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26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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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实践

香港大逃亡

中国柏林墙

柏林墙举世闻名。谁都知道柏林墙是东西方的冷战前沿阵地,许多不愿受共产专制奴役的逃亡者在翻越柏林墙时身亡。可是有多少人知道,中国柏林墙的死亡人数超过德国柏林墙的数千倍乃至一万倍以上?古今中外最惨烈的大逃亡发生在1947年至1997年半个世纪的中国内地和香港边界。柏林墙建立后,1961年至1989年大约八九千东德人尝试翻越柏林墙逃往西德,其中5043人成功逃入西柏林,3221人被逮捕,260人受傷,死亡在136-245人之间。死亡人数还存在一定争议。

根据《大逃港》一书作者陈秉安调查统计,20世纪50至70年代的30年内,约有250万中国大陆居民冒死越境逃至当时的英属殖民地香港,还有大量难民死在逃亡途中。《偷渡香港》作者陈通教授目前旅居伦敦,他于1979年冒死逃到香港。根据亲身逃亡经历和调查统计,认为70%的逃亡者是失败的,20%逃亡者死在路途中,只有10%的逃亡者有机会成功到达香港。最保守的估计,当一个人成功逃亡到香港时,至少有一个人死在逃亡途中,还有许多人逃亡未遂被抓捕毒打、批斗关押、劳教劳改、被枪毙、被饿死、被迫害致死或者自杀。他指出,有二百多万人成功偷渡香港,三百多万人死在偷渡路上,两千多万人参加偷渡香港这一行列。笔者认为,准确的数字还需要专家们详细考证分析,许多工作可能在结束共产专制以后才能完成。

柏林牆是德国分裂期间东德政府环绕西柏林边境修筑的边防系统,东德政府称之为“反法西斯防卫牆”,实际是阻止东德居民逃往西柏林,称为“防止人民逃跑墙”才名副其实。为什么修建柏林墙?因为东德人民大逃亡。柏林墙修筑前约有270万东德居民不堪共产专制的奴役而逃离东德,其中有一半是知识分子。人才和劳动力的不断流失可能导致东德经济崩溃。柏林墙修建后限制了大逃亡,维护了共产专制。从1946年到1988年西德人口从4660万增加到6140万,增长31%,而东德人口从1850万减少为1670万,减少10%。若不修建柏林墙,东德人民早就逃光了。

惨烈的大逃港

“大逃港”指的是中国公民大规模向香港逃亡的历史事件。从中共1949年夺取政权前夕,直到1997年香港主权回归中国,每天都有逃港事件发生。其中发生了七波大规模逃往香港的高潮。香港偷渡潮在世界史中是冷战的一部份,国际社会称深圳河为中国的柏林牆。每次逃亡高潮,都发生在中国政治和经济出现重大问题的时期。

第一波是国共内战时期,大批民众为逃避战祸涌入香港。从1947年开始,眼看“赤祸”蔓延中国,恐惧共产专制的人们纷纷逃亡到香港、台湾和外国。第二波是1950年中共建立政权初期,大陆不少地主、资本家和国民党人士等逃往香港。第三波逃亡高潮是1956年中共推行农村合作化运动和1957年反右运动后出现。中共政权的得益者贫下中农、共产党员、农村干部等加入了逃亡者行列。第四波是1959年至1962年毛撒旦制造大饥荒,四千多万人被饿死,哀鸿遍野,众多饥民逃往香港。第五波是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撒旦发疯发狂大闹中华,民不聊生,大量民众涌入香港。第六波发生在1979年,毛撒旦死后极左政策还在推行,又发生了中越战争,许多民众、特别是知识青年感到中国没有前途而逃亡香港。第七波发生在1989年六四大屠杀后,许多学运和工运领袖及异议知识分子逃亡香港,其中香港“黄雀行动”救援了三、四百民运人士。

《大逃港》披露,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高峰期每天逃往香港躲避赤祸的人不下十万,逃去台湾香港的大陆难民总数达200多万。

