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江姐"仪态万方款款地从背景走到前台谢幕，满场的德国观众给予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东方美女、旗袍、武打、优雅的唱腔歌颂血腥的革命……样板戏为德国观众提供了一幅中国样版画。
这一回，现代京剧"江姐"不是象有些宣传文章所说的那样是在科隆大教堂内演出，而是在科隆剧场，从那里徒步走十分钟可达大教堂。你想想看，甫志高虽然有点象犹大，可双枪老太婆怎么能在上帝的殿堂里左右开弓百发百中？！
不管怎么说，"江姐"从嘉陵江出发，在莱茵河畔的科隆大教堂脚下上了岸，完成了一次奇异的时空错位，差点让喝彩鼓掌的德国观众闪了舌头扭了腰。
大概是为了照顾德国观众对陌生事物的理解能力吧，6月21日在科隆剧场首场演出的现代京剧"江姐"似乎是个简写本，剧情简单到了潦草的地步，"双枪老太婆"只在字幕上被提到了一回。谈不上有任何背景，场景的不同全靠一两件简单的道具，情景转换则靠演员的说唱和动作。虽然布景的简约带来了视觉享受上的损失，它的好处是不但使观众将注意力集中到本质的东西上，还正好顺水推舟证实了京剧的传统，因为对京剧稍有了解的外国人都知道演员一做扬鞭的动作就表示穿越了千山万水。
不知道国内版为党的80生日献礼的现代京剧"江姐"如何，反正由张元献给科隆大教堂的这出戏缺乏戏剧应有的张力，人物性格单薄。虽然脸谱化和程式化是京剧的特色，但是由于大多数德国观众因语言障碍不能从细微处体会台词和唱腔之美，演员的表演就显得过于夸张。众所周知，过度的夸张会产生喜剧和反讽的效果。当然，如果导演要制造的就是这种反讽效果，那就另当别论了。
如果不是因为程派青衣张火丁的出色表演，整台戏则肯定是惨不忍睹。古典风情的旗袍、典雅娴静的东方气质、婉约沉静刚柔并济的唱腔，张火丁淋漓尽致地展示出东方美女的魅力，激情和柔情从血腥和革命的背景中出人意外地游离开来。她的个人的魅力和表演征服了观众。解构、重构与出土：我们还是只有一种历史
京剧"江姐"怎么就跟所谓"先锋派"电影导演张元扯上了关系？张元在自称是"中国最新锐的时事生活周刊"-"新周刊"2002年4月15日刊上有过交待说，他是个有着和江姐一样的理想的人，是个彻底的社会主义者；是革命现代京剧《江姐》的现实意义和革命浪漫主义情怀打动了他。(这一期新周刊的封面标题叫做"从上世纪下载激情"。互联网是制造伪现代主义的好工具，如果现代人每天主要的生活内容就是提篮打水，这句话是不是就该叫做"从上辈子打捞激情"？)
这可有点让有些专家大跌眼镜了。他们原来一定以为，拍了如《儿子》和《东宫西宫》等"地下电影"的张元如果不是一个社会主义体制的反对者，至少也是一个拒绝合作的边缘人。看来，美国《时代周刊》把张元评为"二十一世纪世界百名青年领袖"之一，可真是有点"误读"的味道了。中国的前卫艺术家把国外的同行给玩得头晕目眩。
"独立影人"这块牌子能给人以某种期望，就像没人敢相信皇帝会不穿衣裳。怀旧，或许是个动机。
"以前只有几部戏看，人比较单纯，很容易找到让我们振奋的东西"，这是张元在解释他拍摄革命现代京剧"江姐"的动机时说的。实用主义、弱肉强食、金钱至上、缺乏人文关怀当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不幸特征，将世界简单化或许能减少现代人的无所适从和焦虑，但是我们还是小心下方子为妙：简单化的背后往往或者是愚昧偏见，或者是精神上的强暴。怀旧的情绪下，常常会把伤疤当成美丽的花纹。
