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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华小说园

重逢

电话铃响了,妹夫接过电话后告诉大家,章敏打来的,说今天下午她先送她父亲去一朋友家,4点左右将过来看望我们。听到这个消息,我喜出望外,自从1984年6月2日法兰克福机场那一面,再没见到她。弹指一挥间,30年过去了。

章敏——我父亲最得意的优材生,也是父亲最亲密的同事,更应该说是忘年交。章敏是1978年来到外交学院的。我认识她时,她还只是个十几岁的小姑娘,有着一张洋娃娃般可爱的圆圆的脸,天真、活泼、热情。在我的记忆中,她几乎天天都往我家跑,请父亲指导修改她的作业。父亲也格外看中她的勤奋和聪慧,有求必应。我那时并没太留意她,第一,她比我小11岁,年龄相差太大。第二,我正为出国学习补习英语,临阵磨枪,搞得焦头烂额,无暇关顾周围的事情。1979年9月我去了美国,可没想到五年后,我几乎毁了她的前程。

文化大革命期间,知识越多被认为越反动,学校被视为培养封资修苗子的温室被关闭。毛泽东可能突然发现,由他老人家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把接班的人材都革没了,后继无人。作为试点,国家在七十年代初,从十三、四岁的孩子中挑选了一批“出身好”且聪明的“尖子”,直接送到国外培养。章敏就是这些孩子中的一个,她被送到瑞士读书。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四人帮”随之倒台。章敏的父亲,据说在上海“四人帮”写作班子里工作,于是,她被中断学业。一个天真无邪的孩子,被糊里糊涂地“提拔”送去留学,又被莫名其妙地勒令中断学习,这突如其来的巨变,不知曾给这个无辜的小小心灵带来什么样的创伤。回国后,她先是被送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然后被发配到一个不能与外国人接触的单位工作,即外交部在外交学院办的外语训练班。就在那个时候,我结识了她。她无处可去,就把老师的家当作了自己的家。

1984年,是我作为“叛国投敌”分子在德国漂泊的第四个年头。四年了,没见到一个中国人,没说过一句中文。在这异国他乡,对家乡的思念,对父母,对儿子和儿子的父亲的负罪感,无时不刻地嚼噬着我的灵魂。我因没按大使馆的指示回国,被外交部视为敌我矛盾,申请儿子到德国治病的要求被一次又一次的拒绝(注:儿子患先天性脑积水,当时在中国是不治之症),这更加深了我的痛苦。在国外漂泊的那种无根的感觉,那种无处倾诉的寂寞,一言难尽。就在这几乎绝望的时刻,父亲来信说,章敏将以同声传译的身份到瑞士参加日内瓦会议。这个惊喜的消息,给了我见见祖国亲人的希望。父亲的来信中附带着一封章敏的信:

“李敏,你好!我是第一次提笔给你写信,而且是向你报告我赴日内瓦出差的消息,我从心里感到高兴。高兴的还有,我将有可能亲眼见到你。我和你的父母一样,一直很想念你,多亏我经常看到你寄给家里的相片,但总觉得还不够亲切。大家都多么想亲眼见到你啊!李老师申请去法至今不得落实(注:因我属于敌我矛盾,儿子不准许到我身边治病。当时有一法国朋友出面,帮助我申请儿子先去法国),我要是能在最近的将来见到你,替他看看你,那该多好!我想,你也一定在猜想我的变化吧。你出去时,我还不满20岁,现在已经25岁了,鬼知道为什么青春时代过得那么快!……。章敏 1984年5月19日”

章敏给了我她的具体行程:6月2日,CA937班机,21:30分起飞,中途经法兰克福,在法兰克福停留约2、3个小时。到日内瓦的头一个星期无工作安排,一行33人,全住旅馆(这比住大使馆方便的多),6月24日乘CA938返回。

