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日，强台风席卷缅甸，最高风速240公里/小时，重灾区又在人口集中的首都仰光。这对一个东南亚穷国无疑是致命的，10万人葬身风灾，150万人无家可归。风灾留下的积水里漂浮着糜烂的死尸，缺粮、缺水、断电、断交通、断电讯，又加霍乱病开始蔓延，整个灾区就像经过一场残酷战争，活过来的人也如生活在人间地狱，每天都有大批死亡。国际社会闻讯后到处发起捐款活动，联合国秘书长通知缅甸政府，联合国愿意随时进入救灾。欧盟立即捐助200万欧元，德国、法国另捐出各200万欧元捐款。德国电视台天天追踪报道，可惜报道者和捐助者都无法进入缅甸本土灾区，而只能停留在临近缅甸的泰国边境上。

本来已经实现民主的缅甸，不幸在1962年军界政变，一步步走向极端专制。从1948年英国撤离缅甸殖民地时国民平均年收入776美元的东南亚富国，穷到2004年的国民人均产值仅剩356美元，人均收入更少。1988年8月8日，因为经济萧条和政治迫害而举行公民抗议，被政府血腥镇压，3000人罹难（“8888事件”）。但在民众的呼声下，引来了1990年全国大选，缅甸国父之女昂山素姬竞选获胜。但军政府拒绝交出政权，软禁昂山素姬，希望她离开缅甸赴英国，被拒绝，坚持要将缅甸重新回归民主，她为此获得1991年度诺贝尔和平奖。2007年9月缅甸人民又举行全国游行，要求缅甸走向民主。因为有深受缅甸人民尊重的僧侣参加（缅甸89%信佛教），被誉为“番红花革命”，但再度受到镇压。联合国要通过对缅甸军政府屠杀人民的谴责决议，被中国阻扰，欧洲议会还曾因此呼吁贝葛北京奥运会。本来缅甸在国际上享有相当高的地位，1960年初的缅甸外长吴丹担任联合国秘书长，为调停美苏古巴危机和以色列战争立下了汗马之劳。走向专制后，缅甸政府采取闭关和封锁政策，拒绝任何外国人、尤其外国媒体进入缅甸，缅甸几乎与国际社会隔绝，缅甸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状况也连年恶化。政府腐败，在“国际透明”组织的列表中居于世界末位；经济萧条，年通货膨胀率达46.6%，年货币贬值率达34.6%。就这样贫困的国家，国家的军费支出占国家总支出的50%，政府根本无心顾及老百姓的生存。

这次发生台风灾难后，问题就来了。案发后，缅甸政府立即拒绝国际社会的人道救援。直到灾情实在严重后，才勉强同意国际救援，但必须将捐款与救灾物资直接交给政府，不容许救灾人员直接接触普通百姓。因为缅甸政权的腐败，国际社会其实更希望以实物直接救济基层灾民。许多救灾物资运到缅甸的邻国泰国，却得不到缅甸政府的入境准许；许多欧美医生被困在泰国，遥遥无期地等待入境签证。国际红十字会的一架救援飞机总算获准入境，入境后政府又以瘟疫蔓延为由取消入境资格，即必须原机返回。德国送去的大型净水器，可供十万人饮水，也只能闲置在泰国边境。缅甸政府非常担心，风灾加重了社会矛盾，人民可能又会起来抗议专制、要求民主。万一爆发这样事件，如果有国际社会的专家或记者在场就非常不便，所以宁愿不要国际社会救援，而不能让国际社会的任何医务人员进入缅甸。国外对缅甸灾情的报道，只能转录缅甸政府电视台的虚假新闻，或转引缅甸反对党的网络报道。

联合国心急火燎。联合国秘书长说，一个政府以这样行为拒绝国外援助本国灾民，在联合国史上从未有过。法国、美国驻联合国代表提出紧急提案，要求联合国审核缅甸政府是否有权拒绝国际救援该国灾民。联合国宪章提到的禁止种族屠杀、反人类罪。在严重的自然灾害下，政府不去挽救自己的人民，还禁止其他人前去救灾，等于在光天化日之下看着灾民走向死亡，哪有这样的天理？这已经构成了“反人类罪”。美国外交部甚至提出，在实在没有外交办法的情况下，不排除联合国强行进入缅甸救灾，不能眼看这么多人好不容易活过风灾，现在却再去走向死亡。德国外长亲自打电话给缅甸外长，要求缅甸政府立即准许德国的救援物资进入缅甸。法国外长也与缅甸联系，法国的救灾飞机与几艏满载救灾物资的远洋轮已停靠在缅甸边境（泰国），希望缅甸政府立即同意他们在缅甸机场降落及在缅甸港口靠岸。但就如德国驻缅大使向外交部长汇报说的，缅甸政府处处设立障碍，竭力阻止国际救援。

一场百年未遇的天灾，其中又夹杂着半个世纪的人祸，最后咽入苦果的，不是专制政权，而是150万无依无靠的被困灾民，灾民成了被专制政权绑架的国际人质。

最新消息：法国政府已经单方面宣布，将出动军舰护送救灾物资直闯缅甸灾区。一场“救灾海战”即将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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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议员要申报自己的额外收入

前内政部长罚款2.2万欧元

王霖

为了加强廉政，防止政治家被企业买通，2005年10月德国议会通过一项条例，所有德国议会的议员，除了他们获得法定议会报酬之外的所有其它收入都要向议会申报，以便所有选民都来监督。当时有九位议员向德国宪法法院提出起诉，认为这一条例侵犯他们个人的隐私权，结果被联邦宪法法院驳回。为此，该条例从2006年开始生效，每个议员申报情况也已于2007年7月开始在网络上公布。

议员不仅要申报数额，还要申报来源。唯一的例外是律师收入，为保护被咨询者的隐私，律师咨询收入来源只要申报给议会主席即可。现年75岁的议员席利(Otto Schily)原职业为律师，曾担任“红色之旅”恐怖组织的辩护律师而闻名。1980年代成为绿党议员，后转为社民党议员，并担任上届内政部长。他在议会工作之余继续他的律师职业。他向议会申报了他的收入，但不愿说出担任谁的律师，坚称这有脖律师的职业道德。据《明镜》周刊透露，席利在2007年获得西门子公司的14万“咨询费”，这里有多少成份是真正的“咨询”？多少成份是变相的买通？尚待查明。

根据条例，如果议员没有履行申报义务，最高可以罚款6个月的议员工资。尽管议会主席的多次催促，今年2月2日又正式警告，席利依旧拒绝完整申报。为此，4月23日议会主席团作出正式决议，罚款席利3个月的议员工资，即2.2万欧元。这是“议员申报额外收入条例”公布之后，第一次正式给不遵守条例的议员开具罚款单，席利必须依法付款。席利表示，他将向最高行政法院提出起诉，认为这一条例损伤了律师保护当事人隐私权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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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与孩子的血缘关系鉴定

王霖

许多父亲心里总不是非常踏实，看到自己的孩子长得不像自己，于是疑心疑鬼怀疑孩子是否真是自己的孩子？根据以前法律，要通过医学鉴定父亲与孩子的血缘关系，必须到法庭起诉，然后由法庭判决是否可以做这样的鉴定。自由民主党早在2005年就向德国议会提出修改法律的提案，要求父亲可以无条件医学鉴定与孩子的血缘关系，认为这是每个父亲应有的权利。该提案被议会否决。经过近三年的政治折腾，修改后的法律果然于今年2月21日获得德国议会通过：联合执政的基民盟、社民党与自民党投赞成票，绿党弃权，左翼党投反对票。

之所以该法律这么难产，主要是考虑到社会现实与孩子的身心健康。万一检验出该孩子并不是父亲亲身，马上就会引起一场家庭风波，甚至父母离婚。为此在新通过的法律中表示，父亲想做这样的鉴定，必须得到母亲同意。如果母亲不同意，父亲可以上法庭起诉，由法庭在父亲的权利与儿童的幸福之间权衡并作判决。如果法庭根据具体情况感觉，如果鉴定结果确认孩子不是父亲亲生，而孩子年幼会因此严重影响到身心健康，则法院尽管还是裁定父亲有权利做这样的鉴定，但不是现在，而是退后多少年，直到孩子能基本自立。

当然，即使鉴定出孩子不是父亲亲生，并不意味着父亲就有权利不再抚养孩子、甚至要求赔偿以往的抚养费。曾有一个案例，夫妻吵架时，妻子一气之下说：你这没用的人，这个孩子根本就不是你生的！丈夫一气之下通过法庭而做了医学鉴定，果然如此，于是拒绝继续抚养孩子。上法庭后被法官驳回：既然已经做了这么多年父亲，木已成舟，必须再继续做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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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奖学金还是扩展助学金

王颖

黑森州大选后，尽管形式上依旧是基民盟当政，但议会中却是少数派。三个左派党（社民党、绿党、左翼党）已经向议会提案，立即取消上届议会通过并已施行的大学收费（每学期500欧元）制度，而且从今年秋季就开始取消。因为财政漏洞无法弥补，社民党就简单表示：可以通过财政赤字来弥补，即政府借钱也不能收取学生的钱。汉堡大选后，破例由基民盟与绿党联合执政，绿党为参加联合执政所开出的条件是：立即取消上届市议会通过的收取学费规定。基民盟为了执政只能基本同意。最后两党中和的结果，降低学费，而且到学生大学毕业后再交纳。

因为这两件政治事件，引起了社会与政治家对德国大学生待遇的再度讨论，议会反对党分别向议会递交了四份法律修改草案。

自民党的提案是：现在德国有2%的大学生因为学业优秀而获得奖学金。国家应当进一步投资，将该比例提高到10%。该方案受到左翼党反对，他们认为，德国现在的教育很不平等，有钱家庭或有知识家庭，孩子的学习成绩相对较好。所以根据学习成绩来评定奖学金颁发，实际是在资助富人，而穷人家庭的孩子沾不上光。相反，国家就这么点钱，奖学金的比例高了，资助家庭经济较差学生的助学金（贷款）就少了，因为获得助学金的学生大都出身于贫寒。所以左翼党向议会递交的法律修改草案，要增加获得助学金的比例和额度。这点也符合社民党的主张。社民党认为，德国修改学制引入欧美的学士、硕士制后，国家对那些从学士继续攻读硕士的学生应给予一定的经济资助。

当然，自民党的提案中也建议应当吸引工业界办学和资助学生，即颁发给优秀学生奖学金。社民党指责说，德国工业界资助教育一向停留在口头，很少真的掏钱，其状况是欧美国家中最差的。自民党在提案中也没有提出任何具体可行方案。绿党则认为，工业界插手教育当然可以缓解教育经费不足，但也有恶果。企业资助的都是他们感兴趣的专业领域，这样无意是引导学生都去读企业界感兴趣的专业方向，而与工业界没有直接关系、但对这个社会非常重要的专业方向，就读的人将越来越少，从而造成长期的隐患。

