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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t update日, 12 十一 2017 8pm

 

故乡之旅

京城澡堂子怀旧

老北京大杂院的人爱调侃京城是南贫北贱,我出生和成长在北京市内的贫穷城区,从拉车的板儿爷到杂耍的卖冰糖葫芦的,在三教九流穷人扎堆的社会底层,我和前几辈都体验到了酸甜苦辣。童年和大学时期我就没有北京人傲慢自大的怪毛病,而今在德国步入老年,回过头来回味,倒是一笔不小的精神财富,让我更多地领悟到世态炎凉和人间冷暖。虽然那时候百姓普遍贫穷,但南城却另外有一个好习惯,就是特讲究干净。何以见得?答案很简单:“这里密集许多澡堂子。”

东起珠市口,西到榄干市,北从鲜鱼口,南至琉璃井,在这方圆五里的区域,遍布着多处澡堂子,雅语则叫浴池,但完全不同于当今的洗浴中心。光是我光顾过的浴池就有九处之多。甲级的要数西珠市口路北民主剧场对面的清华池,再有就是鲜鱼口浴池。瓷器口的东边榄干市路南有个西乐园浴池,三里河大街北桥湾有个浴池。此外在天桥附近的永安路口,永定门外的琉璃井,西草市,红桥东电车公司南的东大地各有一处浴池。离我家最近的是东晓市边上靠近红桥的东明园浴池,父亲带我去洗过澡的次数最多。

当年北京的澡堂子一般都位于方形宽大的房子里,像个小型超市。厅房里分出几个巷道,每个巷道像繁体的門字形。俯视看,有点像列车里的硬座车厢,中间的过道约为宽敞。每个包厢有对面两张0,65米宽、1,8米长的单人床,床间有个不大的床头柜,足够放上一个茶壶和两个茶碗。枕头的上边有个单扇门的衣箱供个人存放衣服和私人物品。再往上是一排铜钩,为了冬天把客人的大衣挂到高处,澡堂子预备几根带钩的白蜡长竿,用来把大衣挑起来。包厢与包厢之间有半高的木板隔开。澡堂子为了增加收入,晚上就改成便宜的大车客栈。

进了澡堂子,得先在柜台上花两毛六分钱买张澡票,然后门口的人唱喊里边请。一个服务员走过来,像德国中餐馆里带位的,把客人领到一个空位的包厢,并且递过来拖鞋和浴巾。如果客人要喝茶,服务员还要过来送上茶水。

脱下衣服后,客人赤裸裸地来到大厅的另一端的浴池,进门前搭上一块干净的手巾。

一般来说,浴池里有个大一点的四米见方的温水池,供多人使用。浴池里边备有公用的肥皂香皂。旁边还有两三个条形的小池,水温各不相同,提供给有特种需求的顾客。池外有几条长凳,为搓澡的人使用。此外,在侧面的围墙边上装有十来个喷头,让客人淋浴,脚下是个开关,客人一踩上去,花洒就哗哗地喷洒温热水。

大方池的内侧有个半高的台阶,为了出来和进去的方便,客人也可以坐在台阶上,把头部露出水面,全身在水里浸泡一阵。水池的边上还有两样东西,一样是丝瓜瓤子,它有点像现今洗碗用的泡沫海绵,但纹路要粗些,质料要硬些。洗澡时蘸上肥皂在身上擦来擦去,挺舒服的。另一样东西是搓脚石,巴掌大小,周围有许多小孔,有点像活性炭,孔径大约一毫米,用来磨掉脚后跟的一层厚皴。洗完澡出来时,在门口拎一块大浴巾,围在腰杆上,回到包厢小憩。

