业也都主要依附于餐馆业及其家属、工人的生活需要。保护华侨权益、维护中国人形象是中国外交代表的职责。中国使领馆不能只在国内发生灾难、需要捐款时才想到华侨，想到多募捐款，可以多向国内邀功请赏。一旦餐馆在金融风暴的飘摇中经不住反复打击，全面崩溃，使馆也将不再容易找到捐款人，更少有人为中国政府去摇旗呐喊。
中国使领馆，尤其是领事部门应该深入了解华侨的困难和疾苦，倾听劳资双方的声音，调解其中的矛盾，研究华侨生存之道，把握国、侨关系；不仅利用华侨社团为政府充当政治和外交的走卒，应该积极引导社团为华侨排忧解难。光凭一张嘴夸口说“祖国是华侨的坚强后盾”是空话一句。华侨需要明白的实惠。领事部门的官员应该研究相关的矛盾和法令，组织和指导华侨社团去解决华侨中的切身事务。这才是真正的为华侨服务，为祖国服务。中国有五千万海外华侨，具有重大影响，中国使领馆干部不懂华侨事务（华侨学），未来还将出现更大的失误。
侨领只会政治秀
中国人讲乡情，重义气。唐代出现会馆的雏形，明清以来会馆在各地乃至海外极度兴盛。“敦厚仁恕，保全信义”维系了同乡、同胞的亲情和乡谊。同胞社团（会馆、公所、联谊会）承担了许多社会功能，扶助新来者，借宿、荐职、镖会、借贷、丧葬和其它娱乐、喜庆、募捐等等。基本上不涉及政治。辛亥革命期间，革命党把反清斗争的内容涉入到洪门（致公堂），共产党革命也收编部分会党，在国共斗争中狡猾地利用了民间社团。1949年以后，党政意识形态全面监控民间社团，海外华侨社团成为政府的政治工具和马前卒。原来的社会功能几乎全部丧失，仁义为先、和为贵的精神也丧失殆尽。当今许多华侨社团的所谓侨领，除了爱党宣传、爱国表演和争名夺利外，几乎不知侨团之社会功能为何物。面对驻在国的行政部门，只会重复民族主义的谩骂，却不懂得如何进行合理合法的保护自身权益。搜查案发生后，许多华侨大骂各地的所谓侨领是缩头乌龟，顶个屁用。这些所谓侨领在无风险的政治秀中捞名捞利，争先恐后，在为华侨争取权益的抗争中，畏首畏尾，灰头土脸。
劳务工人的权益应该得到保障。他们是出国的“农民工”，他们缺乏外语能力，如遇纠纷、无法表达和申诉。也确实有少数餐馆不按合同提供给工人正常的住宿，在地窖或库房中设铺，饮食粗砺……既然常年有劳务工人出国，政府就应当设立相关的工人权益保护机构，提供免费服务，就应协助工人成立工会，及时跟资方交涉，劳资双方协调权益，避免将矛盾激化而走向极端。一旦激化而破裂，不仅餐馆业受到沉重打击，劳务厨师也失去了赚钱机会，国家更蒙受外汇损失。共产党早期曾经有过李立三、刘少奇等安源工运活动家，后来转向农村根据地，1949年后工运作为夺权敲门砖被弃置不用，而且生怕工人阶级以工运妨碍他们的一党专制，工人阶级被剥夺了结社的宪法权利。在一党专制之下，什么三个代表、以人为本，统统变成了无耻的谎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