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0月10日，正在做环球旅游的我来到新加坡。据说近些年来大陆一年赴新加坡旅游人数曾冲到100万人次。当然，新加坡是我的必去之地。凌晨5:10到达新加坡樟宜国际机场。到了机场以后，第一步是海关开箱检查。顺着机场指示牌前往lmmigration柜台，证明了买的东西是会再带出境的，检查完之后在单据上盖章，然后 check in，换新新加坡币（S$）。因为不急用，可以缓缓去市区换。验护照在机场内，出示了护照及入境表格，又接受移民局人员审核。通关后，樟宜机场设有许多陈列架，摆设了各种旅游资料印刷品，我就随手拿了几份，然后搭乘新加坡公车SBS到了市区。SBS每3-8分钟发出一班，乘坐十分方便。我持有中国有效护照，在新加坡逗留24小时不需签证，接下来就可以舒舒服服地享受新加坡的秀美风光了。
到了新加坡，的确让人感到神清气爽，新加坡与北京基本没有时差，这点不同于日本，也不同于格陵兰。格陵兰的雾气太浓，而走在大阪的街头你会感觉气候又干又冷，那种冷的感觉是渗进骨头的，所以你穿得再多也没用。新加坡则不然，属于热带海洋性气候，全年气候湿热。
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新加坡是全世界的美食天堂之一。我和朋友来到著名的Halia，在新加坡植物园中的Halia餐馆享用丰盛的二人浪漫早餐，确是别有一番风味。浪漫中的宁静与热带田园风景，带出无限的温馨。
在丰盛的早餐之后，我们来到美丽的国家胡姬花园散步，让人感到真是极好的配搭！周围是群鸟在别致的花园中欢唱，还能看到火烈鸟湖和湖中数不清的火烈鸟。
因为早就慕名新加坡贪污调查局，刚一踏上新加坡的土地，我在朋友的陪同下便早早来到著名的红山区麟谷巴鲁2号——新加坡贪污调查局所在地。新加坡素有“廉洁先生”之誉，是世界上少数能有效地控制贪污行为的国家之一。根据国际权威机构调查，它在全球最廉洁政府的排名为亚洲第一，世界第四。新加坡在短短十几年就把一座社会秩序混乱、民生凋敝的城市，建设成一个经济繁荣、社会秩序井然、人民安居乐业的“东亚文明典范”。新加坡以法治文明闻名于世，由一个贪污贿赂横行的社会一跃成为享誉世界的廉洁之邦，这与贪污调查局有着密切关系。
驱车来到麟谷巴鲁2号大门口，门楼右侧低矮的短墙上的大写英文字母映入眼帘：CORRUPT PRACTICES INVESTIGATION BUREAU，字母下边有几个汉字：贪污调查局。字迹看起来很是平常，没有大陆的招牌那种魁梧、气派的风格。
这是一幢看上去十分普通的办公楼，楼不高，白色外表，就像一座普通的民居，真不敢相信这里就是那个让贪污分子闻风丧胆的地方。这里位于大片组屋群中，贪污调查局的白色办公楼就在地铁站和公共汽车站附近。这正是贪污调查局想要的效果：距离繁华闹市不远，距离普通市民很近，人们可以方便地走进来检举贪污行为。
自1970年起至今,据说它就被置于总理公署领导之下,不仅使反贪局能有效地行使职权，而且表明政府除恶务尽的决心。调查局拥有绝对权威，局长和特别调查员可以不用逮捕证就逮捕任何涉嫌贪污受贿的人。
朋友告诉我：“新加坡贪污犯被抓的概率高出菲律宾40倍。在贪污犯被抓概率低的情况下,有的被抓的贪官往往还很不服气，会说：为什么抓我不抓他？认为自己被抓只是运气不好，所以很多人心存侥幸。制止犯罪不在于它的法律是否严厉，而在于犯罪者受处罚的概率。如果违法者受处罚的概率很小，即使再严厉的处罚都不足以制止犯罪。如果犯罪被发现的概率很高，它的震慑作用是巨大的，问题是让贪污者付出代价。”
走进小院，两位妇女坐在长凳上静候约谈。眼前场景使我想到一个词语——“贪污成本”。当一个人开始贪污，就开始面对巨大的心理压力，因为不知道哪天会被检举揭发。这就是“贪污成本”之一的“举报压力成本”。
走进一个长廊，里边的装修可谓金碧辉煌，但又不失简朴。走廊一个不起眼的地方挂着一个不大的长条形枣红木镜框，里边镶着调查局的局徽：一只犀利的大眼睛——寓意着在这只大眼睛的注视之下，任何贪污行为都难以遁形。
朋友介绍：“新加坡贪污调查局有两个局徽：贪污调查局以前的局徽是一朵荷花和从中间伸出的利剑。荷花象征出污泥而不染，利剑象征着坚决果断的行动。贪污调查局这个新加坡唯一的贪污调查机构，就像一柄利剑，扫荡着新加坡各个领域的贪污犯罪，守护着国家的清廉。如果官员出污泥而染，那么对不起了，利剑将穿身而过。”“对于贪污者来说，早上5点钟可能正是恶梦发生的时间。因为一旦立案，特别行动小组通常会在早上5点钟去行贿者、受贿者、中间人家里拜访，把他们带回贪污调查局“喝茶”。他们的口供会被整理成报告交给总检察长。如果证据确凿，被告将被提控到法庭。”
舆论压力成本：丑行将上媒体曝光。踏入贪污调查局一楼大厅，我们的目光被陈列柜中一封遗书所吸引：
