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8月4日，由美国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和投资家巴菲特（下图）联合发起的“捐赠承诺”The Giving Pledge 行动宣布，已有40位亿万富翁或家庭作出“道德承诺”，将把自己的过半财产捐献给慈善事业。读了这则新闻，令人对美国社会不禁感慨万端：一方面有这40位知道“取之于社会、回馈于社会”的行善富人；另一方面又有华尔街那些靠纳税人贷款救活而恬不知耻照样拿巨额分红的金融大鳄。美国的社会文明就是这样一个充满矛盾的文明。欧洲虽然也有每年捐出几千万欧元的超级富人和捞到巨额分红的金融界大鳄小鳄，但“行善”与“贪婪”的规模与美国相比，可谓小巫见大巫。显然，欧洲的社会文明与美国的社会文明有一定的差别。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过程中，欧洲与美国由于较早从农业文明转型进入工业文明，并且也较早经受启蒙运动的洗礼，欧美人因而相对有较高的社会公民意识。从荣格心理学的角度讲，欧美人集体无意识的文明类原型archetypes自启蒙运动以来得到了相对较多的激活，因而人显得较文明，社会制度也得以不断公正化、文明化。
然而，欧洲文明与美国文明的发展自启蒙运动以后既有相同之处，亦有相异之处。在发展经济策略上，两地没有什么不同，都施行了随工业革命而产生的市场经济体制；在政治体制建构上，两地也都建立了议会民主制、法制和权力制衡制。可是，在追求实现社会公正与社会和谐理想的方法上，则有相当的不同。
众所周知，欧洲的工业革命促生了资本主义。随后的启蒙运动又使欧洲在19世纪出现了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欧洲的工人阶层通过其政党在议会的斗争获得了许多生活上的法律保障，如法定劳休规定和工伤、医疗、退休、失业保险等。可以说，在欧洲，资本主义吸收了许多社会主义的内容，社会主义也容纳了资本主义的许多特色，两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兼容，从而使欧洲各国都能建立大同小异的社会福利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人人不再有生存的恐惧，国家有义务保证人人最低的生存条件。于是，国家靠公民纳税成为最大的管家兼慈善家。在这个最大慈善家的照顾下，社会不再有或只有极少数在生存线上挣扎的人，其他个人也免除了要向本国穷人捐助的必要性。因此，欧洲个人所作出的捐献一般主要用于救灾、赞助科研、兴建公益设施、支助受社会广泛承认的基金会和非政府组织以及对第三世界的救济方面。
美国社会文明的发展与欧洲不同之处主要在于，它迄今一直保持着其17世纪早期移民的清教徒精神。16世纪初的基督教宗教改革运动使一个新教（对抗罗马教廷的抗议宗Protestantism）从天主教分离出来。之后，基督教新教教义本身又经过许多宗教学家的改革而产生许多分支。源于英国的清教便属于新教分支的加尔文教义宗。
在宗教改革之前，天主教教义的一个主要中心思想是博爱Fraternity，因此对各种牟利赚钱、有悖爱心的商业行为都不予公开认可，特别对谋取利息的贷款行为持否定态度。社会学家如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便认为，天主教教义与一个基于金钱、市场、竞争和精于盘算的经济制度格格不入。他对世界各大宗教与经济的关系进行考察后得出结论：只有新教伦理具有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亲和力（他对儒教伦理与新教伦理比较请见注），因此写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篇著名论文。
新教伦理主要包括天职观、入世禁欲主义、命定论和恩宠论。天职观的核心内容是：上帝所允许的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个人在现世所被赋予的责任和义务，以此荣耀上帝，这便是他的天职。入世禁欲主义不是要人放弃追求财富，相反，积累财富是每个人的职业责任，每个人的天职；禁欲主要是要人控制肉欲而过一种有节制的理性生活，并且必须持俭以积累资本。命定论和恩宠论属新教加尔文宗的教理。命定论认为，人不分智愚贫富，将来能获得上帝救赎的只是一部分“被选中的子民”，是早被上帝所选定，个人行为对改变自己的命运无能为力。韦伯认为，这就在新教徒的内心深处造成的焦虑和紧张感，他们只有寄希望于通过世俗职业上的成就来增加上帝的荣耀，以此确定上帝对他们的恩宠。于是，辛劳致富成了一种神圣天职。整个尘世的存在仅仅是为了服务于上帝的荣耀了。世俗经济行为的成功不是为了创造可供享受和挥霍的财富，而是为了证实上帝对自己的恩宠。
加尔文教的这种思想建立了世俗经济行为与宗教原则的必然联系，使其教徒不会感到世俗生活是与宗教活动相抵触的，教徒们可以在追求财富的经济活动中一样追求宗教的神圣性。当然，像勤劳、节俭、惜时、守诺、诚信这些美德也同时得到了积极的伦理肯定。在韦伯看来，新教的这种宗教伦理价值观便是驱使新教徒乐于介入经济行为的内在动力，也是资本主义经济理性的要义所在。这就是韦伯所要阐明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互动关系。
