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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

诗霸毛泽东

独霸诗坛数十年

凡在中国大陆经过五、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人,在回忆诗坛印象时,都会有一个基本共同的结论,就是除了古典唐诗宋词的流风遗韵外,毛主席(旧体)诗词为主体,其余皆不足观。毛泽东独霸诗坛至少三、四十年,到死都是一个诗坛恶霸。几乎演绎了黄巢匪诗“我花开后百花杀”的肃杀真谛,应验了毛泽东少时短诗的预言:“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

中国从1949年以后,就没有了温柔敦厚的诗坛。最大的讽刺是开国大典那天,诗人胡风发表了长诗《时间开始了》。可曾几何时,胡风成了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诗人反革命。文革十年中只剩下毛泽东诗词和鲁迅旧诗是允许阅读的,其余便是个人崇拜的歌词铺天盖地。郭沫若的口号诗点缀其间。“向江青同志学习”,“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一些臧克家之流的五七干校诗。陈毅不懂旧诗格律,写不新不旧的假旧诗。官方诗坛跟知识青年分道扬镳,青年们自己老歌新编,唱过很多不同版本的《南京知青之歌》。毛时代“新民歌”的局面,一言以蔽之,就是“颂毛伪民歌”,延安文艺时期的代表是《东方红》,1949年后则以《浏阳河》为代表,包括假大空的《红旗歌谣》。

小说、戏剧、电影也遭风吹雨打,花果飘零,可毛泽东还没有自己的小说和剧本来占领舞台,顶多派江青搞一些样板戏来树立标杆。唯独诗歌一隅是毛泽东的一统天下。甚至连接近诗歌的各种对联和座右铭也几乎全被毛泽东的诗词八股所垄断。做形势报告,总是“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涉军民关系总是“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公社卫生院对联就是“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是语录就好,不管原意褒贬);挽联必是“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纪念大会总是“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说社会主义必定“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说资本主义必定“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

权力与诗艺

在论及毛泽东的人品和功过时,人们常常在政治家、革命家之类的大头衔之外,再加一个诗人的浪漫头衔。平心而论,毛泽东具备旧学功底,再加上湖南方言的便利(北方方言区出身的人非经训练不易掌握平仄声调,而湖南方音接近平水韵),对于诗韵和意境有所理解,所以闲暇之余偶有诗词创作。毛泽东能有这类能力和功底,并非他古今独步,才冠群伦,而是在他的少年时代,中国的教育还没有完全学堂化,他接触并接受了旧式教育中古典文学诗韵、对仗、平仄的启蒙,并开始有了这些方面的爱好。当时所有与他同龄或稍前稍后的知识男女能吟诗赋词的实在是所在多有,远非珍奇。只是在共产党的队伍内部,因为文化背景的虚弱,才略显鹤立鸡群而推崇备至。

关于毛泽东诗词广受欢迎而家喻户晓的情况,海外政论家胡平有过一段非常深刻的批评:“我怀疑,我们后来对毛诗词的热爱,恐怕是和我们对毛本人崇拜的升级以及毛诗词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以唯我独尊的威势铺天盖地宣传灌输分不开的。诗词这东西很奇怪。一方面,它可以因本身的价值而广为流传;另一方面,它也可以借着其它力量(如权力、财富)先广为流传,继而增加其本身的价值。我们知道,阅读过程不仅是发现的过程,而且是再创作的过程;因此,一首诗被阅读的人次越多,它被发现的意义便越充分,被赋予的意义也就越丰富。这就使它有可能获得超过自身价值的更多的价值。如果一首诗本来就有些味道,那么愈流行便愈显得有味道。再说,诗是人际沟通的一种形式。如果一首诗流行到无人不知的地步,你刚念出上句,众人都能接出下句,一首诗能够召唤起千千万万人的共同经验共同感受,那无疑也会使你感到此诗魅力无穷。简而言之,一首诗因受到读者偏爱而广为流行,这是一回事;一首诗因广为流行而受到读者偏爱,这是另一回事。当然两者不能截然分开。不过对毛诗词而言,後者的成分显然更重。一切欲对毛诗词艺术价值进行评估者不可不注意这一点。”(《北京之春》1995年3月号《读李志绥回忆录》)