绿党在他们的提案中要求，政府应一直关注大学收费对学生、尤其来源于不同家庭的学生的影响。绿党赞同自民党提出的另一个提案，即要给予学生更多的经济咨询，尤其是引入学费后加重了学生及其家庭的负担。于是如何为学业贷款，就显得非常重要。当然，绿党希望还是要逐步取消去年许多州引入的大学收费制度，这才是真正从根本上帮助贫困家庭的孩子上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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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捷克边境开放百日评估

王霖

欧洲各国之间的边境开放，有利于欧洲的政治统一，但政治统一的各国之间的各项政策法律必须要相近、相和谐。在内政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各国的外国人政策必须一致，因为边境开放就更方便非法移民周旋于欧洲各国之间，使各国更难单独控制。结果受害者往往不是让非法移民者入境的国家，而是所有神根条约国，尤其那些比较富有的国家。根据神根条约，防止非法移民的首要任务落在神根条约国的边界国内。

本来德国为神根条约国的东大门，随着去年12月21日波兰、捷克等进入并实施神根条约后，神根国的东大门东移到波兰、捷克。是否尽管如此还能保障阻止非法移民，就成为神根条约各国关注的焦点。所以尽管形式上已经开放边境，其实各国都在通往这些国家的主要线道上暗地检查或抽查，如果问题严重，将可能随时闭关。

在东欧几国开放边境的百日之际，德国内政部递交了百日检验报告。联邦内政部部长萧柏乐于4月23日在德国议会的欧洲委员会中作报告，根据这百日的实施与观察，没有发现比较明显的刑事案件（如非法移民）的上升。这百日中德国边境警察共查出1128名非法入境者，其中713名被重新驱逐出境。这说明，欧洲各国之间开放边界的政策，是成功的。迄今已有24个神根条约国。

对此，萧柏乐针对4月24日德国议会签署的欧盟“里斯本条约”说，条约中宣称欧洲统一的三大支柱：欧洲将成为政治上自由的空间，军事上安全的空间，法律上法制的空间。其中的第一与第三支柱要重新考虑，因为司法与内政是不可分割的，就如神根条约的实施中所看到的，各国的外国人政策直接与各国的外国人法、入境条例等结合在一起。所以欧盟中讨论司法或内政时，这两者要放在一起。

萧柏乐进一步指出，欧洲的内政重点应当放在共同的外国人政策上。一方面要加强防范非法移民的偷渡欧洲，包括对那些人蛇集团的打击；另一方面又要在政策和法律上，引导外国人合法地前来欧洲，包括移民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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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交会散记

文鑫

在广州举行的第103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简称“广交会”，第一期4月15日至20日）的展览已经结束，我也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德国。总结一下参加这次展会的感受：累。

展会的第一天，人山人海。同往年最大的不同就是安全检查特别严格。以往展会我只需30分钟等待便可进馆参观。可这一次，等了足足两个半小时。当时天气闷热、人员拥挤，某些国际友人身上还不时散发些“生化气体”，让我在人群里快要窒息了。想喝水，随身所带的矿泉水已经在过安全检查时被我机智灵敏的公安人员“截获”。矿泉水当场扣留下来不说，警察还将我所带的文件箱查了个遍，因此引来不少人侧目观看，让我倍感难堪，好像我成了“恐怖分子”。还好我所带的其他物件一切正常，顺利放行。进展览馆之前的安全检查比我进出机场时严格多了。由于检察严格，耗时长，所以造成观展人员停滞不前。

过完安检，紧接着又是排队办理参展证件，仍是等待。入口处是间歇式的放人进大厅。每隔约十分钟放一拨人进入大厅办理证件。进入大厅后还是等待。不知又等了多久，终于办好了证件，可以进馆看展览了，而我也已经精疲力尽。一看表， 已经快中午十二点了。

每年广交会最大的亮点是展馆入口处威武的岗哨。他可真是站如松、立如钟。大帅哥雄赳赳气昂昂得站着一动不动，大家都以为是蜡像。只有他偶尔眨眼的时候才让人惊叹：原来是真人！引得不少参观者竞相合影留念。

我草草看了几个展区的产品，决定回旅店休息，明日起个大早再参观展览。此时已经下午十六时左右。由于出口很多，但是打出租车的地方就有一个。绝对还是人山人海。排队？！我是没有心情了。

附近有个公共汽车站，来了辆公交车，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先上去再说。随便坐到了某处，下车后再打出租车，很快便到了我下榻的旅店。快，而且还省了约十元钱的打车钱。我为自己的“小聪明”而沾沾自喜，颇有“小人得志”的感觉，建议各位同仁向我学习。

在出租车上，我同司机聊了起来。一聊我才知道，出租车司机所在的出租公司每到广交会期间都有“任务”。每个公司的成员在一定的时间段里，必须去广交会的展馆出口处等待，接送参展人员。他们有时要在展馆排队等两个小时。每次十元的补助，这点补助对他们来说实在是太少了。还好展会期间客源比平时多，可以弥补些损失。客源虽多，但路况比平时差，总堵车。很多时间都消耗在路上，所以他们的收入并不比平时好多少。

第二天起个大早，赶到广交会展馆一看，傻了眼。又是人山人海。等到安全检查后已快十一点了。听人说，因为奥运在即，近来又破获新疆某恐怖组织的恐怖行动，又怕“藏独”闹事。所以今年广交会的安全检查特别的严。

中午在展馆走廊里的快餐厅吃饭。一块热狗，一杯咖啡，须交“纹银”三十多元。幸好我习惯用欧元来计算，否则这个价位，我宁可饿着。这里的服务生都是些初中或高中生，餐厅用了我们惯用的“人海战术”，让我感觉服务员比客户还多。不过这些服务生倒很有礼貌，微笑着迎送宾客。

下午六点闭馆后出了展区，到处是人，本想找我下榻宾馆的接送大巴，谁知距离太远.心想，就是找到了我的大巴，也早已人满为患，站着乘车回旅店太受罪。索性又用昨天那一招。谁知等了好久,就是没过来一辆公共汽车，眼见一辆辆公共汽车从眼前驶过，我心想，不妙，不会是现在公共汽车在这里禁停吧。连忙问一下身边的“难友”。他笑了笑指了一下前方，告诉我说，交警在那里维持秩序，公交车辆禁止停靠。

我放眼望去，可不是嘛。交警这忙得热火朝天的。再看看我的周围，又是人满为患，都等着来车哪。

眼前的车队很长，一眼望不到边。车辆都在一起拥挤着，缓慢向前行驶，时不时要停下来等一会儿。驶过的出租车有几辆是空的，但就是不在这里停靠。我真不知道要等到哪年才能等到出租车或公交车了。私家车偶尔在这里停一下，接上人马上就走了。我身旁不时有人打电话，“报告”自己确切的位置后便是翘首期待。

突然有一辆空的出租车因为塞车停在我附近。我顾不了许多，一个箭步冲出人群，迅速打开车门钻了进去。旁边的交警见后摇了摇头，没说什么。

这位出租车司机对今天的“例行任务”可是满腹牢骚。他很早就“奉命”前往展馆，但车太多，堵车。等了约快两个小时，好不容易快到展馆了，谁知交警让他们原路返回。因为前方严重堵车。他如果不是遇到我这个“粗人”，这一趟车来回约三个小时算是白跑了。到了宾馆后我特意多给了这位司机十几块钱。

第三天，特意晚到了约一个小时，这时进展馆的人便少了许多。我安心可以找我需要的产品生产厂家了。因为我要找的大多是零配件，这可苦了我了。广交会直到现在都没有将零配件的展商合理的规划起来，让人一目了然地顺利找到。我必须发扬老一辈革命者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每个展区每个展区地看，每个展位每个展位地找，可真如大海捞针一般。我这一天下来，累得脸红脖子粗，腰酸背也疼。

今年的展商比往年好象少了一些。原因是今年的展商必须出示“无犯罪记录证明”。这个新规定给不少参展商来了个措手不及。我提前一天到了广州，大小媒体都在报道这件事。好多公安机关的人员都加班加点地为人民服务，但仍有不少展商在焦急地等待这份证明文件。可能也正是这个原因，我的一个老客户这次就没有参展。

这一天我累得够呛，但收获甚少。回到宾馆，洗漱完毕，出门饱餐一顿，悠闲地散步回宾馆。广州的夜色灯火辉煌，熙熙攘攘的人群让人感到这座城市很有活力。哪里像德国，天黑后街上的人就遁得无影无踪了，让人常常感觉有种说不上来的凄凉感。广州人爱出来吃夜宵，凌晨快两点了，许多餐馆还是高朋满座，生猛海鲜更是让人目不暇接。

这一天我可谓“劳苦功高”，便同几个朋友去我们下榻的宾馆里的按摩室去做“足疗”。按摩室里全是年纪很轻的“广西妹”。给我做足疗的“广西妹”今年十八岁，已经来这里快一年了。当我问起她是否想继续上学，她没说什么，只是眼圈红了，久久没有说话。

我下榻的宾馆服务员很敬业，我什么时间出去的，什么时间回来的，一一记录在案。我问她为什么，她只是笑一笑，告诉我这是宾馆规定的，她也不清楚。有这么认真的宾馆，让人住着放心。

第四天睡个懒觉，大约九时，同朋友喝早茶。餐厅里早早便是高朋满座。好多大爷大妈一早便来了，一壶茶、一盘点心，两三个小时坐在那里，看报的看报，聊天的聊天，好不惬意。我挺羡慕他们：无忧无虑，安度晚年。

吃完早茶，又去展馆。这次的展览来了不少外国企业参展，有来自土耳其，俄罗斯，印度，马来西亚，英国，美国等企业。没有什么亮点。这一天我精疲力尽，但一无所获。

回到宾馆，收拾行囊，打道回府。

回到德国，天蓝了，树更绿了，空气冷了许多，耳根也清静了不少。回到家，蒙头睡了大半天，又过起了安静、有条有理的单一生活：吃饭、工作、吃饭、睡觉。

我又想回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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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下的罪恶

——老鹏访问阿姆斯特腾镇(Amstetetten)

王见礼

一个美丽的奥地利小镇Amstetten——三面环山，一面邻水， 坐落在名城林茨（Linz）与维也纳之间。风景秀丽如诗如画，生活安逸空气清爽，生活节奏比维也纳人慢半拍。这个小镇从来没出过什么大事，除了二次大战时这里的居民“以大局为重”让纳粹抓走了几个犹太人以外，后来他们并没“以怨报德”清算德国人的罪行。

也就是这个城市，不足两万三千人口，大街上谁都见过谁的城市，一夜之间让世界震惊，让人类咋舌。人们应该永远记住，2008年4月19日，四月的第三个星期六，这一天展示了现代人类社会犯罪史上最最黑暗的一幕。犯罪人在人类文明高度进化的今天犯下如此残暴的罪行，令人类发指，他的作案方法与手段已经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他的罪恶行径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和谴责，给被侵犯人造成的身体及心灵创伤，不是能用任何词汇来表诉清楚的。