接到这个消息,我再也按捺不住尽早见到她的渴望,立即计划争取在她到达日内瓦之前去法兰克福机场见她。为这难得的机会,我给儿子买了个和他(当时5岁)个子差不多大的长毛绒狗熊玩具,这是那时我唯一能做到对他的思念和爱的表达。我请章敏把我的小提琴带来。那把小提琴,曾伴随我度过了文革的残酷岁月,三年半孤苦的插队生活,三年半工农兵学员斗批改生活。它曾经是(后来始终一直是)我的心声和至交。

伊拉克战争和911事件之前,机场的安检控制还不是那么严格。经与海关警察的申述,我只须出示工作单位证明和填写一份表格,就被顺利地批准进入国际候机室看望朋友。如此简单,是我没有料到的。在一群中国人中(那时很少有中国人能出国和坐得起飞机)我马上发现了章敏,她也同时发现了我。我和她的激动情景是无法用笔墨来形容的。

章敏回国不久,家里来信说,代表团中有一个人认出了我,章敏于是受到了严厉的批评。文化大革命中,我是坚决的“保爹”派,也是唯一的一个公开和外交学院掌权的极左派叫板的对立面,因此绝大多数外交学院的人都认识我。但我没想到,竟会有人告章敏,竟会由于我而加罪章敏。鉴于内心的极度不安,我给外交学院党委写了下面这封信。

“外交学院党委:我想在此就我到机场看望章敏一事讲明几点情况。

我从家里来信得知,章敏将参加日内瓦会议途径西德。出于想见见祖国来的朋友和问讯我父母、孩子近况的心情,我到西德飞机场去看望了章敏。章敏本人事先根本不知道我能到机场见她,就连我自己事先也不知道西德海关会允许我进入国际候机室去会见朋友。我能见到章敏是我偶然的幸运,在这件事上章敏并无任何责任。我在此请求外交学院党委转告章敏所参加的代表团的领导,请不要错怪章敏事先没向领导汇报。章敏并没做错什么事情,如果我希望能见见自己祖国来的亲人,听听自己的家音的愿望是不合理的话,在此,我仅能向章敏表示万分歉意。此致

    敬礼 李敏 1984年8月6日”

然而,章敏没有得到原谅,她被取消之后的一切出国机会。但她让父亲转告我,不必为她担心,至于有些人说长道短,在中国这样的环境下是难免的,由于司空见惯,也就不当做一回事了。虽然她这样安慰我,我始终无法心安理得。后来,听说她得了重病,几乎丧生。又后来,得知她被批准到美国她爱人工作的地方接受治疗。再后来,她和丈夫定居在美国,有了个安定的家。她刻苦学习新的技术领域,在财务管理上独挡一面,长期就职于非盈利机构。

门铃响了,门口传来了我所熟悉的小鸟般快活的说话声。还是那个章敏,那个有着洋娃娃般可爱的圆圆的脸的章敏!热情、豁朗。我看到她的身体和精神都不错,为之宽慰。她走后,给我写道:

“李敏,你好!这么些年来,我是第一次给你发Email,心里不免有点激动,就像那天在外交学院红楼见到你,我欣喜得不知如何反应。我们最后一次在法兰克福机场的相见已经过去了30年了,但那天见到你和贝贝(儿子的小名),觉得无比亲切。我在外交学院的10年里,你们家就是我躲风避雨的一个港口,也是我学习成长的地方;你们三姐妹是我的姐妹。80年代里,我们各奔了前程,要是我没有生那场大病,我想我不会落户在美国,但我还是感激这个来到美国的机会,使得我又学习到新东西和新技能,同时身体基本稳定。眼看着父母年迈衰老,我希望自己多抽些时间陪陪他们,也为他们做些实事,所以现在起我会多回国,每次回去我也可以多呆些日子。另外趁现在腿脚还灵便,我要多看看世界。这些年,我们在法国、意大利和德国都做了若干月的居住,尽管我是学法文出身,我和丈夫都更偏爱喜欢德国。今年上半年我丈夫在柏林教书,我也从四月呆到了六月。遗憾这段日子里,我们没能够联系上。下次去德国我一定会去海德堡找你,还要去看看你妹妹。如果你来美国,或是途径纽约,我也特别希望你能够告诉我。章敏 2014年10月8日”