澡堂子还有其它的服务项目,诸如理发、挖耳朵、洗内衣内裤、修脚、搓背等等,需要时可以先交费买个服务项目,领取个小竹牌。客人躺卧或坐在床边,修脚的师傅裹个小浴巾,坐在小凳子上,用不同的刀具来挖鸡眼或修理脚丫子。我有个小学同学的哥哥就在清华池修脚,而且多次被评上北京市的五一劳模,可见那时的澡堂服务员还是受到社会的尊重和肯定。不像现在国内社会笑贫不笑娼的恶劣风气:比如戏子或主播若睡了贪官污吏,定会被一夜捧红,随即就可享受将军或部长的待遇。而澡堂子的服务员普遍兼做鸡鸭卖淫,明码实价做娼寮的皮肉生意。

不知道是因为男尊女卑,还是因为南城的妇女大多数不工作,老北京大部分澡堂子只有男澡堂,没有女澡堂。当年整个北京城只有极少数几家才有女宾部,比如城南清华池每周只有一两天才开放女浴室。听说还曾发生过一件事儿,有位女顾客发现手表被人偷走了,光着身子跑出去逮住了小偷。奋不顾身之事表明,那会儿一块“上海牌”手表对普通人来说是极为贵重的财产。

北京人过年有个扫房的老传统规矩,每年到了腊月二十几号,家家都要做大扫除,把一年来积累的灰尘,里里外外统统清扫出去,都说随灰尘送走不干净的鬼神,才能请到财神爷。同时这些天也是个洗澡的旺季,家家澡堂子门庭若市,拥挤不堪,大家都来冲掉晦气。为了满足需要,澡堂子准备许多箩筐,让急着洗澡不占床位的顾客把衣服先脱到筐里。有时候洗完澡一出来,发现筐子满了被搬走了,服务员把衣服挪到了空下来的床位上。

京城小孩子都愿意和父亲一块去洗澡,倒不是因为喜好干净,而是因为好玩儿。当年他们没有游泳池玩水的机会,把澡堂子当成了陶然亭的蘑菇池。虽然水池小,浮游不起来,但也能扑腾扑腾打打水仗。有时憋上一口气,把头钻进水里,练习扎猛子,有时弄不好还会喝一大口洗澡水。幸亏那时候性病还不猖獗,上级领导不敢与女同事通奸,普通百姓也就不会乱上床,洗澡水里没听说过性病病毒,否则,这些个水池的洗澡水足够让人染上病症。

我邻家老李带着洗完澡的儿子回到家里,孩子童言无忌,跟邻家老王的小孩比划说:“我今儿看见一个叔叔洗澡,他的鸡鸡有筷子那么长。”孩子他妈立马就训斥道:“小孩子家嘴巴要学干净,脏儿吧唧的下流话儿别瞎说。”老王家小小子儿更是口无遮盖,嘴里嘟哝道:“前两天我爸带我去澡堂子,我看到一个外国伯伯全身都是毛,像动物园的猴子。他鸡鸡上的毛毛跟玉米须一个样儿,全是焦黄的。”看来,大人带孩子到浴室洗澡还真有那么一点副作用,澡堂子在孩子天真的眼睛里,看到的全是不体面的东西。

和茶馆一样,澡堂子也是老北京民俗文化的一部分。郭德刚相声里多次提到过澡堂子。他和张文顺在《论中国相声五十年》里描述了到永定门车站装卸煤块的苦力,出了一身臭汗后到天桥浴池去洗个澡、去掉煤黑的段子,然后买两斤棒子面回家蒸窝头。在另一个节目里,他吹捧张的父亲如何了不起,太爱干净,有洁癖。一大早澡堂子里还没进人,他就先下到池子里用身体试温度,吩咐他人在这个池子再加点热水,在那个池子加点凉水。看来那时候的澡堂子没有温度计,而身体试水则是一门工种。现代的科学技术研发的温度测量仪下可以测量到零下两百多度,还可以测到太阳的表面温度,可京城澡堂子试水测温的工种,则是温度计无法取代的。