一个自称为保护自己亲生女不受吸毒影响的父亲，将她关进自建原子弹防空洞里长达24年，在女儿11岁的时候开始强暴她，时间跨度达31年！这还不算，并同她生下7个孩子，一对儿双胞胎兄弟之一，出生时夭折，竟被父亲残忍地扔进壁炉中化为灰烬。他们本来应该叫他姥爷，但他们不得不叫他爸爸。这些孩子直到现在才知道他们的姥爷是谁。为了自己的性欲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犯罪嫌疑人将女儿当作性奴长期霸占，并在她18岁那年，无耻地将她骗进防空洞用迷魂药麻翻，绑在事先设计固定好的金属架上，强行奸污自己的亲骨肉达几个月之久，直到她失去抵抗能力放弃出去的愿望。将她与孩子们锁在不见阳光的地牢里，长期剥夺他（她）们的人身自由和带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权利”，“犯罪人”也应该享有的政治权利。

人们不约而同要问：这是真实的吗？这是人干的事吗？是发生在现在吗？是的，它就发生在西方物质文明的今天，是在高度民主的西方国家人们的眼皮底下发生的。简直不可置信！就连著名的维也纳大学犯罪心理学专家霍尔曼博士对这种现象也不能给出一个完整解释。这件事将重新定义人类道德伦理可突破的界限，将给人们的心灵深处留下永恒的创伤。这一事件已经突破了人类忍受罪恶的心理底线，它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做出的（PRAEZENDENZFALL）。

老鹏这次来德国是4月26日，正好也是个星期六，是出事的下一个星期六。他交流访问的城市是巴伐利亚的帕骚，多瑙河边上一个风景如诗如画的小城，走路三、五公里就到奥地利边境。当他在电视新闻里看到这件惨不忍听、这样没有人性道德的事情发生在奥地利时，不知说什么好。当地的人们也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当他听说镇政府决定利用此机会将约瑟夫?佛锐茨（Josef Fritzl）的地牢作为展览馆保护性地开放以警戒世人。因此，老鹏决定利用业余时间，以旅游之便亲自出马去一趟阿姆斯特腾以收集第一手资料。

中午，老鹏开车过了林茨（Linz）快接近阿姆斯特腾(Amstetten)镇时，已经是车流不息，慕名而来的人哪个国家的都有，有从捷克来的，德国来的，也有从斯洛伐克来的。绝大多数来自周边国家，跟老鹏一样带着同情心与沉痛的好奇心而来。高速公路下来后进了镇子，再往南一公里就是多瑙河。过了石桥不远有一小巧玲珑的教堂，往下开用不了三分钟就到一片工业区边缘，再过几栋平板楼房就是这惨无人道的父亲约瑟夫?佛锐慈的三层板楼了。因为紧挨着工业园区，居住环境相比之下并不优美，因此很少有人把注意力集中在这几栋板儿楼住的人们，也许正因这个原因才给犯罪分子活动的最大空间和想象力。

这件事情的侥稀之处是他的夫人，一个68岁的太太，结婚51年了，跟他共同生下了6个子女，竟然对事情毫不知情！而且租他们房子的邻居也是从不怀疑佛锐慈的人品，都把他当成一位性格有些古怪、但脾气特好的退休老人！但家中的亲戚里，他的其他5个孩子三男两女，除去伊丽莎白对他的态度是敬而远之，能躲就躲，能不来家里看他就不来。他太太现在回忆起在孩子们小的时候，只要爸爸下班回来，不管你在玩耍游戏之中所有的人全部安静下来，他给孩子的感觉是一位严厉的暴君。唯一能完成逃避现实的行为是尽快结婚，所以出嫁的出嫁，取亲的取亲，目的只有一个——离家出走，眼不见才心安理得。他们的大儿子50岁，唯一的一个住在本镇上，据说只有他有地下防空洞钥匙，但他也是一口否认对该事件的知情权。

这个地牢——作为私人家庭成员的战备防空洞建于上世纪70代。能回想起当时项目审批情况的人，现在住在镇上的已经不多。一位也是退休的太太回忆道：审批手续是正规的，城市规划局还专门派人对工程施工单位进行过监督及最后的验收工作。由于约瑟夫本人就是电器机械制造设计师，对防空隔音和地下采暖及上下水的设计都很在行，特意安装了两扇钢筋水泥结构的防护门，带有电子密码。

老鹏参观时已经是中午时节，观众和记者的数量与附近居住的居民加当地警察数量的比例相映成辉，将Ybbsstrasse 40号（出事地址）围了个水泄不通。真可用中国的“人山人海”来形容。访问者络绎不绝来自世界各地，虽然在走出“防空洞”时都一脸茫然，但还是很有次序地认真研究着地牢的内部结构。参观人员摇晃着脑袋，尽管对令人发指的现实斥之以鼻，但还是表示对父亲在自己亲生女儿身上惨无人道的施性暴力无法解释犯罪原罪的根源。其实，这时佛锐茨 一家人并没任何人在家——父亲被警察拘捕，母亲和女儿、外孙、外孙女全部人马在小镇的一处康复医院里。就是在被害人处在这样一个尴尬的情况下，包围医院的新闻媒体记者仍然人满为患。更有甚者，有记者竟然爬到树上，驾轻就熟地摆开了拍电影阵势，不放过任何可以抓拍到的蛛丝马迹。

老鹏仔细观察了一下，整个地下防空洞分为五个组成部分：

一是长廊及通往地牢的楼梯。长廊确实很长，大概十来米吧。楼梯宽大但高度相当低矮；

二、约瑟夫的办公室，电脑桌上还放着许多图纸和满屋满墙的的设备，但堆放得很有次序，房间整洁干净；

三、通向第一道钢门至第二道钢门之间的仓库储藏室，放有一个家庭所需要的任何精装工具，例如电刨、电锯、切割机、电焊机等；

第四部分是隔音走廊，四周墙壁是用极好的绝缘封闭材料制成。这个走廊的另一端是第二道重三百公斤的钢筋混凝土结构的防盗门，将居住区的声音与办公室的声音隔开。警方做了一个实验：无论屋里的人怎么喊叫，外面屋里的人听不见任何声音。地下室的垂直上方是家里内院的花园，与地上距离为1.6米，也就是说，弟弟妹妹在花园里玩耍，下面根本就不会感觉到。

第五部分实际才是60平方米的生活区，空间高1.7米。分为干燥室，放有一台洗衣机，两个衣橱，孩子和大人的衣服全部在里边。实际上妈妈和小孩不需要多少衣服，因为他们从生下来到至今的时间从没离开过地下室。然后进入孩子们的卧室，两张简单的单人床，睡着姐弟俩：凯丝汀（Kerstin19岁）和史蒂樊（Stefan，18岁）。最小的儿子菲力克斯（Felix，5岁）与妈妈睡在另一间摆有一台电视的卧室里。妈妈与孩子们的卧室之间是一个混合间，厨房餐厅、洗浴室和卫生间。一共三间房，每间都是3x3米见方，中间是0.6米宽、1.5米长的通道连接所有活动区域。

整个地下室没有一面窗户通向户外，但是通风设备的功能运转完好。因此里面显得比较干燥，灯光的效果也还不错。与外界唯一保持联系的方法就是这台电视机，通过妈妈用自己现有的知识来讲解外面发生的一切。人们能想象的到24年不见阳光的感受：自卑心理，罪恶自责感，失去面对现实的勇气，从思想上解除了武装，彻底放弃了抵抗。使她继续活下去的信念就是她的爱，一个母亲的爱，是她对6个孩子无限的爱。它是一个伟大的母亲对孩子无私的爱。这是一种多么坚强的意志，这种意志只有当母亲有了心爱的孩子才能凝聚的。实际上，伊丽莎白还是有机会逃跑的，因为三百公斤抗八级地震的钢筋混凝土机构防护门，进出后必须重新输入密码。在约瑟夫上了岁数的后几年，有时他是忘记加密的。为什么她没有逃跑？这个问题只有伊丽莎白自己来回答，但她现在身体健康还很虚弱，以至于无法回答那么多的疑问。

还有爸爸与女儿生的三个孩子是正常在“姥姥、姥爷”的家成长起来的。在他们（她们）分别9个月、10个月、15个月大时被放置家门口，慌称是身陷一个邪教组织的妈妈悄悄放在这里的。每次附有信件，恳求Opa、Oma抚养。此计策屡次得手，姥姥、姥爷还在有关部门办理了正式领养手续。由于上述原因，他们对生活在地牢里18岁的哥哥、19岁的姐姐、还有5岁的弟弟并没印象。但哥哥姐姐却知道他们转移到地上面去了，因为丽萨九个月被父亲带走时，大姐已经四岁，哥哥也三岁半了。当四女儿莫尼卡长到十个月的时候，也被父亲接到地面上时，哥哥、姐姐已经对她有了深刻印象，并时常问妈妈什么时候他们也能象妹妹一样在阳光下生活，尽管他们并无亲自太阳光金光闪闪的温暖体验。五弟弟是1996年5月3日出生的，今年正好12岁，1997年8月3日在他刚好十五月被爸爸带到上边的时侯，凯丝汀（现年19岁）史蒂樊（现18岁）分别是8岁和7岁，对弟弟的记忆犹新。但他们不得不在阴森森的地牢里又继续生活了见到阳光之前的最后11年。人们根本无法想象，在孩子的心灵深处会留下何等巨大的创伤。

1984年8月28日，约瑟夫将当时18岁的女儿伊丽莎白哄骗进地下防空洞，强行实施了他的性暴力行为。并将事前在带有酒精中兑好蒙汗药的饮料给她喝。然后用手拷把女儿拷在钢管上进行了多次性侮辱，剥夺了她的人生自由长达七个月。直到女儿保证不再试图逃跑为止。在这几天后，约瑟夫到警察局报案，说女儿离家出走。约一个月后，强迫女儿写下一封家信，信中慌称在一个教会组织，一切都好，请父母不要找她，也无需为她的生活操心。

1993年5月19日，失踪的女儿悄悄放在门口一个九个月大的女婴，父亲称在自家住宅楼门前发现，并附有女儿的亲笔信件。信中说已经有了一个四岁的女儿和一个岁半的儿子，无力抚养第三个小孩。其实，这时的母亲已经在地下室生活了近十年！两个孩子也伴随着她在不见阳光的情况下成长起来。约瑟夫将信件交给当地有关部门检验，并办了过继手续。

1994年12月15日，跟前一个女儿的故事一样，十个月的女婴又出现了。还是有女儿伊丽莎白与父亲约瑟夫自编自导的亲笔信。这个女儿也毫不费力地成了家庭成员。有关负责此类事物的机关并没往坏处多想，只是不愿在调查棘手时而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1997年8月3日，在佛锐茨的大门口又出现了一个15个月大的男孩儿。和他同时出生的弟弟或哥哥，根据警方不完全报道，当时死亡，被约瑟夫直接放进壁炉焚烧掉了。