欧洲早期移民美国的大多数人为新教徒，他们之中除了清教徒之外，还有卫理公会教徒、浸信会教徒、长老会教徒等。这些新教徒在开拓美洲大陆和发展美国资本主义所发扬出的新教精神一般被称为清教徒精神（因为不是所有新教派别的教义都具有促进经济发展的亲和力）。“拼命挣钱、拼命省钱、拼命捐钱”也许是对美国人这种清教徒精神不错的概括。当然，近20多年在美国新保守派的施政下，“拼命省钱”已转变为“拼命借钱”。在美国，仗义疏财的人确实不少；每年的社会慈善捐款就达到2000亿-3000亿美元，平均每人每年捐善款800-900美元，做慈善俨然成为美国人生活中的一种习惯。盖茨与巴菲特作出“捐赠承诺”呼吁的对象，虽然针对的只是极少数超级富人，但也是一项空前的慈善壮举，不仅让美国富人将美国“钢铁大王”卡内基留下的“拥巨富而死者以耻辱终”的名言践以行动，也为全世界的富人树立了一个好榜样。
韦伯虽然发现新教伦理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但他也发现它无可避免地要走向世俗化。新教徒在为上帝增添荣耀的勤勉劳作中创造了财富，但随着财富的增长，人们对现世的一切热爱随之增强，对享受的欲望随之膨胀。他写道：“寻求上帝的天国的狂热开始逐渐转变为冷静的经济德性；宗教的根慢慢枯死，让位于世俗的功利主义。”华尔街表现出来的功利主义，就是他这句话的最佳写照。
其实，韦伯关于新教伦理推动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推断并不是完全没有争议。资本主义之所以在西方先得到发展，主要是因为西方文化较早和较全面地发展了理性主义。理性主义当时影响着社会的方方面面。在经济方面，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是建立在理性主义基础上的：它离不开理性的科学技术、理性的法律和理性的政府，其理性的经济运作特点就在于，它有理性的自由劳动组织和理性的资本运作方式。基督教同样不可能自我隔绝而不受理性主义影响。发生于16世纪初的宗教改革运动明显地与14-16世纪倡导资产阶级人文主义的文艺复兴运动密切相关。理性主义不仅促动了资本主义诞生，也促动了基督旧教天主教的改革。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互动促进关系，只不过使后者比原始野蛮的资本主义更具道德约束力、更具发展力罢了。韦伯认为，中国、印度、中东这些文明地区没有发展出像欧洲那样的资本主义，是由于儒教、道教、佛教、印度教或伊斯兰教的关系，这是他遵循了他的新教伦理论的推理方法所必然得出的结论。其实，不管亚洲还是中东，唯物主义与实证主义的认识论发展一直很缓慢，理性主义得不到强有力的推动。因此，不管经济、政治、宗教等各方面都落后于欧洲的理性文明发展，这是事实。今天，不信奉新教伦理、但注重发展理性文明的国家，不都成功地发展了资本主义？
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从欧洲创出的国家这个大慈善家与美国培育出的诸多个体巨富慈善家来看，两者都有其优缺点。欧洲的国家大慈善家虽然能施泽于广大百姓，但搞不好的话会变为机构臃肿、负债不堪甚负的慈善家，希腊的债务危机便是一个很好说明。美国的个体慈善家虽然能帮助缓和社会矛盾和贫困状况，但他们的能力毕竟有限，远不及国家大慈善家的能力。这就是为什么美国这个世界最富裕的国家，竟然还有许多生活于贫困线下的贫民和上千万不能享受医疗保险的公民。如何结合两者的优点和排除两者的缺点，是建立一种较先进文明的挑战。能否成功，主要依赖于一个社会是否能激活公民集体无意识中的文明类原型。
注：韦伯曾经把儒教伦理与新教伦理作过比较，指出二者之间的最大差异在于：儒教伦理偏重于人际关系，新教伦理偏重于工作关系，由此导致了两种伦理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作用。儒教伦理作用点是人际关系，各阶层、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都可以通过一套儒家封建伦理来促成社会与政治的稳定。新教伦理的作用点是工作关系，主要体现在其天职观，要人完成个人在现世里所被赋予的责任和义务，因此它成为推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人文力量。儒教这种重人伦的伦理倾向固然造就了美奂美仑的封建大一统秩序，使统治者自诩为礼仪之邦。另一方面，由于过于重人伦、秩序，人们的思想、精力集中于搞好“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秩序和处理好其他各种人际关系，却忽视了事物发展的规律和真相，即不关心事实之真。这势必造成投机钻营的“关系学”盛行，限制求真求实精神的发扬光大，从而使以讲究真诚、真实为基础的诚信难以真正立足，从而阻碍了社会的发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