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身心疲惫，但我还是要对大家说谢谢。我特意给大家寄去我创作并演奏的歌与箫。你们已经听见了吧。不是中国笛子，是中国洞箫。笛子是横着吹，洞箫是竖着吹，洞箫的身长是美洲印地安人骨笛和原始非洲人竖笛的两三倍，在古代，用来招集孤魂野鬼。我在监狱内学会吹箫。我的师父是个84岁的老和尚。当我进去时，他已经在里面住了很多年。这个与世无争的僧人，犯的也是一种古老的罪——反革命会道门——会道门是存在于中国偏僻山区的秘密组织，源头可以上溯到几百年前的清朝，宗旨是反抗异族的政权——老和尚因受乡民的拥戴，而成为会道门的头头。可手边除了佛珠、木鱼和洞箫，没有任何造反的刀枪。
那是1992年冬日，高墙电网外的群山堆着雪。我和几个囚犯抄着手，缩着脖子，正呆头呆脑地望天呢。猛地，从阵阵飘雪中传来时隐时现的呜咽。我还以为是幻听，使劲掏自己的耳朵，不料呜咽却越来越清晰了。那种从远古流淌过来的苍凉啊，把我渐渐冻住了。泪水也不知不觉冻在脸上。身边的犯人说，这是洞箫，是一个老和尚吹的，他吹十几年了，大家都不明白他吹的啥意思。开始还感到莫名其妙难过，后来就麻木了。吹吧吹，坐牢的谁不难过啊。我受了震撼，想方设法去接近老和尚。最初的见面，他靠在一面墙底，风呼啦啦的，几抹阳光在墙的顶端。他乌龟一般缩着脖子，青筋暴露的双手把握着一根青筋暴露的竹管。他在幽幽地吹，将同一段曲子反复多次。我站在他跟前，可他闭着眼睛，只管沉浸在自己的声音或身世里。不晓得过了多久，当他抬起头，与我对视，双方都突然愣住了。他问，你想学？我点头。他又说，你要找支能吹的箫。我又点头。于是我成了他最后的徒弟。
如今老和尚在哪里？我不晓得。我只晓得过了一年多我刑满出狱时，他还在里面。那个夜晚，我特别惦记他，却见不着他，只得吹箫，让飘荡的声音告诉他，徒弟我要走了。他却缄默着，凭着心灵感应，我相信他听见了，可却固执地缄默着。我吹了好几支曲子。终于，在重重高墙屋脊的那边传来回应的箫声。那是一支据说有两千多年历史的曲子，叫《大开门》。刹那间，我明白老和尚的告别语了——锁住的门已经打开，你就走吧，不要回头，一直走，走，走到遗忘里面去。我叫了声师父。
如果他还活着，眨眼间已经100多岁了。
可爱的，我没见过的德国读者们，中国民间还有多少我师父这样的世外高人？我不晓得；还有多少代无辜被关押的政治犯？我也不晓得；在1989年的六四血案之前，还有多少被抹掉的陈年血迹？我还是不晓得。可我这样的底层作家，哪怕共产党不高兴，也得写作、记录、传播，我有责任让你们了解什么是比极权政府寿命更长的中国精神。
我委托我在德国的作家同行廖天琪女士朗读《吹鼓手兼嚎丧者李长庚》一文。作品的主角，吹的是唢呐，铜制的地道中国民间乐器，基调高亢、激越、刀子一般锋利，与我师父传授的洞箫对照鲜明，可精神指向却是一致的。而这两种乐，加上嚎丧，都是在追忆死者同时，给生者一种慰藉。在这个死者和生者都得不到自由的中国，我的读者们，你们的倾听也是对墓边的我的慰藉。谢谢。
编者点评 刻骨铭心的悲凉
诗人廖亦武的短文透着刻骨铭心的悲凉。参加科隆文学节的听众和德国、欧洲、海外的读者们都感觉到了这无以名状的悲凉。通过文学节的朗诵，通过各国媒体的讲说，更多的关注了廖亦武的身世和他的作品。不仅是他个人的遭遇，而且还看到了他背后黑暗的中国。那里有一座座阴森的监狱，里面关押着漫长徒刑的囚犯，可怕的罪名下竟是与佛珠木鱼和洞箫为伍的僧侣。那里飘荡着跨越千年的乐曲，诉说着古今相似的冤屈。因为谴责六四天安门屠杀，廖亦武出入监狱，学会了洞箫和千年的古曲。
每一个读者都发出同样的质问，为什么？为什么要阻止这样的诗人朗诵他的诗歌、吹奏他的洞箫？这样的阻止何等的愚蠢？党政当局的对德（欧）政策参谋应该包括前大使和现任大使吧。胡锦涛、温家宝不了解德国文化，梅兆荣、卢秋田和马灿荣却都是学过德国文学的（不过是共产党的党化文学教育），吴红波虽然是工农兵学员出身，毕竟也经过进修恶补，多少也学习过一些欧美文学知识。可是党化意识使得他们无法明白，文学和诗的生命力是无法阻挡的。越是阻挡，越会暴露阻挡者的愚蠢和可悲。（小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