2002年12月16日，女儿伊丽莎白又与父亲生下了第七个孩子，也是男孩。2003年她还在父亲的策划下给父母亲写了封信，信中谎称她现在一切都好，与一名男子又生了一个儿子。为将来回到“人间”埋下伏笔。但这个孩子在地牢曝光前，一直生活在地狱里。

2008年4月19日，由于长期不见阳光，19岁的大女儿得了重病，父亲不得不铤而走险，再次导演了一场活报剧。病得失去知觉的Kerstin被不知“什么人”抬进了佛锐茨的家，接着打电话叫了急救车送到地区中心医院。在女儿的上身衣服兜里护士发现了问题，那是一封信，一封她母亲伊丽莎白的亲笔信。信中请求救助女儿。在Kerstin住院的几天以后，约瑟夫把女儿还有的两个儿子（分别18岁和5岁）从地牢里“解救出来”，对外声称，女儿带着孩子们回家来了！

2008年4月26日，知情人给警察局打了个匿名电话，警方开始介入此事。在医院附近，当伊丽莎白在场的情况下，警方将约瑟夫控制。随后回答警方所提问题时，已42岁的伊丽莎白供出了24年来心灵深处所受到的非人性折磨。约瑟夫保持沉默，拒绝开口。约瑟夫太太一口咬定对此事“闻所未闻”。

由于地下室常年不见阳光，伊丽莎白和三个孩子缺乏维生素D、C，因而骨骼发育不全或蜕化，牙齿部分坏死，面色苍白。因为长期没有紫外线辅助作用，使皮肤已经出现不健康疹状，关节部位而且出现大骨节结病疹。科学论证表明，大概继承父系或母系50%相象之处。父亲与女儿乱伦生下的孩子基于遗传基因有出现40%-50%先天性智障或身体残疾概率。而血缘远的夫妻生出的后代则只有2%-3%的先天性智障或身体残疾概率。

这种强行被关进地下室里的事情在奥地利可不是“一枝独秀”的新闻。2006年18岁的娜嗒莎（Natascha）利用一次机会，自己将自己解救出来，这时她已被她的性虐待狂关押了8年，并蹂躏了8年。一个10岁天真烂漫的小女孩，无缘无故被剥夺了她这一生的幸福童年，这到底是为什么？2005年曝出一个母亲为了方便自己的性欲，将自己三个亲生孩子关进地下室生活了7年。在现代的西方文明国家，她的手段残忍令人发指。

我们不经要问，为什么在这样一个高度民主、高度文明、教育程度相当发达的西方社会会发生这样一些不能用人类语言表达的悲惨事情。奥地利社会究竟出现了什么问题？西方文明的“虚伪性”出现危机了吗？这是人类社会需要共同研究的问题。老鹏希望下次来德国，能安心进行文物方面的交流工作，不愿再看到此类悲惨事情发生。有些媒体记者甚至捕风捉影，最大限度地迎合低级口味，无节制地报道，对人类道德规范的自律，并不起丝毫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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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特色？！

朴康平

记得几年前头一次去维也纳的时候，有两个印象特别深刻。一是那城市的雄伟、漂亮，不管怎么走，都觉得它那么厚重而有气势。加上多瑙河畔那浓浓的音乐气息，那极有味道的“百水建筑”，都让人留连。而另一个印象就不怎么舒服了，那就是维也纳人的“奇怪”。总结那一天的经见时，我总爱说：我在这一天里经历的不愉快，远远超出了这么多年在德国的总和。

先是乘电车，我怎么也玩儿不转司机座位后面的购票机，特别想请他指点一下，可他侧着头幸灾乐祸地看我着急，一本正经，就是没有张嘴的意思。进了旅游者购物中心，见我在几张明信片前踌躇，售货小姐竟先没了耐心，那一脸的官司，分明是要撵我出门。再后来路过一个街心公园，正赶上咖啡厅的大妈横眉竖目地驱赶两个年轻姑娘，就因为她们没喝饮料而单想用一下厅边的卫生间……可能原本都是人家有理：电车司机正在驾驶，不能因为你的弱智而分散精力；挑选明信片的人不该用自己的犹豫过多地干扰小姐工作的闲情；卫生间附属于咖啡厅，哪儿能让你那么随意方便？可是，他们那无一例外的冷漠甚至粗暴的特殊交流方式，加在一起，让我对维也纳人有了如鲠在喉的偏见。

时过境迁，再回头检点自己，当年那都是些鸡毛小事，实在不该以偏概全，轻易地给奥地利人戴上不公正的帽子。

再后来，接连看了几部奥地利影片：“Hundstage”，“B?se Zellen”，“Antares – Studien der Liebe”，还有我特欣赏的著名奥地利导演M. Haneke的一系列作品（“Funny Games”、“Benny’s Video”、“Der siebente Kontinent”、“Die Klavierspielerin”等），看的时候总是忍不住叫绝，佩服极了那片国土上产生的对当代人生入皮入肉的解剖，大胆淋漓，深刻警醒，每每都看得要做恶梦。佩服之余，也就特别自然地联想到我的那份偏见，不过这时候更多的是褒义：不愧是奥地利人……

Kampusch 受尽八年摧残、最终死里逃生的故事，轰动一时；不久前，她在警察局描述悲惨身世的口述被一家小报违法披露，又是一时轰动。大家都在一厢情愿地祈祷：能在奥地利发生的奇闻怪事，这回总该到头了吧？不想，一件更能超出常人想象的乱伦事件，又给了人类文明一个狠狠的闷棍：一个现年73岁的父亲，把亲生女儿关在地下室里，进行了长达24年的蹂躏，让她生下了7个孩子！奥地利又一次在登峰造极。

看来，还是该跳出对一个国家狭窄的认识，回到对人性本身的琢磨，看看在富足、文明的华丽地毯下，有多少这样的暗室，暗藏着多少令人发指的丑恶。这个假想是残酷的，可现实比假想更残酷，更无情。这是不用去奥地利也能明白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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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个世界 不同的梦幻

漫谈奥运与西藏冲突

钱跃君

我心目中的西藏

在国内时，似乎没有人对西藏感过兴趣，我只是在文革期间听过翻身农奴巴桑对解放前农奴生活的忆苦思甜，估计文革后她也被列入“三种人”而被判刑了。上世纪80年代初一位德国教授来校讲学，只有一个周末的间隙居然坐飞机赶往拉萨游览。我不解地问他怎么想到去西藏？他却说，到中国第一要看的就是拉萨，而且许多在德的亲朋好友都等着他回去介绍西藏图片与见闻。

来德初年，与德国朋友和同事首先遇到的就是西藏问题。非常令人不解的是，这里没人知道毛泽东、邓小平，更没人知道江泽民、胡锦涛，却个个知道达赖喇嘛。一次与德国同事午餐，又谈到西藏问题，同事们都说中国政府破坏西藏文化，西藏应当有自己的自主权。我气得反驳说：如果西藏可以独立，那上海、北京都可以独立了！心里还想，就是把西藏炸平了也不用你们来管。记忆最深的是80年代与一位德国好友约会，他请我在一家餐馆吃饭。知道我喜欢喝酒，饭后订了一整瓶红葡萄酒与我共享。没想到随谈中偏偏又惹上了西藏问题，两人当场就争吵起来，好像一染上西藏病毒，再好的朋友也要翻脸。结果酒也没喝完，两人不欢而散，从此不再来往。

第一次令我反思西藏问题的是八九学运。1989年3月西藏暴乱，实行军事戒严，这一点没有引起我们海外留学生的关注。没想到两个月后北京学生的和平请愿也被说成暴乱，北京实行军事戒严。6月4日就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北京大屠杀，整个世界都吓闷了、沸腾了，全德各大城市发生了德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规模游行。这才使我回想到西藏，中国政府声称“西藏暴乱”是否是暴乱？“军事戒严”的背后是否就是一场屠杀？

89学运过去近20年了，当年的资料也逐步透露出来。例如当年出兵拉萨1.5万兵力，驻藏武警总司令李连秀签发的作战计划（共八条）：

5、特务分队急调300人扮成市民和僧侣，在5日上午打入八角街和拉萨其他闹事地点，配合公安厅、市公安局的便衣完成造势任务。烧毁大召寺东北方向的经塔。砸抢闹市区的粮店，引发市民哄抢粮食，并对藏甘贸易公司进行煽动性攻击。鼓励民众哄抢商店物资。除指定地点外，不得对其他设施进行攻击。在完成以上任务后，所有行动人员全部撤至雪城旅馆，并清点人数，此项任务属绝密，任何执行人员均不得将此任务外漏，违者严惩。

7、武警特别战斗分队，在战斗中和战斗结束后，担任封锁消息的任务，负责运送死伤人员、收押人犯、市讯、清查漏网人员，接待国安部执行小组人员的视察，并向执行小组移交外国机构进藏人员。注意内外有别，没有指挥部的命令，不得向其他协作单位透露拉萨战斗序列的安排。

由此可见，当年中央电视台报道西藏暴乱中出现的打、砸、抢现象确有其事，但不完全是僧侣所为。这次西藏事件中，就如《南方都市报》副总编长平所言：“拉萨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大多数中国人所看到的，只有政府在封锁消息几天之后统一发布的新闻。对于任何来源单一的垄断性新闻发布，我不敢说它是假的，但是我也不能确认它是真的。”长平因此言于近日被解职。

国际法：人权高于主权

西藏问题在海外华人中分歧很大，无非是各方引经据典在讨论西藏是否属于中国领土，或西藏是否应当自治或独立。1995年德国议会举行过一次对西藏问题的讨论。我出于好奇专程赴波恩的议会厅去现场旁听，过后又让议会秘书处将这次讨论的完整记录复制一份给我。我听了之后非常惊奇，德国政治家对西藏问题讨论的思路，与中国人之间的讨论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当时发言的十几位议员，没有一位提到西藏的版图问题，也没有一位讨论到西藏的自治问题，他们关注的就是两个问题：一、人权问题，主要是西藏没有信仰自由；二、文化问题：藏传佛教不仅是人类的文化遗产，而且是人类还活着的文化财富，必须全力保护。过后中国政府提出抗议，就不知抗议者是否旁听或阅读过议会讨论的原文？

西藏是独立还是自治，是外族统治还是本族统治，是民主还是专制，是政教分离还是政教合一，这应当留给西藏人民自己选择，西方政治家既没有义务、也没有权利来关心。西方政治家唯一关心的，无论该地区是以什么样的统治形式，无论是谁在统治，那里人民的基本权利都必须得到保障。在这次藏民的海内外抗议中提出的是“自由西藏”（Free Tibet），而不是“西藏独立”（Independence Tibet）。争取自由是人权概念，不仅是每个民族、也是每个个人的基本权利，中国人民自己都应当提出“自由中国”（Free China）——难道中国人民就应当世世代代没有人格尊严地生存？而中方的游行队伍打出的标语却是：“西藏过去属于中国，现在属于中国，永远属于中国”——与西方主流社会讨论的西藏问题风马牛不相及，别人都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突然冒出了“西藏属于中国”问题？