总理：过去两个星期，我感到非常沮丧。对于发生这次的不幸事件，我应该负全部责任。作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东方绅士，我应该为自己所犯的错误接受最严厉的惩罚。
你的忠实的郑章远
这就是曾轰动新加坡、轰动国际社会的郑章远事件。这位前国家发展部部长收受了80万新元贿赂。被揭出后，由于不能面对法庭和舆论压力而选择自杀。死前，他向当时的李光耀总理留下遗书。即便如此，国会还是向全国作出了公开说明，以向人民交代国家发生了什么事情。郑章远的贪污行为对他的妻子和孩子造成了永久伤害，他们在案发后离开新加坡，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一些高官贪污犯罪被查后下场都很惨。有的生活无着，有的流落他乡，有的选择了自杀。在新加坡一旦被发现有贪污行为，就再也不会有人雇佣你，你就被社会唾弃了。这使很多人都不敢以身试法。”贪污调查局策划组组长罗荣兴用英语说道：“新加坡严厉的法律和行政处罚，让贪污犯罪者得不偿失。”因为知道我们来自大陆，于是他改用华语：
“我们国家早年的领导看穿了一个东西，就是人是有羞耻心的，所以必须与媒体合作把丑恶暴露出来，让大家看着他。他出来后还要生活，可是他有一个贪污记录，这个记录使他几乎没有机会再找到一份像样的工作，他必须面对的麻烦还很多。所以，除了法律和道德，还要用羞耻心来约束人的行为。”
高额经济成本：一个公务员如果有贪污行为，将要付出“高额经济成本”，处处面对“得不偿失”。陈启明为我们算了一笔账：按照规定，如果一个公务员为政府服务33.5年，那他工资中的每1000新元，可以领到11.6万新元的养老金。如果以月工资1万新元计算，退休时就可以拿到116万新元养老金。新加坡高级公务员的月薪，有的高达30万新元。如果以此作为基数计算，退休时可拿到3480万新元养老金。这就是经济上的贪污成本，失去的远远大于贪污的。
据介绍，一位博物院院长因收受建筑工程队4万新元贿赂，被判刑1年。而他只有几个月就要退休，养老金被全部取消，老年生活失去来源。事实上，贪污者还要付出“亲情成本”，这位老馆长的妻子是一名教师，因受不了打击而自杀。他出狱后形单影只，生活窘迫，晚景极其凄凉。
时间成本：让贪污者承担难以忍受的时间煎熬。有一个停车场的收费员收受货车司机贿赂500新元，以使这位司机停车不用交费。事情被举报后，法庭判受贿者5年监禁。他不服，上诉到高等法院，高等法院结合他曾有犯罪前科，新账老账一起算，判他20年，此人至今仍在服刑。
新加坡反贪的撒手锏——让贪污者承担巨大的心理压力、舆论压力、时间成本与经济成本，让每个人都明白：失去的远大于得到的。
走出反贪局，心里沉甸甸的。
路边数不清的商店让人您流连忘返，新加坡不愧为购物天堂。一个名叫麒麟大厦的商场吸引了我的目光，橱窗上贴有红色鱼尾狮标志。我知道，这是旅游促进局和消协推荐的商店，可放心购物。新加坡大商场的价格是固定的，这点符合我的习惯。虽然新加坡物价较贵，我还是走了进去，买了一件小礼物，是用香蕉树纤维编织的茉莉花环，工艺精湛。又挑选一包咖喱粉，以资纪念。入乡随俗，随即向店主索要了发票。
走在新加坡的大街上，我的思绪却飘向了大陆内地。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我国开展反腐败算起，腐败反了十多年，但大有割韭菜之势，割一茬，生一茬，前腐后继，层出不穷，其原因就腐败的高受益、低成本、低风险。研究新加坡贪污调查局，有助于深入认识新加坡廉政制度的优劣利弊，并有助于我们有选择地借鉴之。
目前我国面临的腐败形势比五十多年前要严重复杂得多，腐败大鳄层出不穷，已经到了不仅杀鸡猴不看，甚至到了杀猴猴不看的严重地步。近年来因腐败被处以极刑的腐败分子不可谓不多，职务不可谓不高，但腐败多发、高发的势头仅仅得到了初步的遏制，这其中的教训是十分深刻而又耐人寻味的。这种现象正应了“小洞不补，大洞吃苦”的古训。
借鉴新加坡的反贪经验，要按照“不敢贪”：无处不在的查贪“法眼”，让各级公务员都切身感到“伸手必被捉”而警示自己“手莫伸”。进而使全社会意识到，任何贪污行为都极易为反贪机构所发现，并会受到严厉惩处。“不能贪”：堵塞任何引发贪污行为漏洞的制度建设。“不用贪”：足以抵制贪污诱惑的较好待遇。“不想贪”：按廉政教育的优先次序，确定有力、有效又有操作性的反贪廉政目标。以“不敢贪”为前提，以“不能贪”、“不用贪”为根本，以“不想贪”作为以上“三不”基础上的固本培元举措，收“细雨润无声”之效。
下午参观了新加坡国际企业发展局（IE）和新加坡警察总署（SPHQ），对他们的工作人员干练、敬业和规范和高效率留下了深刻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