对新诗旧诗胡言乱语

毛泽东统治的时代是文坛萧条肃杀的时代。诗歌尤其一片荒芜。老一代诗人艾青、胡风、陈梦家、穆木天,新一代诗人邵燕祥、流沙河、穆旦……不是反革命就是右派。对于其他文学体裁,小说、戏剧虽然都没有好话,“利用小说反党”、戏剧都是“洋人、古人、死人”,毕竟还稍微留有剩余的空间;可是对新诗几乎没有留有任何余地,毛泽东竟然说:“现在的新诗不成形,没有人读,我反正不读新诗,除非给一百块大洋。”这是什么话?一个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竟然对于国家的文学艺术发表这样不负责任的混帐批评,堪称举世无匹。新诗不成形?不成形的东西其实很多,革命京剧就成形了吗?江青鼓捣一阵,毛泽东就热情观看,还亲自修改样板戏的舞台剧本。对新诗没有一句好话,那旧体诗如何?毛泽东又说:“詩當然應以新詩為主體,舊詩可以寫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這種體裁束縛思想,又不易學,這些話僅供你們參考。”

为什么不宜在青年中提倡?诗就是语言的精华。每一代青年都应该学习传统文学的精华,并有一些人继往开来。说旧诗的格律束缚思想,是一种外行的说法。诗人闻一多说过,诗歌就是就是戴着脚镣跳舞。有一定的束缚,却又能自如地舞蹈,才是精湛的艺术。所有的艺术都有一定的时空设限,否则就谈不上艺术。关键是,旧体诗词的韵辙已经跟现代汉语逐渐脱节,尤其是旧诗严拘平仄、粘对,其中的入声已经在现代汉语中消失,仅存于南方的若干方言之内,旧有的入声汉字已经“入派三声”,分别加入了平声、上声和去声之中。北方方言区的同胞非经学习不易掌握,南方同胞也需启蒙,尔后才能唤醒自觉。本来是一个号召诗人共同商议进行诗歌现代化改革的问题,被毛泽东的“不宜提倡”搞成了禁忌,搞成了青年不宜学习的禁区。一转眼半个多世纪过去,中国的旧体诗词弄到了几乎失传的境地。

本来,这是个并不复杂的问题,现代汉语词典里的字词按照韵母排列就可以变成现代汉语诗韵,若经协商,现代新型格律诗词可以借用旧体诗词的格律。说到底,就是一个如何对待入声的问题。普通话里入声已经完全消失。现代格律诗能否去除入声,以阴阳上去拘平仄、求粘对,也是可以讨论的事情。实际上,毛泽东在语言知识方面非常缺乏修养,一生没有学用过普通话,在天安门宣布人民共和国成立,最需要讲一句国语的时候,竟然也讲的是土得掉渣的韶山土话乡音。估计他对于普通话和家乡话的区别,音韵方面的基本常识都很欠缺。结果,因为毛泽东的知识缺憾和片面指导,“不予提倡”,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几乎贻误了大半个世纪。说什么仅供参考,实际上是“最高指示”即皇上圣旨。有人说,后来毛泽东说过:“旧体诗词源远流长,不仅像我这样的老年人喜欢,而且……中年人也喜欢。我冒叫一声,旧体诗词要发展要改革,一万年也打不倒。因为这种东西,最能反映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特性和风尚,可以兴观群怨嘛,怨而不伤,温柔敦厚嘛……”对不起,这些内容至少在毛泽东去世后的十几年,(未见大力宣传),全国百姓闻所未闻。首先,在毛死后二三十年之后,才公布说中国官方有这方面的政策,实在是对中国诗歌界的侮辱。其次,什么是“冒叫一声”?这样的土话完全不是规范的普通话表达。不必胡乱吹捧,又说这是什么个性化语言。要知道,这是在探讨诗歌创作和文艺方针问题,而不是在采集民歌或田野调查。毛的滥用言语,完全早已是党内外个人崇拜宠坏了的结果。