人权提到国际政治高度是二次大战的结果。一次大战后，经美国总统建议、英国外长筹建，成立了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六个常务理事国是英、法、意、日、德与苏联。国际联盟旨在维护世界和平，即不得侵略它国，也不得干涉它国内政。二次大战中德、意、日严重践踏人权，战后设立纽伦堡与东京国际法庭，将法庭设到别人家里，首创了人权高于主权的先例。此后建立的联合国，去掉德、意、日常务理事国，增补了美国。在增补亚洲常务理事国问题上，苏联反对增补中国，英、法沉默，而美国坚持要增补中国，最后美国方案通过，这才有中国今日在联合国的地位。经历这场浩劫人们痛定思痛，将维护基本人权作为加入联合国的首要前提，颁布的《人权宣言》首次突破传统的国际法。以前所谓的国际法(law of nations)，只指国与国之间的合约。而《人权宣言》是各国与本国人民(！)之间的合约，但受到国际社会监督。即在维护人权的问题上，所有联合国成员国必须接受所有会员国的监督，也有权利与义务监督其它会员国。有人说人权是西方强加给中国的价值观。这点不对。联合国是在这样的特殊背景下产生的，在维护人权问题上，所有成员国都有权利干涉另一国内政。中国不仅自己就是二战的直接受害者，中国政府当年不仅是自愿、而且是争着要进入联合国，即争着要让全世界来监督中国人权状况。如果认为《人权宣言》的内容不适合中国，那就不应当加入联合国，即使误入了现在还可以退出。

西藏问题：宗教问题与民族冲突

具体看西方政治家对西藏的讨论，其实这些人权问题（如宗教自由、言论自由、政治迫害）岂止在西藏存在，在整个中国都存在，在中国被关押的政治异议人士、宗教人士与自由作家等比西藏更多，而历史上从反右、文革，到今日对维权人士镇压和对网络媒体封锁，无论广度和深度都超出西藏。所以西藏问题其实就是中国问题。当然就我来看，西藏还是有其特殊之处。

西藏是当今世界为数不多的宗教之地，90%以上藏民是虔诚的喇嘛教徒，将近10%是和尚。而汉文化本身就缺乏宗教性，再经历共产党几十年的反宗教教育，对宗教往往嗤之以鼻，甚至要将西藏都社会主义化，而没有对宗教表示出半点宽容与尊重。因为达赖喇嘛个人没有听从党的指挥，半个世纪来，中国政府就用汉民族中对一个人（如刘少奇）妖魔化的方式，要在西藏将达赖喇嘛搞倒搞臭。但一切徒劳。1980年代的胡耀邦时代政治上相对宽容，邀请达赖喇嘛的姐姐回拉萨看看。来访之日，无数藏民涌上街头迎圣，跪在地上痛哭，连中共驻藏官员看到这一场面都惊叹：几十年的共产党教育，一夜之际化为灰烬。

我是来德后接触了基督教才对宗教问题有所反思，我不能想象谁能发动全德的基督徒来批判、侮辱基督，至少连希特勒、东德共产党都不敢这样做，但在西藏就发生了。在藏传佛教中，达赖喇嘛就是他们的上帝，你能强迫喇嘛教徒不信自己的上帝？那其实就是强迫他们不信喇嘛教。那些当兵的冲到寺庙里将达赖喇嘛的像摔到地上踩（包括这次事件中），就像有人冲到德国的教堂中将基督的像摔下踩碎，如果你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你会有什么感觉？你会服吗？

宗教不同于普通的世俗观念。中国没有很深的宗教信仰，一切以现实考量与利益权衡来决定自己的行为，所以共产党靠政治迫害就能将中国人压得乖乖地俯首称臣，所谓鸡蛋撞不过石头，所以现实一点放弃自己的良知。而有宗教信仰的人却不同，犹太人去国两千多年，就依靠犹太教延续着一个流亡民族的认同；德国土耳其人已经到了第三、第四代，女伊斯兰教徒依旧戴上头巾。刚解放时许多留在大陆的基督教徒被镇压、被判刑，如现任上海大主教在监狱渡过了27年，出狱后依旧坚守他的基督教信仰。所以，西藏作为宗教之国，西藏的鸡蛋个个勇于向石头撞。如果北京政府没有宽容的宗教政策，则永远得依靠军队与坦克来维持在西藏统治。幸好佛教是崇尚和平的宗教（所以会赢得西方社会这么多同情与声援），如果是强悍的伊斯兰教，那北京、上海天天都得挨上几颗恐怖炸弹，这时中国人才会切身体会到什么是“宗教冲突”与“民族冲突”。

国家是个政治概念（版图），民族是个文化概念（语言、宗教）。根据欧洲近千年的历史教训，文化上的同一个民族最好结合为政治上的同一个国家，这就是16世纪“民族国家”的提出。当年的科索沃战争、今日的伊拉克问题，都是因为国家与民族分离所致。只是因为历史原因，许多不同的民族被结合在同一个国家，或同一个民族被分割成几个国家。有人说西藏自古就是中国领土，是错误的。元朝时的中国与西藏同属于蒙古国领土，清朝时的西藏与中国同属于满洲国领土。中国人做了几百年亡国奴，多少复国志士倒在血泊中，现在都忘了，还引以为傲。直到民国时期，蒙、藏才归为中国，那是1911年，还称不上“自古”。而恰恰在1911年后，中国共产党将半个蒙古拱手送给苏联。既然现在有这么多爱国者，就应当去指责共产党政府卖国，为什么就没有看到“蒙古自古就是中国领土”的标语？中国政府想隐瞒历史，所以中国境内全体失声。

当然，那些都是陈年老账，这种纠缠版图的讨论已经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只是今日中国事实上是多民族国家，汉民族当政，所以其它民族都是受外族统治，按中国传统说法都是亡国奴。所以为什么一些愤青在游行或讨论时，把西藏认定为中国领土，而把西藏人却不看作是中国人。

尽管在外族统治下，也可以统治得文明一些。清朝政府统治中国，尽管皇家全都信仰藏传佛教——西藏被元、清两朝的皇家奉为圣国，达赖喇嘛奉为国师——但还是比较尊重汉民族，皇帝之下的所有官员都起用汉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文化工程（《康熙字典》和《四库全书》），就是在外族统治下完成的，相对共产党半个世纪来对中国传统文化和道德的摧残可谓鲜明对比。尽管如此，汉民族还是念念不忘要“驱除鞑虏”。而在中共统治下，对西藏传统文化与宗教的摧残，可能是西藏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仅仅一个文革就够了），所有宗教活动限制在中共限定的范围内，导致许多僧侣迄今身陷监狱。在感情上，就如日本侵华时屠杀中国人，因为是外族侵略，所以中国人迄今都耿耿于怀；而中国政府在反右、文革中迫害与屠杀中国人，至少人数上远超过日军屠杀。但因为是汉人迫害汉人，似乎迄今还没有听到汉人要求中国政府对历史认罪的呼声，能获得摘帽、平反就感恩不尽了。对西藏所犯下的罪恶是中国政府所为，而不是中国人民，因为中国人民本身也同样受到了最大摧残。但因为中国政府的主体是汉人，所以藏人将这笔帐还得记在汉民族身上。就如二次大战是纳粹所为，但总理勃朗特——曾为反抗纳粹而流亡北欧——跪在波兰的纪念碑前，代表德意志民族向所有被纳粹屠杀的人民认罪。几年前中国方面邀请德国外长费舍做有关德国民族对二次大战忏悔的报告，想以此来告诫日本。结果被外长拒绝，理由很简洁：“一个对自己的罪恶没有忏悔的政府，根本就没有权利要求别人来忏悔”。中方哑口。

中国对西藏的经济援助，似乎西藏还应当感谢中国政府。那中国的第一代科学家、也是中国科学事业奠基人都是靠英美的庚子赔款而赴洋成学的，中国人民是否应感谢八国联军侵华？中国东北的主要铁路线是日伪时期所建，中国人民是否还要感谢日本侵华？何况对一个宗教之国，对其精神摧残所造成的伤害，怎么可能花几个人民币来消灾？换句话说，你汉民族愿意忍受共产专制，有什么权利要求藏民族也要忍受专制？

奥运火炬：海内外双重抗议

中国举办奥运会，不仅是中国人民、也应是世界人民的喜庆大事。但在奥运海外火炬传递活动中，却遭到了奥运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规模抗议。奥运火炬传递是1936年柏林奥运会首创，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为了宣泄纳粹德国的世界显赫，安排二百多位运动员从希腊的古奥林匹克将圣火接力传到柏林。这事引起了全世界抗议，希腊共产党悬奖要在传递过程中扑灭圣火。许多人权活动家和民众参加了这一抗议和扑灭圣火活动，果然在捷克境内被扑灭多次。没想到当年是共产党号召扑灭纳粹圣火，70年后却是欧美民众号召扑灭共产圣火，就不知中国共产党面对历史与今天的两次扑灭圣火有何感悟？本想通过圣火活动来显示中国、其实是显示中国政府的伟大，但沿路遇到这么多抗议，各个途径城市不得不大敌当前地出动几千警员，而且许多原计划的接力途径不得不临时缩短或改道，中国的国脸都没有了。一次电视讨论时问国际奥委会副主席巴赫，巴赫说，七年前奥委会就向北京政府明确提到，在奥运火炬传递中很可能会遇到抗议活动，中国政府尽管如此还是希望举办火炬传递。可见，遭遇抗议是七年前就已在预料之中，西藏事件只是加重了抗议规模。另一个主要抗议组织是“记者无疆界”，那是为世界上受迫害作家呼吁的民间组织。近年来中国的许多网络作家被捕、被判刑，人数上成为世界第一，所以引来该组织的愤怒。当时西藏事件发生后，德国媒体呼吁德国总理梅克尔不要去观摩北京奥运，梅克尔含糊其辞，其实还是想去给中国政府一点面子。没想到又传来网络作家胡佳被判刑的消息，梅克尔只能长叹一声，于次日就宣布不去参加北京奥运，接着许多国家首脑也纷纷谢绝参加奥运开幕式——中国政府不把中国人当人，西方政界和社会却还是把一个普通的中国网络作家当作一个人。

遇上这样的抗议，对中国政府产生了两难。

首先，中国政府如何向国内民众交待？第一步当然是封锁信息。本来中国电视台是现场直播，一遇上抗议人群后马上出现“技术故障”而中断报道。巴黎有几万人抗议，仅在埃菲尔铁塔对面的广场上就有5000多人。新华社给国内媒体的消息是：极个别的藏独分子在干扰火炬传递。许多人指责西方媒体消息有误，是否也应当指责中国政府发布的消息更为不准？而且还要统一口径，任何媒体不准越雷池半步。但在网络这么发达的今天，纸已经无法包住火，网上信息与讨论比官方媒体更详细、更生动、也更激烈。为了挽回面子，只能动用中国政府唯一还能笼络民心的杀手锏“民族主义”，将法国家乐福当牺牲品，发起国内各城市同步（4月19日）的抗议活动。