听说在热水池里浸泡可以解痒。著名相声艺人马三立的段子里说有个表弟,患有皮痒的毛病,每天都得到澡堂子热水里泡上一阵,要不然就痒得睡不着觉。有天见到街上卖耗子药的兼卖解痒偏方,还说包治百病。他花五毛钱买了一帖,睡觉前身上痒了起来,就拿出偏方来看。偏方被纸包了许多层,越剥越痒。最后看见一张小纸条,上边写着两字:“挠挠。”

朱旭、濮存昕和姜武三人演过一部电影叫《洗澡》。姜武演一个傻乎乎的弱智人,喜欢跑步锻炼身体。老爹去世后,当哥哥的濮存昕回家料理事务。适逢拆迁,只好结束了家族经营百年澡堂子,带弟弟去南方另谋生计。电视剧《飞虎神鹰》是我看过的一部精彩的动作片了,可以同邦德007或《Under Siege》争奇匹敌。里边有一集在浴池的打斗,演员从水池里鲤鱼打挺儿一跃而起,在空中转体360度,头部和脚部的水花形成S形的径迹,宛若一团竖直旋转的蟹状星云。演员的真工夫和幕后特技制作让我叹为观止,看得几乎如醉如痴。不过那家澡堂子里的故事不是在老北京,而是发生在上海滩。

小时候常听老人们说,饱洗澡,饿剃头。大概我们北京那下之角的人吃不饱肚子是司空见惯的事儿,从而悟出了一个真谛。浴池里都是热水,热气和湿度很高,肚子里没有点能量只怕经不住洗澡的运动量考验。一九六一年全国人民饿饭时期,同院的小朋友马根儿就晕倒在澡堂子里。缓过来后才知道是饿空了肚子的原因,他在五十多岁时因贫困交加而早逝。现在看来,少年时期的贫寒就已经出现了难以长寿的征兆,还听说有位专门饰演中国领袖的一个特型演员,也是在桑拿浴中突然去世的。

澡堂子里雾气腾腾,胸口闷堵。虽然房子高大宽敞,有电风扇吹动空气,呼吸依然不畅。但从密封门走出来后,一下子就顿觉清爽。洗澡的人身上裹着一块浴巾,坐在包厢的小床上抽烟、聊天、喝茶,服务员时不时地提着大壶过来续水。然后躺下来舒舒服服地睡个小觉。有一次在西草市浴池休息时,父亲和一位文化馆的叔叔聊天。当他知道我喜欢拉二胡时,很高兴地自我介绍说,他在少年宫音乐组工作。还让我去去他们那里正规学二胡。我毕竟只想玩玩,没想把拉二胡选作今后的职业,也就没去麻烦他。

随着近三十年北京的急剧商业化,传统的老澡堂子一家接一家地先后倒闭关门,随后演变换成了裸体小姐陪浴按摩、踩背的港台式洗浴中心。客人也从普通百姓的几毛几元的低消费,变成几百上千元的高消费,这样的浴室与骆驼祥子年代老北平的妓院、炮房几乎就没区别。我亲眼目睹先是东晓市,后是天桥,接着北桥湾,澡堂子一家家被关掉了。记得我在一九八一年用飞鸽牌自行车驮着我的两个儿子到鲜鱼口澡堂子去洗澡,三人的洗澡票没超出一块钱。洗完出来后,我把剩下的两毛钱给小哥俩一人买了一支雪糕。

我最后一次到北京澡堂子里洗澡是1991年春节期间回国探亲的时候,大儿子陪着我到西乐园浴池去洗了一次澡。转眼又是二十四年过去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刚到德国留学时,见到许多中国没有的东西,比如超级市场,性商店,脱衣舞酒吧,高速公路等等。我当年最好奇的是:德国的桑拿澡堂子大都是男女混浴。直到现在,我依然不习惯而拒绝去德国的澡堂子洗浴,心中最伤心而又最怀念的,依旧是老北京的澡堂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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