病态的美学趣味

毛泽东的诗才被吹捧得无以复加。其实凡是懂一点诗的人,多少写出一点意境并不是什么特别了不起的大事。诗词的抒情,可以是豪放型的,也可以是婉约型的,豪放型并不一定比婉约型的更伟大。毛泽东的诗词多半倾向于豪放型抒情,也就是他的个人特点而已;动辄就往伟大领袖、英雄情怀方面拔高,过分了就不免肉麻。历史上抒写军旅、边塞题材的诗人高适、岑参、辛弃疾、陆游……代有才人。他们的描写意境恢弘,景观壮美。毛泽东的作品少,内容也单薄,纵向相比,恐怕远非大家。

更应注意的是,毛泽东的战争观念也很怪异,追溯根源,估计跟他的价值观念紧密相连。“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战争毁坏了村庄的屋墙,他倒反而觉得“更好看”。或许是革命家的病态?是不是一种革命战争的癫狂?当我们普通民众看到天安门英雄纪念碑上解放军六四开枪的弹洞时,心里都会压不住一阵悲愤之情,绝不会觉得那景象会更加美丽。杜甫的三吏三别,处处皆以人民的苦难为基准,毛泽东或许处处皆以战争的输赢为基准。所以,他会有“战地黄花分外香”的感受。我的父亲是亲历抗日战场的军人,他的回忆曾提到盛夏和秋后的战场,(正是野菊黄花盛开的时节),由于双方阵亡官兵的尸臭,熏人欲呕……。退一步说,即使不是盛夏和秋后,战场上硝烟弥漫,尸骸枕藉,断垣残壁,血肉模糊,也绝对不是什么美好的景象。历代军旅诗篇,描写争战的惨烈、军士的献身和人民的厌战是比较真实的民意;而高唱战争的光荣,咏叹战争的奇美,恐怕只能是少数独夫人物的特殊心态。

名家的恶评

毛泽东的诗艺也被吹捧得十分过分。实际上早已有人腹诽,只是慑于个人崇拜的淫威不能公开表达而已。1959年3月11日,胡适读到大陆出版的毛泽东诗词,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看见大陆上所谓‘文物出版社’刻印的毛泽东《诗词十九首》,共九叶。真有点肉麻!其中最末一首即是‘全国文人’大捧的‘蝶恋花’词,没有一句通的!抄在这里(从略);我请赵元任看此词押的舞、虎、雨,如何能与‘有’韵字相押。他也说,湖南韵也无如此通韵法。”(《胡适日记全编》第八册,568—569页)在我有限的阅读中,一直没发现有《蝶恋花》词是中途换韵的。胡适提出异议只是一般的议论,因为他不是语言学专家。他请赵元任阅读,就大不相同了。赵元任是中国现代语言学家,比毛泽东长一岁。既有国学功底,又兼通英法德日俄多种外文,哈佛博士后,学过多种汉语方言,学过音乐,为《叫我如何不想她》作曲。他的说法非常有理。他知道毛泽东不会说国语,完全是凭他的湖南方言(长沙方言保留了入声)押韵调平仄。结果发现,即使用湖南韵,此阙《蝶恋花》末尾三句的舞、虎、雨韵尾也跟前面整篇的有、酒、袖不合韵。毛泽东才思不济,无法一韵到底,仓促改韵,勉强成篇。这种态度应是诗人之大忌。如果人人都这样“不以词害意”,粗足硬靸水晶鞋,让诗律词牌朝令夕改,艺术还有什么高贵?