1957年10月中共决定重新封锁边界,坚决打击外逃风,对偷渡者予以严惩,宣佈可以判刑以至枪毙。但封锁阻止不了逃亡,却製造了无数悲剧。很多逃亡者翻越深圳最高的梧桐山时不幸摔落在险峻的鹰嘴岩下。鹰嘴岩下的尸体一个垒着一个,上面的死了,下面的还在抽气,惨不忍睹。根据深圳解密文件披露,1962年4月当时叫宝安县的深圳,出现一股声势极为浩大的逃亡潮,如“大军南下”,共有十多万来自中国12个省、62个县的难民涌入深圳,6万多人逃离中国大陆,5万多人被遣返,直到助纣为虐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过问,才通过强行遣返、凭证明购买到深圳的火车票等措施来平息。

据说,1962年的大逃港同陶铸有关。1962年3月广东省委书记陶铸接到一份报告,说揭阳、潮阳、普宁、惠来、大埔、海丰、梅华、五华八县已出现严重饥荒,已有9468户农民断粮,731人出外逃荒,25家卖小孩,老百姓开始吃观音土。这类内部报告触动了陶铸的恻隐之心。5月4日下午他突然下令撤掉中方在边界的岗哨。次日宝安县农民下田惊奇地发现岗哨全无,国门大开。此消息立刻像野火燎原一样迅速传遍广东省内外。三天的开闸大赦引发了一场数十万饥民逃亡香港的空前洪潮。1979年大逃港则与习仲勋有关。1979年朝廷钦差习仲勳到宝安巡视,看见简单的偷渡收容所里拥挤污秽不堪,尿屎臭气冲天,成千上万偷渡的知青男女像打桩一样站立,连坐下来的地方都没有。他鼻子一酸,转过头来说了一句“放他们走吧”(习仲勋可能想起了他的知青儿子习近平)。当天成功偷渡到香港的知青有上万人。这是偷渡香港史上的第二次大赦。

逃亡方式多种多样

越过柏林墙的逃亡方式五花八门。除直接翻越外,人们采取了许多方式尝试越境。1963年4月,19岁的国家人民军文职人员沃尔夫冈·恩格尔斯(Wolfgang Engels)曾驾驶所在基地的苏联装甲运兵车冲破围墙,随后被东德守卫开火严重击伤,最终被西德警察解救。托马斯·克吕格尔(Thomas Krüger)曾利用东德体育技术协会的轻型飞机穿越柏林墙降落在英国皇家空军基地。还有人通过挖地道、走下水道、乘坐大型热气球、潜水、开车高速冲过检查站等方式越境。

跨越中港边界逃往香港的方式更加多种多样。按方式可分走路、泅渡、坐船三种;按路线,则有东线、中线、西线之别。有的在没有设防的“大赦”期间沿大道走过边界,有的翻越崇山峻岭悬崖峭壁,有的游泳和潜水闯过界河,有的带上简易器材游过大海,有的乘坐渔船跨越大海,有军警带着武器驾驶快艇冲过大海,有的藏在火车箱货物之中偷偷过境,有的翻越或剪开边界铁丝网过境。

死于柏林墙的逃亡者主要是被枪击。笔者根据大量资料分析统计,死于偷渡香港的至少有20多种情形:1、被中共边防军开枪打死;2、被中共边防军警犬咬死;3、摔下悬崖峭壁而粉身碎骨;4、被毒蛇咬死;5、冻死;6、饥恶而死;7、生病而死;8、被淹死;9、被鲨鱼咬死吞食;10、被海潮冲到礁石上撞死;11、被船舶和漂移物撞死;12、攀越火车时被车轮压死;13、跳下火车时跌死;14、因火车急刹车从车顶、车底和车厢间摔下而死;15、因急刹车在火车箱中被货物撞死;16、穿越铁丝网时触电而亡;17、越境时与英国啹喀兵、华人兵纠缠中被打死;18、被香港黑社会斩杀;19、逃亡未遂被批斗关押劳教劳改而死;20、被港英政府遣送回乡遭处决或迫害而死;21、因饥饿至极逃到香港时猛吃而撑死;22、因逃亡失败极度悲愤而自杀……