后记(一)

我寄给章敏我的《重逢章敏》,她看了我这篇回忆后,写来读后感。读到她坎坷的一生,令我唏嘘不已。她读后感中提到的孟老师----孟鞠如----是外交学院的法语权威,也是我父亲的至交。孟鞠如曾任国民党驻法国大使馆参赞,新中国成立之际,他带领全体大使馆人员起义投奔红色中国。1957年被划成右派。文革期间受到抄家,批判。

章敏读后感全文如下:

李敏,你好!看到信箱有你来信已经很高兴了,没想到还能读到《重逢》一文,更是不亦乐乎。你能够如此地珍惜自己以及他人的过去,如此温馨地回忆过去,实在让我非常感激和感慨。虽然都是发生在30年、甚至是40年之前的事情了,但今天读完这个故事后,我禁不住思绪翻滚。在法兰克福机场相见的场面历历在目,甚至连当时机场内的咖啡香、奶油香,今天又出现了……那个年代实在是太疯狂了。

你在文中提到你不能想象我在76-78年间是怎么承受突如其来的变化,同样,我在知道你的“不归”后,也是很难想象你是怎么熬过想家思念的日日夜夜。我知道,你当时的家信都是通过可靠朋友转手后才落到家人手中的。我那时基本上就是李家的一员,每每得到你的信息都会欣喜若狂,会抱着贝贝,哼着我们几个人自编的一个小调:“大头大头(注:因脑积水,头被水胀得特别大),下雨不愁......”,我感谢上苍,让我们都挺过来了,也让我们得到了比常人更多的生活体验。

我人生的几次大磨难,都因祸得福了。四人帮被打倒后,我再也不能在日内瓦完成我的学业,也不能有涉外联系,所以被发配到当时的外训班。我报到的那天,法语教研室就有人认定我是一个小四类分子。也就是因为这顶帽子吧,我从一开始就得到李老师和孟老师的同情和关心,他们把我当成了自己人,我也因此找到了一个避风港,得到了启蒙和栽培我的两位恩师,这样我才得以在82年直接考入研究生,成为了当时与我一批出国留学的一拨人中唯一一位有研究生文凭的。更重要的是,我是这拨人中最早获得自由的人。也是因为一场病得死去活来的病,我下决心离开了大陆,并经过数年挣扎,改变了职业方向,放下了文字,跟数字打起了交道。我清楚,我没有多少文字语言天赋,而我对数字有感觉。几经磨难后,上苍还是把我喜欢的、容易胜任的东西放到了我面前。

直到这次在京见到你,你为我给外交学院领导写信申诉一事我一直不知道,今天看到你信函的全文,由衷地感激你的正义。虽然我们两敏在一起接触的时间很少,也没有过促膝交流,但我一直觉得我们心很近,而且你做过的一些事曾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你在西德定居后,曾用12幅你拍的照片,印制成一个日历,作为礼物送给了家人。这样的日历本身在当时就是一件非常别致的新生事物,我不知来回翻阅了多少遍。其中有一幅照片牢牢印刻在我心里和脑海里。那是一幅树林照片,几缕晨曦穿刺进来.....我也说不好为什么这幅照片会如此打动我,以后,每当有机会去林子散步,我都会去寻找那幅照片给我的感觉。我也曾拍过无数林子的照片,但都达不到我所期待的效果。那幅照片上的那个林子,在我心里也成了西德的代名词。我两次在德国时候,都跟丈夫提起我在你相片上看到的那个林子和我的感受,你看,这个烙印深不深啊!期待不久将来能跟你一起去那个林子里漫步。

祝好,章敏 2014年10月23日

后记(二)

章敏:为什么我过去一直没有去旅游德国?

