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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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打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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莉迪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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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来德国时，我和许许多多的中国人一样，先在德国的一个私人语言学校学德语。和来自其他欧洲国家的学生相比，我的语感并不是最好的，但我却是老师最喜欢的学生，没别的，我是个勤奋好学的中国人而已。 九个月的初级班读完後便离开了学校，找到瑞士航空公司在德国的一个子公司工作。现已破产的瑞士航空公司在当时来说还是一个鼎鼎有名的国际性、最富有高质量和安全性盛名的大跨国公司。能进入这样的公司，好像是老天特意的安排。因为我先被别的一家在机场内的公司招见面试。当天，我回到家里时，发现了一张瑞航招见的传真，便再次奔往G市的机场去见工。有时候，人也会像我这样，在完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走上“狗屎运”的。就这样，连我自己也搞不清楚到底是什麽原因，两家公司在同一天里都决定录用我。 而後，我选择了名气大、每小时比另一个公司多付一马克、而且一旦被定为正式职工还能享受职工机票的瑞航A 公司！不但自己本人，甚至家属：父母、兄弟姐妹、配偶以及配偶的父母和兄弟姐妹都可以享受 优惠的机票。 飞的愿望就这样在我的心中升腾。飞，一定要飞，而且要坐上世界上最好的航空公司的飞机飞回中国去！ 一个难字，怎个解法 我在大陆是搞技术工作的，而现在的A公司却是一家为飞机上的乘客制作客餐的食品公司。我这个吃中国食堂长大的小姐，到了工作现场才知道在德国打工有多难，自己得一切从零开始。 像飞机上的舱类一样，A公司也分为一等舱、商务舱、经济舱和精美糕点部。顾名思义，相应的部门为飞机上相应的舱准备食物。一等舱和商务舱的要求最高。热餐又另为一个部分。 第一天上班，我被分配到一等舱和商务舱的冷餐部。原因不详，也许是由於我斯文的外表吧。但刚开始工作四个小时，我就被临时调到了精美糕点部，因为那里正急需人手。我应去给一个叫皮尔茨的德国先生当一天的助手。皮尔茨先生交给我的第一任务就是：“你去冰库拿20个芒果来”。 啊，芒果，德语的“芒果”发音和汉语基本相似，所以没有问题，芒果很快就被我拿来了。那芒果又大又好，我心想：这样的芒果在中国可是很贵的。而德国不生长芒果，进口来的芒果一定更贵了。还没等我想完，只听啪的一声，一个大芒果被皮尔茨先生丢进了垃圾桶，接着又丢了一个。可能是看到了我惊愕的眼神，他才解释到：太软了，去皮後不能切成固定的形状，上盘後会影响食品质量。我没有话说，一手接过皮尔茨先生递过来的刨刀，一手拿起了一个秀色可餐的大芒果，芒果在我的手中掂了掂，思想斗争却快速展开了：丢？还是不丢？“咚”的一声，一个又大又美的大芒果也从我的手上一头栽进了垃圾桶。这时可千万不能去想什麽索马里的难民，我没有别的选择，如果我削了出来，他说不好，还是被他丢掉。 浪费原料，但是确保产品质量，是我对A公司的第一印象。而且还必需照做。 接着的两天，我很顺利地就混过去了。可是第三天，我感到自己简直是在跟一个疯子在一起工作。 这天一大早，我又被临时调到精美糕点部给一个叫D的南斯拉夫女同事当助理。D是一很现代的女人，头一天晚上跳舞跳到凌晨四点才回家，换一件衣服後就马上赶来上班了，由於一夜没睡觉，筋疲力尽、混乱和烦躁不安，整个上班的八小时，她都在那里生气和骂人，骂完了这个骂那个。我只能把她当成个疯子，而且是个昨晚才刚吃了炸药回来的疯子。 给她当助手真不是件容易事。一次她对我说：“帮我拿些Papaja来”。我没有多想就往冰库方向奔去，也来不及去想什麽是Papaja。