偷渡者爱情故事

社会上流传着这样一个悲壮的故事:下乡知青阿强与阿玲一见倾心,堕入爱河。他们不甘在农村埋没自己的青春,倒流回城。迷茫之际,两人决定一起逃亡香港,历尽千辛万苦到了海边。当时游泳器材在边境是禁品,他们只带了一个轮胎。阿强将轮胎套在阿玲身上,自己用绳子栓住轮胎一起游。不料途中突起大风,波浪排山倒海拟地打过来,两人紧紧地抱在一起抗击巨浪。轮胎承受不起两人的重量,即将下沉。阿玲吻了一下阿强平静地说:“强哥,要死就让我们死在一起吧!”体力已不支的阿强突然像疯了一样说:“不!要死就让我死好了!”他毅然扯断了系在轮胎上的绳子。一个大浪扑来,将两人冲散。黑沉沉的大海响彻着“阿强,阿强……”的呼声,但再也听不到阿强的回应。阿玲强忍悲痛继续与风浪搏斗,终于被香港渔民救起。在港期间,阿玲脑海中时时刻刻浮现出阿强的身影。好不容易熬到中国政府改革开放,偷渡者可以返回中国大陆。阿玲马上返回深圳,赶到大鹏湾下水地点,烧香磕头,大哭三天三夜,立誓终身不嫁。

死后到达香港

在中国开放初年,许多香港商人出资僱用当地农民到山上搜寻偷渡者的骨头,运回香港安葬,以安慰死难者的在天之灵。他们活着的时候未能到达香港,但愿他们的灵魂能够最终到达香港。这些商人当年侥幸逃亡到香港,但他们的许多亲友同伴在逃亡路上命丧黄泉。

逃亡教育和训练

那时民间广泛流传一句诗,据说是刘伯温预测后500年世事所留:“过了千八日,安乐永无忧。”千八日就是香港的“香”字。根据当时的形势,这句诗被解读为:“只要过了香港,就生活无忧了。”许多人宁信刘伯温,不信共产党。

许多孩子从小被家人灌输“好好炼身体,日后去香港”之类的思想。香港影评人列孚及其妻子是游泳逃到香港的。逃亡前他曾到珠江训练,他发现几千人都在那里游泳。当然,谁也不敢说,我游泳就是为了将来去香港。

陈通教授2013年底在我家住了几天,详细介绍了他和同伴所作的偷渡训练。他们经历了操步、操水和操山的硬功夫训练。在越秀山操五百石级,一口气连续上山下山走10个来回,这第一阶段的自我培训叫操步。然后到珠江训练游泳,要求达到游泳10公里的能力,便是第二阶段的培训操水。第三阶段才是操山,即夜上白云山,培训内容包括:1、夜观天象,找出北斗星和其它星座的位置,硧认香港方向;2、深山夜行,棍子摸路,团队合作,避免跌落悬崖,使用指南针和识别地图位置(当时指南针和珠江三角洲地图在商店属违禁品,都是偷渡专家自行制作),掉队和冲散后的联络方法等;3、学习在天亮之前建好“埋伏堆位”,把自己藏在草堆里面,以免被巡逻的解放军、民兵和捉偷渡的工作队发现。

三个阶段的训练都完成后,他们才伺机上路,偷渡香港。但人算不如天算,偷渡毕竟九死一生。与陈通一起偷渡的30多位同行者,最后到达目的地拿到三颗星香港身分证的,只有陈通和傻强二人,成功的比率只有6%。

中共对逃港潮的策略是“堵疏放”

中共最早把逃港定为叛国投敌,派遣边防军、民兵和狼狗捕杀,这就是“堵”。解放军针对偷渡者明文规定:“一是叫停步,喝举起手,二是朝天开枪,三是向人开枪。”但偷渡者常常遇到“一二三”同时发生,被嗜杀成性的解放军和民兵肆意枪杀。

中共训练的狼狗,最喜欢咬偷渡者的喉咙,许多偷渡者被咬死。未被咬死的偷渡者被押送回来时,已经被狗撕咬得衣衫褴褛、伤痕累累,两只手臂上只见红骨,不见皮肉。在白云山秘密出售的“罗盘”(偷渡路钱图)上白纸黑字说明,偷渡路上一旦见到“大猫”(即解放军的狼狗),马上趴在地上,高抬屁股,诱引智商不高的狼狗来咬屁股。同时把头深藏地下,求能保护头骨不被咬碎。两手紧护脖颈,露出手臂,任狼狗乱咬,以免喉咙被咬断,争取保住小命一条。