在这次出游德国之前我曾三次到过德国。1974年夏天,在日内瓦读书期间,领馆组织去看莱茵瀑布,这个瀑布在瑞士的巴塞尔附近,离德/奥/瑞三国交界处很近。那一次在奔泻的瀑布前一位新华社记者为我拍了一张彩色照片,我穿的是一件藕底色短袖的确凉衬衫,是爸爸为我裁剪的,妈妈一定对这张照片有印象。那一次看到了德国,也踏上了那块三国交界的标记,那就算第一次。

1976年7月我从日内瓦回国探亲,是乘火车从瑞士的苏黎世出发,途经若干国家后在二连入境。火车在柏林停站,因为当时还是东/西柏林之分,我们火车停靠在西柏林界内。在接受了边防检查后,乘客可以下车在站台上走动,但没有人事先提醒我们,站台上有东西柏林的分界线,我们不能越雷池一步。我和同行的一位领馆男士一同下车,在站台上蹦蹦跳跳,忽然听到东柏林方面岗哨上发出震天的吼声,我抬头一看,那个哨兵举着上着铮亮刺刀的枪冲着我。我惊呆了,不知所措,不敢动弹。记得是站台上有一人把我往后拉了一把,我这才看到我眼前有一条红线。回到车厢后,同车厢其他旅客还吓唬我,说今天那个哨兵没有开枪打死我算我命大。我不相信东德哨兵那天会动真格,但直到今天我都不明白,这条红线意味着什么,哨兵的吼声和那把铮亮的刺刀深深地砍印在我的记忆中。这次旅途中,在德国旅居的朋友跟我提到,早些年,为了节省旅费,他们回大陆探亲也是曾乘火车来往过德国/上海,这又勾起我对柏林站这段经历的回忆。途径柏林站算是我第二次到德国。

1984年6月,在外交学院读研究生期间,法语和英语研究生被外交部批准,为国际劳工组织在日内瓦召开的年会作同声传译。这是我第一次故地重游的出差,也是我在遭受政治株连,被外交部剥夺了在日内瓦完成学业之机会,又被发落到不能与外国人打交道的冷角落之后,第一次有机会重新走出国门,“翻身感”的感受难以言表。那次出国穿过的几件夏装,尽管已经不能再穿,我一直都保留着,因为对我来说,84年的重返日内瓦是我跳出政治逆境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话题再转回到德国。84年去日内瓦工作那次,我们一行是在法兰克福转机,事先知道转机要在法兰克福停留多个小时。恩师李老师的大女儿李敏当时已经移居德国海德堡,李老师想让李敏带我在法兰克福兜一圈,因为有其他同学同行我根本无法出机场,故试图在机场内跟李敏碰头。跟李敏的相见让我既欣喜又心重,因为那一次我是代表李敏在国内的家人拥抱她,要传递的话多得不知从哪里说起。我还把曾陪伴李敏多年的一把小提琴从国内带出来转交了她。我跟李敏在法兰克福的会面没有事先请示、事后也没有汇报,在当时被视为擅自行动,违反外事纪律。因为李敏和我自己的敏感背景之缘故,外交部领队甚至怀疑我有叛逃可能。在日内瓦作同传的几周里,他们派多人监视我、尾随我,幸亏当时与我旅馆同房间的同学比较理解,不但没有出卖我,还给我作了掩护,我得以真正“偷偷”行动,独自外出了两次,会见了我十年前的瑞士老同学。回到北京后,我因未请示汇报的“会客”被组织上找去谈话和警告数次。这是我第三次途径德国背后的故事。除丈夫和我那位在日内瓦住同房的同学外,我没有跟其他人提起过这段让我流过许多眼泪的心酸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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