但民族主义是非理性的，就像一颗炸弹，可能炸到对方，也可能炸毁自己。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本来是抗议欧洲国家将青岛从原属德国殖民地划归日本殖民地。结果抗议风潮一起，学生把一腔怒气不是发到洋人身上，居然发到自己政府身上，冲向北洋政府外交部长等的家里。五四运动直接导致共产党的成立，北大文学院院长陈独秀成为中共总书记，北大学生会主席张国焘成为中共主要军事领导人。当年的中共将“五四”爱国运动看作历史经验，而今日的中共角色换了（自己成了北洋政府），当年的历史经验就成为今日的历史教训，五四青年节和“民主与科学”口号再也没人敢提了。在社会矛盾尖锐的今日中国，谁能保证一场学生爱国运动真的起来后会将矛头指向哪里？所以必须将爱国运动绝对掌控在政府手上，基本策略是：一兴起就收，一发展就禁，再发展就抓。几年前抗议南斯拉夫中国使馆被炸与反日大游行等都是采取同样手段。

其次，中国政府在海外受到更大压力。专制社会与民主社会有两大根本区别：经济上，民主国家是国穷民富，欧美一讨论国家财政就灰头土脸，希腊为雅典奥运投资了80亿美元，叫苦不迭；而专制国家是国富民穷，联合国定下最低贫困线为平均每日支出1美元，而中国低于0,5美元的穷人还有8000万，但举办奥运会却马上掏出351亿美元。在政治上，民主国家政府怕内不怕外，只要一件事做错、甚至一句话说错都可能下台；而专制国家政府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对内可以镇压，对外却要讲点面子。何况中国经济一方面很大程度冲击了国际市场，但也更大程度受到国际市场牵制。如果哪天欧美拒绝进口中国商品，中国马上就要爆发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所以无论从国际经济还是国际政治，中国政府都必须与欧美建立良好的伙伴关系。而西藏是几十年来欧美老百姓的心灵圣地，达赖喇嘛的国际影响甚至超过了当今罗马教皇。曾有一批藏民无处着落，向来拒绝外国人的瑞士一口气接收了十万藏民，世界上哪国难民能得到这样优待？各国政治家频频接见达赖喇嘛，是看在选票面上做给本国老百姓看的。这次发生西藏事件，欧美所有国家、包括欧盟都专门讨论西藏问题，各国政要、包括澳大利亚、日本等国首脑，都呼吁中国政府必须与达赖喇嘛对话。民主国家的政治家永远不能理解，现在都21世纪了，哪有看到一批僧侣上街游行就出动军队与坦克前往镇压的？中国政府陷入到1989年北京大屠杀之后最大的国际政治危机，四面楚歌。又搞了大规模抗议家乐福活动，还扬言要抵制德国商品。抗议消息马上作为头条新闻传遍欧美各国，那不仅是中国在与法国为敌，那是与整个欧美主流社会为敌。在南朝鲜汉城的火炬接力活动，中国学生的游行队伍大打出手，拳脚棍棒相加，引起南朝鲜社会愤怒，政府只能下令逮捕秉事者驱逐出境——因为中国的家丑，居然在别人国家的首都进行暴力活动，是奥运还是暴运？

藏汉对话：民主与自治

其实，抗议者自己都不去想想，中国政府花了351亿美元的血本来举办奥运，是希望通过奥运树立自己的国际形象。结果奥运会还没开，就被西方推波、中方助澜、中西双方起哄，演变成中国树敌于整个欧美国家的战场。这能是中国政府的愿望？所以无论从对内还是对外考虑，中国政府必须立即扑灭这场爱国主义运动——在政府眼里，爱国只是手段，维持自己政权才是目的。

但如何最佳扑灭这场爱国运动，就体现了一个政权的政治智慧。一方面要安抚参加爱国运动的学子们，因为99%的参与者确实出于真心爱国，然后再慢慢降温；另一方面向欧美和亚洲经历火炬接力活动的城市表示谢意和歉意，人家为了给中国做面子，不仅提供活动场地，还空前绝后地安排几千警察护送。但中国政府没耐心这样做，突然发出一段几十字的新闻：中国政府愿意与达赖喇嘛的代表谈判。一个闷棍，天下哑然。

“五?一”那天中关村的家乐福前还是去了几十位学生，带去的国旗也不敢打出，更没人敢领喊口号，不多久就被一脸阴气的警察以“非法集会”的罪名威胁驱散，几位学生想与警察交涉，就被带走了，迄今凶吉未卜。我看了有人偷拍的录像，其场景之凄凉，与这之前被爱国者们引以为傲的“4?19”声势浩大场面堪称天壤之别。许多学校事先发出警告：“为防止国际反华势力阴谋操纵破坏社会治安与奥运会准备工作，任何学生在五一期间参与围堵家乐福属于破坏社会治安，如被警方拘捕将遭勒令退学处分。”在海外，谁最热衷于抗议家乐福活动？我想“爱国者”一定多于“卖国者”或“藏独者”，那些爱国者一夜之内都成了“国际反华势力”？这使我想到了反右运动，当时党号召大家提意见，那些头脑天真的知识分子因为爱党，还真的诚心诚意提建议，结果四十多万青年被打成右派，几十年下来妻离子散，葬送一生。一些天真的朋友大惑不解，即使中国政府有这打算，也应当事先通一下气，以免海内外爱国者们尴尬被动。岂不知中国政府搞的是宫廷政治，不是民主政治，主人做一项决定还需要去问一下家奴？蒋介石当年不也是“宁予友邦，不予家奴”吗？中国政府表示愿与达赖喇嘛对话，这是给友邦（欧盟代表团）的一份厚礼，代表团当晚就举行联欢以弹冠相庆。

但如何对话？达赖喇嘛希望西藏自治，这是当年中国政府与西藏政府谈判的结果，西藏的官名也是“西藏自治区”。达赖喇嘛要求中国政府兑现、严格说是遵守合约，中国政府何以应对？但问题不在西藏是否自治，而在如何自治？谁来自治？说起来很简单，这就必须由全体西藏人民自己选择，而不可能让达赖喇嘛选择，即西藏人民自己投票选举西藏的人民代表和人民政府——这不意味着西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三十个省市中第一个实现民主的省？中国政府可以在深圳、海口开辟经济特区，整个政治权、经济权反正依旧掌控在当权者手上，还给当权者子女多了一个发财之道。而“西藏特区”却完全是另一种意义的特区，那是政治上实现民主的特区。如果西藏实现民主，连锁效应，不是在引导全中国人民走向民主？所以这样的“特区”别说在整个西藏，就连在西藏的任何一个县、一个区、一个村都不容许存在，广东太石村的村民罢免村长不就马上被镇压？专制就是铁板一块的专制，每个社会细胞都必须专制，任何一个缝隙都可能引起整体崩溃。所谓上海市市长，都是北京所指定，可曾有一届为上海人民所选？上海市长充其量也就是北京政府驻上海办事处主任。所以，中国不民主，不可能实现西藏自治。

相反，如果中国民主了，西藏自治的问题也就不存在了。在民主社会，法兰克福市长由法兰克福公民选举，黑森州州长由黑森州公民选举，哪轮得上中央政府来指定市长、州长的？从这意义来说，民主国家不仅中央政府是民选的，而且每个省、市、县、区、村各级都是民选的，从而也是自治的，哪还用得上强调“西藏自治”？

现在给北京政府出了难题。西藏和达赖喇嘛在国际社会有这样的地位，不与达赖喇嘛谈出点结果，如何应付国际社会？想要谈出点结果，又能谈出什么？这需要政治智慧，仅靠鲁莽的民族主义狂热只会将事情搞得更糟。据悉，中国政府为了摆脱外交困境，想投巨资委托西方的游说公司来疏通西方政界，就如北大教授贺卫方所言：

“实实在在地在国内推进民主、法制、宪政这些最基本的价值……这比请任何的公关公司都更有价值，因为这是一种真正朝向合理目标迈进的、坚实的、让全世界都能听到的脚步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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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事变和现代义和团

彭小明

汉奸定义不周延

近年来民族主义高涨，动辄使用汉奸这个概念，成为一顶新的政治帽子。其实汉奸这个概念已经不太适合中国国情，是个政治上不够正确的概念。尤其涉及多民族问题的事务中，汉奸这个概念存在着严重局限性，是典型的以偏概全。汉奸仅仅是出卖汉族利益的人。而今中国早已不是一个单一民族的集体，而是一个由五十多个民族组成的联合体。汉族只是这个民族大家庭中人口最多的一族，不宜用汉族来替代整个民族大家庭。词义扩大是语言学上的常见现象，例如江河在古时侯仅指长江和黄河，后来词义扩大泛指一切江河。可是汉奸这样的概念不适应这种情况，“汉”这个修饰定语已经界定了它的词义范围，词义扩大的要求无法突破限定语的自身界限。

观点不同，展开争论，甚至公开辩论，在民主社会是寻常小事。当面辱骂恫吓，背后迫害家人，完全背离了民主原则。骂王千源为汉奸，完全是错误的。让争议双方沟通，怎么就出卖了民族利益？当代是谈判的时代，价值观的时代，任何不同观点和理念都不应再诉诸暴力，诉诸强制，只能通过谈判交流。打砸抢是暴力，骂人、电话骚扰是语言暴力，将胡佳、杨春林等自由言论人士逮捕判刑更是滥用国家暴力。一些海外藏人和美国学生批评中国政府，提出西藏自由等口号，并不是什么可怕的事情。可以辩论，可以对话，有理讲理嘛！反右、文革时代那种一句话不合领导旨意就打成“右派、反革命”的思维方式，再也不应该继续下去了。国内电视和报刊把对立面说成“藏独分子”是偷换概念。在拉萨、加利福尼亚、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的对立人士打出的标语几乎都是 Free Tibet （给西藏自由），而不是Independence Tibet（让西藏独立）。按照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来解释，名副其实的自治就是自由的西藏。如果强词夺理，很难取得外国朋友的谅解。

联络对立双方，达成沟通，是促进团结和谅解，决不是背叛，汉奸的罪名是莫须有的。退一万步说，就算有汉人支持西藏独立，即非暴力地主张某民族独立，在国际上是一种言论自由，给他戴汉奸的帽子也不合适。因为维护中国各民族的团结和统一并不是汉族一族的利益，而是包括汉藏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汉奸这个名词，词义比较狭隘，仅适于特定的历史和空间的部分领域，对于现代中国，也就是孙中山提倡五族共和、建立民国以后的中国，已经越来越不适合广泛使用了，有时反而会有种族主义的狭隘嫌疑。从这个名词概念的使用来看，我们许多同胞的内心深处，还有不少将汉族取代中国的错误思想。