京剧"江姐"本是去年为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准备的献礼作品。革命是现代中国人的宿命，是几代中国人的历史身份和集体意识的一部分。我们不可以选择历史事实，却可以对历史事实从不同的视角加以观察，进行不同的描述。这样做的结果不是模糊了我们的历史身份，也不是混淆了我们的集体意识，恰恰相反，重新观察和书写历史让我们更加清楚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这样的精神活动被称之为对历史的解构。中国的历史话语权向来是被掌权者所垄断，解构垄断话语书写的历史是中国人心智自我解放的必备一课。解构，在中国的背景下，就是从人的角度去重新评判历史。当年鲁迅曾有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取材古代故事，讲故事的语言和视角却是现代式的，可以说是对历史的解构尝试。中国上个世纪的革命历史被构建为农民起义、阶级斗争、战争胜利与失败、英雄人物来与去，我想这不应该是有着独立精神的张元所认同的那种"单纯"吧。张元属于那在记忆中经历过中国革命的最后一代人，也是构建新的历史话语与符号的新一代艺术人，这本大有文章可做，但可惜他的"江姐"不是历史新编，而是将"理想、信仰和激情"的革命旧褂子拿出来晒晒不合时宜的"红太阳"。
中国的革命历史为当代艺术提供了取之不竭的创作资源，不满足于解构主导历史书写文本的中国先锋人物注定了要去对历史进行
"重构"。重构者，用所谓新"话语"来说旧事也。重构不一定需要"特别深沉"，有时只要抖点小机灵。但是，就象仅仅把"水浒"改称为"三个女人和一百零五个男人的故事"还不能说明你就是重构了历史，仅仅用程派唱腔和旗袍来为江姐赋予女人味也没能为观众提供一个不同的讲述历史的方式。
张元赋予"江姐"的一个比较有说服力的现实意义是用江姐来比照现今那些共产党的腐败干部。剧中的特务头子沈养斋在劝降时告诉江姐，人生苦短，何必为主义和理想而上牺牲自己；现实中，我们看到了"角色对调"，江姐的后代们正在把江姐的敌人的原则当成做人的原则。
科隆舞台上的"江姐"，既不是解构，也不是重构，而只是样板戏的出土，遵循的是"三突出"创作原则。那是一种政治原则主宰美学原则的艺术形态，那是一种取消了性别、取消了个人特质、用诗的语言来歌颂暴力的宗教木偶剧。张元让他手下控制的木偶做女人状激情状，但那只是激情的木偶。
在我们重新发现理想和激情的同时，最好再问问那是谁的理想，什么来由的激情。为什么总想着要感动谁？只要把人当人，这就不得了。
叛变也是一种人权
张火丁演绎的"江姐"固然向观众证明革命可以是美的，但更一进步的问题是为什么一定要革命。中国美人在科隆大教堂下"绣红旗"有点象德国豪放女在天安门上掀起超短裙，勇气可嘉，但也仅此而已。在人权成为衡量一切政治制度和行为规范标准的西方社会如德国，革命、激情、理想和英雄都是些可疑的名词，张元要想塑造中国的圣女贞德形象，实在是找错了地方。
对于革命的信仰者来说，枪毙甫志高是天经地义，而德国观众说不定把他当成一个真正的人生悲剧：不叛变要被枪毙，叛变了也要被枪毙。甫志高的问题用今天中国时髦的网上流行语式来说，叫做"请给我一个不叛变的理由"。这个理由不但在今天的中国很难找(因此张元很怀旧)，在普遍人权的话语和规范系统里，你更难找出要一个人去为理想而受酷刑甚至赴死的理由。叛变也是一种人权，就象你不能以贞节为借口让一个女人承担拒绝被强奸而带来的危险。
科隆大教堂下，德国的中国专家看到了张元的皇帝新衣，而普通观众只看到了美丽的张火丁，看到了一个女人的故事。
（风波 2002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