因为我不能问她，否则这个吃炸药的同事会把她手上的精美蛋糕当作屎盆子向我扣过来。而且当时是为马上就要起飞的航班的几个乘客补定的。几份水果点心要在几分钟内赶出来。我希望从工作台走到冰库的一分钟时间里，我能想出来什麽是Papaja，尽管我明明知道，我根本就没学过这个词。我还是决定先进冰库里去，如果我看到不认识的东西的话，那一定就是Papaja了。 於是我便“勇敢”地冲进冰库，让我的贼眉鼠眼尽量地发射出锐利的目光去搜索，这时候，我发现完蛋了。因为那里面有太多的东西是我不认识的。我在冰库里冷得发抖，只能直着眼睛冲出冰库。怎麽办？我没有找到Papaja就不能回去给D 一个交代。她才不管我才来德国十个月，她要马上见到的是那个Papaja。 语言不够，真难！这时，我见到一个根本不认识的同事走过，急中生智，马上叫住他问：“哪里有Papaja？”（我不能问：什麽是Papaja？）他说：“冰库里有。”他一边回答，一边继续往前走。“天啊，在没告诉我什麽是Papaja以前，他可千万别走了”。我心里着急地想，嘴里继续说：“我没有看见哪里有Papaja”。他返了回来，对我说：“跟我来”。然後他在冰库里较高的货架上，找到了一箱Papaja。我一看，原来Papaja就是木瓜！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Papaja就是木瓜。 可是，不久这个同事就被辞退了，我听说是因为他不卖力干活，老是游游逛逛。我想，要是他不游游逛逛的话，那天我就不会那麽快找到木瓜。我至今仍然很感激这个同事，尽管我连他姓什麽都没来得及问。 超负荷运行 我一进A公司就开始找中国人，但很遗憾，我是这个子公司被聘用的第一个中国人。 我在这里工作的第一周是从由於紧张的工作伴着胃痛支撑过来的，多少次，我一回到家里就摊在床上说：我马上就辞职！ 我们小组只有三个人，每天早班，我们要完成澳大利亚航空公司、美国两个航空公司的几架飞机全部一等舱和商务舱的食品。我是个做事很麻利的人，但和我们的领班玛丽亚一比，真是小巫见大巫了。她是个意大利和南斯拉夫的混血儿，42岁，在德国十年了。她能飞快地走路、飞快地切东西、飞快地整理、飞快地换工作服，总之，只要她要做到的，她都可以以飞快的速度去做。受她影响，我和另外一个同事也学会了“飞快”。在这里，我们如果不“飞快”的话，就做不完当天的工作。 在这里打工之紧张，是从我们一下火车就开始的：车一到站，我们就从车厢里跳了下来，三步并成两步地赶到公司去打考勤卡，然後只有两三分钟的时间换上工作服，每天都像军人夜间演习一样。早餐15分钟，两个面包还没有啃完，就要上岗工作了。工作的时候也是像一场混战，因为每个部门都是一环扣一环的，你们小组一慢的话，马上下一个环节的人就会来催货，因为飞机等着起飞。所以，资本家就是会剥削，他们把工作安排得一环扣着一环，工人就没有办法停下来，人们就得自动化地去工作。而且工作都是在超负荷的情况下进行的。 苦，总是和乐连在一起的，工作中我们也经常地闹出笑话来，也可以尽情地欢笑。有时候，我们还会一边工作，一边进行一些时事的专题讨论，什麽足球啦、各国文化啦、买房子和孩子上学等等。 一年以後，我的勤奋工作和良好的人缘终於使我的工作有了结果，我被公司聘为正式职工。能被公司留下来的人可能只有2 %而已。我被定为正式职工的第一件事，就是休个长假，拿着在公司里买的职工机票，乘上一流的飞机飞回中国！之後的几年，我也一直享受到这种待遇。我飞到了所有我想去的地方。 可是现在，我已经飞得不想再飞了。中国是我的家，德国也是。对我来说，整个地球事实上就是一个国家。而且，坐上我们中国自己的飞机会有一种乘任何外航飞机都没有的“娘家飞机”的感觉。 我在德国是从语言的零位、工作的零位、生活的零位开始的。几年的工作和学习过去了，我考取了德国的驾照、护照和学校。由於自身生存能力的提高，我的生活也有了一次又一次地转舵和换挡，但它永远都会向着更美好的岁月的深处驶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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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宋茜 2003-05-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