选择性的“爱国”是马屁

世界上那么多国家举办过奥运会，为什么北京的奥运受到这么多质疑？难道我们不应该反思一下中国的人权状况吗？西方媒体确有报道不实之处。我们能不能反思一下，中国媒体的报道有多少不实之处呢？胡佳因为批评了中国党政当局，就被逮捕判刑。世界各国的新闻报刊和电视广播都以显著地位作了报道，唯有中国的报刊电视广播不置一词。封锁消息不是比报道不实更恶吗？为什么海外的华侨社团和留学生群体不发动示威抗议？新世纪交替时期，江泽民、胡锦涛先后签署了丧权辱国的中俄边界新约，几乎完全承认了沙俄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把历届中国都不肯承认的领土主权和图们江出海口主权拱手交给了俄罗斯。《欧华导报》曾经发表过文章，奔走呼吁，愤怒抗议，海外民主运动和法轮功的报刊也多次转载和传播，可是只有极少数读者听众来信来电问询这些历史事实，表示支持。而那些马屁华侨和个别留学生社团的领袖们的爱国义愤到哪里去了？没有党政领导的授意，他们的爱国热情就无法燃烧起来。党政领导卖国，他们为什么不义愤、不抗议？历史上的卖国贼都是权势人物，秦桧、洪承畴、汪精卫个个都位高权重，爱国将领往往都历尽劫难，岳飞、史可法、文天祥、袁崇焕个个都死于忧患。当了几天马屁侨领，奥运游行，反独示威，就自以为成了爱国英雄，简直是白日做梦。

留学生和海外华侨原来都有爱国传统。1919年，卖国贼章宗祥、曹汝霖、陆宗舆在巴黎和会上预备签署卖国条款，留法学生将消息通报各国同学，留美同学将消息进一步发回国内，终于掀起了扭转乾坤的五四爱国运动。1945年，曾为抗日前线捐助巨额钱财的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得知蒋介石接受林彪、董必武等共产党人传达的苏共旨意，应允外蒙古独立，立刻发出紧急抗议电报，同时谴责蒋介石和毛泽东，痛斥国共两党出卖领土和国家主权。历史上北洋军阀、日、俄帝国主义、国共两党，都是武装到牙齿的暴力强权，这些学生和侨领却义无反顾，敢于针锋相对。相比之下，今天的官办留学生社团和马屁侨领都被共产党调教得“义和团化”了。义和团下场如何？我们不要忘了，第一，高举“扶清灭洋”大旗，搞抵制洋货、打杀洋人的义和团，抵挡不住洋枪洋炮的打击之后，慈禧太后竟下令清军跟八国联军一起将义和团赶尽杀绝。第二，从纵容义和团暴力骚乱，到清帝国的彻底覆灭，只有短短的十一、二年时间。从柏林奥运到纳粹覆灭，从莫斯科奥运到苏联解体，也都分别只有九年和十一年。中国党政领导操办北京奥运，又不想放弃专制，历史的宿命能逃脱得了吗？

两大效应

其实，通过西藏事变，已经出现了两大效应。一个效应是中国当局利用北京奥运为自己打造美好形象的如意算盘已经落空，奥运成了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人权状况关注的焦点。中国的人权状况十分恶劣，又一次成为西方男女老少尽人皆知的事实（上次是1989年天安门血案时期）。中国当局已成了惊弓之鸟，网路监控、电话监控、户口监控，签证监控越来越严紧，连大型的演唱会也不准举办。奥运把中国变成了一座精致的铁笼，金碧辉煌，戒备森严。另一个效应是西藏与中国关系空前紧张家喻户晓。由于共产党人谎话连篇，过去中国当局强调西藏属于中国，西方人民并不注意。如今达赖喇嘛反复重申不追求独立，愿意在统一的中国框架下自治。令各国朝野都留下了深刻印象。连非常保守的德国《世界报》也改口不再说西藏是独立的国家，而称西藏为中国的的省份。

两个效应说起来，都是对中国党政宣传的不信任。毛泽东、朱德签署《约法八章》，承诺凡不持枪反抗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不加逮捕，可是镇反、肃反运动，除极少数统战花瓶外，所有此类人员全部成为历史反革命判刑劳改；《共同纲领》应允联合执政，结果五十年代就背信弃义，实行一党专制；整风初期，信誓旦旦，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打棍子，不戴帽子。转眼之间将55万人（实际上百万以上）打成右派，成为贱民。六四前夕，党中央保证不秋后算账，结果邓小平下令，用坦克和机枪杀害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江泽民声称信仰自由，可是全面整肃法轮功，用尽各种酷刑，大量无辜信众死于非命。共产党人的历史上堆积着如许的谎言和欺骗，怎么可能赢得信任？只有国内长期被蒙骗的人民才可能被义和团化。而许多善于独立思考的同胞已经不再盲从。

现代义和团

网上爱国愤青的怒吼很多，谴责游行的言论也越来越多。说愤青游行是现代义和团，少数游行者撕毁反对意见的标语牌，跟对方厮打，甚至冲击那些抗议中国当局遣返“脱北者”的外国人士（脱北者是逃离北朝鲜的难民，中国警方残忍地将他们遣返回国，丧尽天良），都是违背人权的“现代义和团”行为。

实际情况更为复杂，许多留学生是抱着看热闹的心态去参与的。奥运火炬（圣火是中国人的夸张说法）难得一见，从悉尼或墨尔本到堪培拉，从西德各城市到柏林，数百公里的路程，平时难得有机会去一趟。如今反正有人出钱、出车，何乐而不为呢。现代义和团也者，只有极少数表现爱党主义的组织者们才庶几近之，但仍有相当的距离。百年前的义和拳民好歹还要练一练据说可以“刀枪不入”的拳脚功夫，参加一定的祭拜法事，方能名副其实。他们虽不识洋文，不信洋教，武林常识还是不缺的，毕竟必须面对洋人的刀枪火炮，万一功夫不到家，拳脚疏失，或“魔法遭破”，少不得丢了小命。今天的现代义和团首领全然没有这般后顾之忧。向前看，民主国家有法制保障，游行示威是民众的合法权利，受警方保护；向后看，有国内党政领导的默许推助和驻外使馆的配合默契，准保有爱国桂冠的嘉许，甚至今后还有物质上的实惠。这样的奉旨爱国，只赚不赔，或是小赔大赚，多好的买卖，一辈子都可遇不可求。不幸上述有嫌疑参与暴力厮打的学生将面临当地法院的起诉，如果经审判定谳，可能被遣返回国。面对起诉，需要中国使馆帮助的时候，使馆官员已经宣称跟游行没有任何关联。不由得令人想起1997年波恩中文学校的马屁华侨彭炜邦爱党拍马，惹出了官司以后，中国使馆立刻撇清说“与该事件毫无关系”。今天了解这次游行和涉案过程的中国留学生，一定会深深体会到当年义和团遭慈禧太后“始乱终弃”的悲凉。王千源同学的遭遇受到美国警方的注意，已经开始调查杜克大学中国学生社团跟中国官方的暗中关系。网上消息说，该学生组织已经承认领得中国领事馆的资助。如果查明其中确有中国党政机关的特殊人员操纵其间，岂不是刚好为《明镜周刊》文章《黄肤色的间谍》关于中国（共产党）间谍的描述作了旁证？日本和韩国的新闻界已经表示了质疑和担忧，大批的中国青年面对不同政治意见动辄喊打喊杀，这样的国民素质怎么能办好奥运？

达赖喇嘛：人、狼、神？

中国当局已经跟达赖喇嘛的代表接触对话。可是中国的报刊仍然继续温家宝、张庆黎等人的腔调，指责达赖喇嘛是披着羊皮的豺狼，是继续进行分裂活动的阴谋策划人。这种做法实在连起码的道德礼节都不讲。一面说要跟人家接触，一面又指称人家是豺狼，算是什么处世之道？君子之交，不出恶言，何况是面对各国朝野都相当尊敬的宗教领袖人物。从温家宝、张庆黎的态度上看，已经不难看出他们对接触和对话毫无诚意。我们不难设想，如果对话有进展，甚至达成协议，达赖喇嘛会重新成为国家领导人，恢复人大常委会的职务，至少获得国家级的荣誉职衔。作为国家领导人竟曾被指称为披着羊皮的狼，政府和宣传部门如何向人民交待？作为藏族同胞心目中崇拜的神灵象征，北京领导部门如此恶言相向，给西藏僧俗人民留下什么样的心理印象？

退一步说，即使谈判对方确实怀有独立的想法，谈判的时候也可以直接向对方提出“永远不再寻求独立”的条文嘛。对话本身就是讨价还价的过程。从藏人的角度来看，共产党何曾给过西藏人民一天真正的自治？汉族地区民怨沸腾，每年发生八万多起警民冲突，党风贪腐举国一致，藏族地区的民生状况绝不可能如世外桃源。汉族人民有多少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藏族人民势必比他们更少，因为涉及民族和宗教问题，他们面对的禁区势必更多、更严酷。面对与达赖喇嘛的对话，在自治、民主、人权方面，中央必须给藏族人民更多的妥协和让步，以换取达赖喇嘛方面放弃“大西藏版图”、放弃“政教合一体制”等等的让步。

中国主权和德文出版物

华侨和留学生在民主国家享有民主权利，可以向不公正的现象示威，比如新闻报道失实等等。但是不宜跟中国共产党联系在一起，不宜为独裁政府的恶行辩护，不可为共产党的秘密活动充当工具。否则会触犯刑律，德国宪法保卫局就是反间谍机构。

平心而论，德国社会言行不一的现象也很严重。比如每个留学生几乎遭遇到的入学表格和外籍劳工表格。凡是涉及中国的，都加上了一条尾巴：“包括西藏”。为什么这样制表？单挑西藏来说事，为什么不说包括广东、云南或其他省市自治区？这条尾巴反映出德国官方对西藏归属问题的保留。然而这是不符合国际法准则的。从1972年中德两国建交以来，德国一直承认西藏属于中国，科尔总理还在任内正式访问过拉萨。德国的公立大学和劳工机构都是国家机关，行政管理上的言行文字必须跟政府的政策法令保持一致。大学的教职员工和政府职员在学术或政治观点上可以保留自己的看法，但作为国家公务员，不得与官方的政策法令相违背。另外，关于台湾的归属，现任总理默克尔在前次因会见达赖喇嘛而发生中德两国外交降温的时候，再次重申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而且从未改变。可是翻查德国出版的各种地图，例如Meyers Neuer Weltatlas 2006, Domont Weltatlas 2000都会发现，台湾和西藏的主权归属不甚明确。尤其是针对青少年的地理教科书，例如Schülerduden Erdkunde，关于西藏和台湾的主权归属都显得含糊其词，片面强调历史的沿革变迁，闭口不提现实的国际承认。由此可见，德国民众在西藏问题的认知方面，长期偏向于西藏独立，是从他们的基础教育开始的。要缩短人民之间的认知距离，必须从教科书做起，甚至可以提倡共同编写历史地理教材。至少教材应该跟国家的政策法令相一致。联邦政府公开宣称的承认，教科书用不着躲躲闪闪，至少让青少年有一个基本概念。这些交涉事务应该是中国大使馆乃至外交部的职责，应该出面向德国政府、向联邦文化厅长联席会议等机构提出质询。华侨社团和留学生团体也应该督促他们办好这些份内的事情。爱国不是跟使馆干部吹吹拍拍，吃吃喝喝，奉旨作秀。而是批评监督，促进推动。五四运动时的留法学生和旅欧华侨愤然包围了中国外交使团的住处，不准卖国代表签署条约，甚至立状署名，誓杀卖国代表，以命抵命。其血性勇气，惊天地，泣鬼神，当今马屁侨领之辈何人堪比！