尽管山崖下白骨累累,水面上浮尸连连,偷渡者有增无减。中共毕竟脸上无光,所以后来採取“思想教育”的办法,即“疏”,也就是骗。 对当时的大逃亡,中共宣传是美蒋特务策划。官方还出了个文件《人间地狱──香港》,把香港说成是世界上最荒淫的城市,最大制毒贩毒基地,黑社会横行,自杀率名列世界前列。中共还搞“忆苦思甜,新旧社会对比”,动员群众与香港亲人断绝关係,鼓动亲属间揭发检举。并大唱红歌,学毛著,演街头剧、样板戏,说资本主义不好,纸醉金迷,没有人性等。

当时身为剧团演员,饰演洪常青的欧阳东说,街头剧演得很逼真“感人”,说一个女孩子逃到香港后死在街头,很多人被感动得表示不再潜逃。后来人们了解到香港的生活不是“水深火热”,其生活品质比内地高出许多倍。香港六、七十年代经济高速发展,居民已经用上了电视机、洗衣机的时候,内地许多百姓却连饭都吃不上。当真相大白时,谎言再也欺骗不了民众。他们纷纷潜逃。欧阳东说,连那些演剧的演员都逃了,他们剧团更一个不剩。

堵骗都不行,中共只得采取“放”的政策。时任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意味深长地说:“说得再多,都是没用的,把人民的生活水准搞上去,才是唯一的办法。不然,人民只会用脚投票。”因此,大逃港同安徽农民冒死分田单干一样,迫使中共1979年“改革开放”,并于1980年建立深圳经济特区。中共给了广东的深圳、广州以及珠三角大量优惠政策,广州人民生活提高后,不再冒险偷渡香港。

1962年发生大逃亡潮后,港英当局加强对行人盘查,凡是没有证件的就抓到警署,核实属于偷渡后,立即遣返。如同现在中共当局遣送北朝鲜的脱北者一样。被遣送回国者遭到残酷清算。

香港弹丸之地,先后收留了两百多万逃港者,让逃港者至少吃饱饭,六四屠杀后允许民运人士在港停留或去第三国,也算尽了一定人道责任和义务。但在毛撒旦极端残暴血腥的反动统治时期,把九死一生才逃到香港的饥民强制遣送回内地受制裁,无论怎么说,也是不人道的,至少应当设法让他们去第三国。

香港大逃亡的原因

《大逃港》作者认为,逃港“主要是经济上的原因,也有着政治上的因素。”这种分析很有道理。但我认为,从个人和整体的不同角度分开讨论可能更为确切一些。

从逃亡者的个人角度来看,大部分人主要是出于经济原因而逃亡,也带有对毛共统治不满的政治原因。他们为了吃饭活命而逃亡。当时,宝安一个农民一天的平均收入,大约在7角钱左右,而香港农民一天的收入平均为70港币,两者间悬殊近100倍。当地流传的民谣唱道﹕“辛辛苦苦干一年,不如对面8分钱。”然而,当时宝安农民的收入在全中国算是很高的,内地很多农民一天的收入不到8分钱。

少部分人主要是出于政治原因而逃亡,如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商人资本家、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及其子女、六四屠杀后逃亡的学运和工运领袖及异议人士等。这些人是中共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随时可能遭到批斗关押、劳教劳改,甚至被处决。他们是为了活命为了自由而逃亡。

就整体而言,大逃港主要是政治原因造成,也就是中共野蛮腐朽的专制制度造成的。中共掀起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禁锢人民思想、制造阶级斗争,破坏了生产力,人民普遍生活在饥饿和恐怖当中。人民为了更好地生活,在无力反抗暴政的情况下,只好选择逃亡。这就是用脚投票。

由于战争和大饥荒等,有史以来就存在逃亡。但在和平时期发生大逃港事件,令人震撼!香港大逃亡无论从时间上、规模上、逃亡人数、死难人数、残酷性以及被官方掩盖真相的程度等各方面来看,都是古今中外最惨烈的大逃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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