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1月来德至今，扣除中间约一年多在台湾工作，在德国工作经历已经超过十九年，时间大约相等于汉朝苏武在漠北牧羊的时间了。只是中间经历，绝对比牧羊的苏武多彩多姿，不管是好的坏的，成功的，失败的，可以说不虚此行。今日拿起纸与笔，试着写下自己对德国民族性的感触，留下点滴心得吧。
变化快于计划的时代
笔者是全友公司第一位派驻海外据点，所以回国述职时，应邀人事部门对同事介绍德国，我已习惯用比喻方式回答对德国的印象：“德国人可以制造出全世界最好的IBM微机，但出厂时台湾已经进入了386 PC 时代。
八十年代台湾人的人才资源都已积累到一定的程度，逮住百年不遇的微电脑萌发机会，充分利用IBM微机开放式结构，不管版权，不多测试，就努力对外寻找客户。当时Inter芯片推陈布新，微软版本不断，各种内插式元件亦百花争艳，各家电脑公司则号称与IBM PC有99%匹配，虽然系统不完全符合产品规格。客户抱怨不断，但市场不断扩大。即使每月都有新的电脑公司出现，但各家仍是日夜赶工。
相对于台湾电脑的作风，德国的民族性却是完全依照 IBM PC 规格作业，不但所有智慧财产权不敢跳过，各种搭配的操作系统、应用程式与各项硬件配件的匹配性都测试，修正到完全符合，连产品的稳定性亦是自我要求到像制造汽车的标准在进行。所以我说，当德国完成各项测试、修正工作后的 8086 PC 时，台湾已经推出了80386 的 PC。
台湾电脑在市场专家一阵批评声中，客户还是抢着下单，因为电脑里的各项组件都是最新、功能性最高，价钱相对低很多，仅是偶尔会工作异常罢了。当时最有效、且最常被采用的排除故障方式是，关掉电源，重新开机。你的电脑会重新“正常”工作了。
连变化都不可预测的PC产业里，台湾人的勇敢尝试，弹性调整，做了再说、错了再改的个性，彻彻底底打败了日尔曼民族的保守、稳健、精准且惯于大军团体作战的个性。我当时常说: 汽车、光学、医药、化学等对生命影响至大的产品要用德国产品，但变化快于计划的电脑产品就必须用台湾货。
由于文化的冲击，许多在台湾视为理所当然之事，在德国都迥然不同。反之在台湾不可思议之事，却是理当如此。刚来德国工作的初期，我经常在思考是文化的哪部分对民族影响最大？等到我稍后有时间开始自修德文时，才恍然大悟。
民族语言决定了民族性
中文语言是非常美丽的，但在文法上却是一种非常不严谨的语文。一个句子在不同的断句方式，会出现完全不同的解释。令人沮丧的是，这些句子都是合乎文法而可以被人接受。
首先，中文的动词没有时间式，在现在式、过去式、未来式、完成式、假设语气时，动词本身没有任何变化。不论写作或讲话，都无法分辨，仅能从整段文字前后去寻找时间副词的存在。若作者一时疏忽或表达思路是天马行空，别人就仅能意会，而不是依文字的言传了。
然后人与物的主格、宾格完全一样，甚至有人对所有格里“的”都偶尔略去，如此在沟通时大家亦可接受。定冠词可有可无，句子的格式更是自由发挥、任意摆设，依各人、各区喜好而定。总之，中文在讲述美的境界是很好，但少了科学上的严谨。相较于中文，德文充满了许多“安全阀”，功能重叠性之高，使每一句德文仅有一个解释，绝少有例外。德文动词如英文等拉丁语系，时态变化可以说明清楚是现在式、过去式、未来式、完成式或假设语气。人物在格的分类，除了所有格、主格、宾格外，还多了一个间接宾语（Dativ），即将宾语（Akkusativ）分成直接宾语的受格与间接宾语的与格，所以主、受之间的第三者之人物都以与格标示清楚。
更厉害的是性别，德文对万物都分成阳性(der)，阴性(die)与中性(das)。至于为何桌子是阳性、牛奶是阴性，观念是阴性、水是中性，都是无从解释。问题就来了，在三个性别乘上四个格，除了定冠词有十二种变化外，形容词的字尾亦要做对应变化。最后是句子结构，更规定固定格式不得任意放置，否则变成“不合法”句子。
所以德文在沟通上准确到位，十个人看句子就只有一种解释，绝不会像中文，十个人看了会有二十种解释，且都合理，可能没有一个合法。
因此在德文系统里规定多如牛毛，且繁细。几乎想囊括所有可能发生的法则。想想：在儿提时代，个性养成的期间去学习如此的语言，就会造成日尔曼民族性一是服从性极高，另一是严谨与理性的处事态度。这都是因为德语对整个民族的潜移默化而打造成的日尔曼民族性。
在这种语文影响下的民族，亦产生了一种现象就是，德国上法庭打各式官司比例是世界上最多的。我想这是可以理解。法律是逻辑性非常高的一门课题，虽没有到理学的唯一性与完整性的严谨，但日尔曼民族性使得德国法律在各式官司、判例下逐步迈向此境界。
有长期居留在德国的外国人，须要保持开放的心情去接受其正面意义。有别于台湾的法律，立法从严，执法从宽，易沦落为执政者之工具。因选择性办案，可以用来对付异己。因为将法律套到任何人，大都是犯了法。另外由不严谨的语文所定出的法律，任由法官唯心裁决。许多相同案情有相互冲突的判决，亦是处处可见。所以，人际关系与社会地位在法律前面殊为重要。
德国是立法从宽，执法从严（唯一性的特质）。而在法律没有清楚标明清楚下（完整性）就会由判例扩充并指引清楚。而其执行“唯一性”的特质，使法律上没有存在太多或太严重模糊或灰色地带，每个判例都会引经据点说出被告违反那些条款，而处置方式是采用哪些条款。由于德文本身就非常严谨，所以不管是法律或判例写出来后，每个人的解释就仅一种。都同一类的状况，它必然会仅有一种结果，这是唯一性的特质；若有不同结果，这只能是法官引用不同的条文，而是否得当，则不管告方或被告方都可以上诉到上一级法院。而上一级法院仅对其引用条文正确与否做判断，若不正确则驳回到初期法庭，要求其依正确的法律条文作出判决。
德国法律在严谨德语的加持与日尔曼民性的延伸。法庭被视为理性解决民众或公司争议的场所，于是争执时不需要沦落到街角感性斗争的地步。各种行为规范都有相应的法律判例对应。论语曰：“君子如德风，小人如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所以在台湾所标榜的“情，理，法”，到德国就仅有“法，法，法”的法律至上。虽然少了人情世故的圆滑，亦使得法律的引用不会出现因人、因地、因时、因情的人情关说。如此民怨必少，民众得以适从，自然民情超于淳朴。
当然，任何法律或规范必然要有合理性，才能有持久性。德国的法律，小到像劳工法，几乎每年都在修正；大到宪法，都会依时代而在相关机构公开讨论而有修正法。不像台湾的宪法像是圣经，是祖宗的牌位，连讨论都不可，遑论修宪了。追根究底，中国人在个性养成时期受了中文语法的影响，个性上大多是少了严谨的水份，反而是熟练了游走于灰色地带。如此民族性，在浑沌不清的环境是非常有开创性的表现，然而在长治久安或像大军团操作的横向、直向环环相扣环境下，则必然窘像四现。
民族性是何优何劣，仍是依所处环境而定，如同百宝箱里的工具要样样具备。我们小民的个性，若能兼容并俱，自然可以无往不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