胡适是往来于海外和台湾的学者,早年曾夸奖毛泽东的白话文“清通”,当然也可以在日记里指斥毛泽东的“不通”,国内的学者就没有这样的环境了。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倒台,情况才有所改观。记得八十年代初期,我的一篇论文在北京有幸获得民间文学论坛奖,我和复旦大学、上海师大的两位老师一起去北京开会(领奖),同时也去拜访中国民俗学的理论家钟敬文教授。印象最深的是两件事:第一是两位老师谈到,钟敬文教授以孔夫子“君子不党”的古训,谢绝了北师大党委劝他入党的建议。第二是见面时钟敬文教授谈起毛泽东诗词。他说过去不敢直说,现在提倡说真话了。毛泽东的《七律·冬云》中颈联犯合掌。英雄和豪杰同义,虎豹与熊罴近义。钟敬文教授古文功底深厚,右派加冕以后,暗中仍和聂绀弩等诗人唱和往还,是当代诗家和评家,他的意见不容忽视。

“名篇”中的阙失

毛泽东的比喻和联想是否高妙,也可以商议。比如最受推崇的名篇《沁园春·雪》中的“山舞银蛇,原驰蜡象”,前半较好,后半甚拙。原,作为原野、高原,远不如山那么形象鲜明,曲线蜿蜒,形态丰富。原,已经不够生动;象,作为一种巨大形体的动物,动作本来就迟缓笨拙。作者还要加上定语,限定为非生命的蜡象,就更加了无生气。然而动词却是驰,也就是飞速狂奔。一拙一驰自相矛盾,这样的比喻和联想实在大煞风景。将山舞银蛇所推出的动态飞旋景象破坏殆尽。《沁园春·雪》是毛泽东诗词中宣传最早的一首,从重庆谈判时期就开始,五十年代编入中学课本,而且在各种场合都有大量宣传介绍。结果,凡讲到“原驰蜡象”一句,学生和一般群众没有注释完全不易理解。即使学过,也不容易记忆。这一情况反过来说明,此句的比喻和联想本身存在缺陷。

强行普及的流行

现在的年轻人恐怕想像不出文革时代毛泽东诗词怎样泛滥成灾。我任教的学校有位学生的家长是当年偷渡来到德国的难民。后来做了一家中国餐馆的老板,做生意讲广东话,跟我们说事,就说半生不熟的普通话。有趣的是,他的对话里不断会冒出一些毛主席诗词的联语。“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起先以为他大概有些文学修养,后来发现,他几乎写不出几个汉字,连化学和画图有什么区别也不清楚。原来他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庚,1966年小学毕业,文革爆发时进的中学。数理化基本没学过,语文也就是老三篇和毛主席语录。老三篇那些文章背过以后,逐渐淡忘了,可是毛主席诗词中的联语都是七字一句,而且多有平仄对仗,读起来顺口而流畅,不仅朗朗上口,而且同辈人多半也有些耳熟能详。于是,但凡话题有一点扯得上的关系,他就会扯出一段毛主席诗词的联语,简直成了他老先生说话的特色,有时令人哭笑不得。

这个活生生的实例告诉我们,由于强大的政治权力及其宣传的绝对话语权,实际上文革期间对人民实行了毛诗词的强制教育普及,所有语文教科书课文全部被指称为“毒草”,数理化生课程全部停止,只上语录课(包括毛诗词)。毛诗词的垄断性普及几乎是以正常教育的荒废为代价的。

清扫权力泛滥的诗坛

毛泽东用他个人的若干旧体诗词垄断了中国诗坛三、四十年,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奇观。一个民族的诗歌应是人民的心声。近六十年来,中国的诗坛发出的多是扭曲的声音。毛泽东先天语拙,缺乏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基本表达能力,掌握旧体诗的格律也有阙失,却对中国诗歌一再乱搞瞎指挥,长期窒息了中国新诗和传统诗歌的发展。现在已经到了必须认真清算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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