西方的偏颇在哪里

总的来说，西方人民对中国的了解还是相当肤浅。西藏等少数民族问题确实是中国人权状况的一部分，但毕竟是中国问题中的一个局部。即使新闻报道完全正确，也仅仅是中国的一个小部分。所有少数民族仅占总人口的6,7%。全国各族人民的人权状况都非常恶劣，不仅是西藏和新疆存在问题，腐败、污染、无法无天，举国上下一般黑。西方的关注过分地集中在少数民族地区，并不公平。这样的偏颇对于中国党政当局可说是正中下怀。西方强调西藏或新疆问题，中国党政领导恰好可以利用民族情绪，挑动极端民族主义，让人民更加仇视西方，拒绝西方的批评和压力，并顺手将海内外中国异议人士坚持民主人权理念的抗争，说成是出卖民族利益。这样的偏颇，说到底，对于推进中国的民主化没有好处，反而有害。

谁是欧洲传统价值的敌人

2008年四月底柏林的两次游行，一次是挺奥运反藏独，另一次是自由西藏。前后相差二十个小时。前者将近三千人，后者差不多五百人。绝对人数上当然是中国学生多。海外藏人虽人数极少，竟有近五百人到场，说明得到当地民众的支持。

毕竟，仍有这么多中国学生没有接受人权民主的感召，没有拒绝民族主义的诱惑，恰恰说明海外民主运动的失职。西方政治家和基金会也应该反省，为什么这么多中国留学生来到国外，他们不仅应学习科技知识，更应认知欧洲的传统价值，却仍然有不少人在民主人权认知方面处于蒙昧状态。在北京奥运“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彩色旗幡下，仍有大量中国青年正在持续不断地接受种种蛊惑人心的训导，相信西方“亡我之心不死”，西方盛行“中国威胁论”等等，这类现代义和团意识令世界的未来仍然布满阴影。我们必须认清的是，欧洲传统最宝贵的价值观是人权民主和自由，西方的主流意识只有对共产主义专制的防范和遏制，并没有对中华民族的欺压，反而十分关注中国人民的民主和人权。也就是说，专制独裁（共产主义）才是西方和中国人民的共同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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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可奈何

齐民

西藏又闹了起来。这地方，要说并入中国版图，也是清朝之功劳。中国宋朝及明朝，手伸到过那里吗？仅唐朝嫁过去一个文成公主。在过去的千年中，别说对西藏的管理，宁夏、青海、东三省都够不上。人家还一个劲地向内地进犯。

综观历史，蒙古，满国或宋时金人，算成过些气候。西部地区至西夏、吐鲁番等之进犯，也就抢一把就走。至满清扩张，西藏、蒙古稳定下来，起因乃满人亦为游牧民族，有同信喇嘛教。就这两点，尤其宗教关系，就形成了打都打不走的凝聚力。在此之后又怎样？无神论者至上。这些人声称改造人，不仅与喇嘛教千丝万缕的佛教信仰於内地被摧毁，对自己的祖宗都丧心病狂地狠下毒手。迷信武力，声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其源于南方的革命党，按说应以南方人温和待人的态度对待一切，却动不动杀人镇压！

前些日子，德国进行了一场民意测验，以罗马教皇和达赖喇嘛为题，意向投票。达赖喇嘛以44％票数多于教皇的42％。思之良久，只能拿一些零碎片段佐证。

昔希特勒以“雅丽安人至上”之宗旨，曾派小组去印度北部和西藏寻找它们的同胞。这些人以历史记载，公元前400多年，也就是孔子在世年头，马其顿曾从欧洲一直打到印度，并在印度北部建立了一个王国。如此推论，那释加牟尼王子当属欧洲人无疑。实质印度人就当属欧罗巴人种。希特勒是素食者，那纳粹符号与佛家之万字何其相似。所有这一切，尽管朦朦胧胧，却给了德国人如此的诱惑力。加上人都有同情弱者的习惯，共产党除了假大空，昔“亩产十万斤粮食”的瞎话都敢编，并在“人民日报”上叫嚣，还有什么行之有效的感召力！少数民族对内地人不信任事出无因吗？清朝对西北回族的镇压，操刀手以湘军为主。湖南人敢做敢当，号称“骡子”，但出了名的人物，有些人之信用度不怎么样！左宗棠让人家放下武器，马上就对手无寸铁的民众大肆屠杀！这不是“大小认仗”吗？这是昔中原人很不吃的行为！我曾在陕北插队。当地老红军讲：马鸿逵、马步芳的骑兵，一眨眼冲到你眼前，你只要扔了枪，什么事也没有了。其中一位被俘，一天之中跑了三次，抓回两次，人家那四条腿跑得比你快！想让你死，马刀、马枪早要了命。毛泽东“优待俘虏”政策昔行之有效，但建国后他那可信度，讲话比放屁散得都快。国人让他害得还不够惨吗？谁缺德，挡得住人骂吗？

看看这个世界，别的不说，只说共产党的招牌，当今完全是跟全世界斗争！简直是老鼠过街的狼狈样！无人权，也需人性。

一个人如果讲爱国，那么这个国家就要对得起人。一些人到了国外，两厢比较，沉思不久，就跳着脚骂开了娘，当然是骂中国政府。“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乃是人的天性。“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纯粹是胡说八道，或此人神经有病。毫者，为绝对之意。就以这“毫不利己”讲一国之政策，不仅对自己，对小民全都偏向于欺诈，压制言论自由等侵犯人性的东西。自己还自我欺骗地去赞扬，这是贱骨头还是吃屎的狗？

鲁迅传好骂狗这个词。鲁迅死了70多年，其之文集是共产党推崇的仅次于马列毛之书籍。中国开放了，受党教育这么多年，一些人之狗性，无丝毫改变。我此次回国，在一次聚会上碰上自称中央党校教授。我是口无遮拦。其曰：“你就死心塌地了！”其意即“汉奸”。我曰：“人家把我当人看，我不说当今胡主席，他上台时，我在国外，无权评论。共产党不是讲忆苦思甜吗？毛泽东害人还不够残吗？中国政府昔不拿我当人看！我是人还是狗？”引发一片哄堂大笑，此教授气得一言不发。

请一些人判定，中国之5000年文明，其之哲理，人所共知，一国之政策，即自称“公仆”。中国有句老话：“棍棒底下不出孝子。”你天天“万万岁”得捧臭脚，那这公仆还有人样吗？不活折腾你等什么？

如今欧美政府与中国政府比，哪一个不是“三孙子”？法国三天两头罢工，人家也没把国家折腾散架。中国政府就怕全国大乱，那么请问，当初的民国政府不是革命党，非真刀真枪、你死我活的革命，中国能如此独裁吗？能如此没有自由吗？是革命党本身就做贼心虚，他们深知，自己的天下事怎么来得！中国的文明基础全砸烂，老百姓能相信谁？政府又能相信谁？彼此之间不全当贼防着，又能怎样？自己无德，就别指望谁能服你！当今国人，一些“国家主义”妄图完全是法西斯之隐患！

世界格局，以欧盟讲，赞成民族自决，然后以公民投票方式进入欧盟，以其和平统一。武力统一的手段，今已完全与世界脱节。当今国内，对台湾、西藏的狂嚎——武力镇压，再看看此类言论于当今世界有多孤立！昔日本之疯狂，就是其“大东亚共荣圈”建成后，也没有以自己的政策来治理所占领的地区，也会走中国少数民族的老路——孔孟之道，王道乐土。当今中国执政者，死抓着那被全世界证明破绽的马列不放，那东西与当今中国现实还有联系吗？讲武力，你敢跟全世界对抗？西藏，台湾，人之需要的精神与物质，什么都不能让人家满意，人家凭什么听你的？有那本事，攻心为上，或金钱收买。如讲武力，早晚如日本一样，只留挨原子弹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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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历史与中国政府的西藏政策

黑尔维希?施密特-格林策 文

丁娜 译

西藏如何成为中国的领土

动乱的画面以及对位于拉萨中国商店和银行的攻击，引发了人们就如何对待发生在自己国家的动乱而向中国政府提出各种建议。诚然，世界上任何国家动用国家机器对动乱进行血腥镇压，或处理时不遵守现代法治基本原则，都是不能被容忍的。首先要保证所采取的手段的适度性。

然而，中国与西藏结为一体却有较长的历史渊源，只有了解其中的来龙去脉，才能对今天局势做出评估。尽管20世纪初西藏的“民族独立”潮流开始涌现，最迟17世纪起西藏已成为蒙古、满洲统治体系的组成部分，中国继承了对其的领土主权。中亚的西藏和蒙古部族并入满族统治的大清帝国版图，这是中断汉族皇室对中亚各民族传统的消极纳贡政策的结果，也是清朝统治者开始扩张战略的标志。生活在中国东北部并定居下来的游牧民族满族，在1636年改国号为大清，即“大纯净”，从此清朝不仅征服了整个中原，而且占领了台湾（1683），并最终于1757年击溃西蒙古准噶尔汗国——臣服了蒙古各部落。

这一政策在西藏并非完全不受欢迎，因为达赖喇嘛五世正是在蒙古可汗的军事支持下才把自己的统治权扩展到整个西藏。满族的扩张发生在欧洲列强、包括俄国进行类似扩张之时，北美的印第安人就是这类活动最著名的受害者。而满族统治继承了元朝传统，西藏的文化大部分没有受到触动，并得以发展，因此蒙古人和西藏人把北京的皇帝尊为慈善的菩萨。然而直到1720/1721年，北京才成功地取代了蒙古人数百年之久对作为西藏精神和世俗最高首领达赖喇嘛的保护地位，在西藏站稳了脚。自视为蒙古统治者——正是在蒙古大汗俺答汗(1507-1582)统治下，达赖喇嘛的不断轮回转世制度、即成为合法继承人才得以创立，满族统治者把西藏划入自己帝国的版图。很长一段时间，驻跸在日喀则、但大部分时间居住在北京的班禅喇嘛——他同时也是乾隆皇帝的老师——是西藏的最高首脑。18世纪末西藏显然已被“牢牢控制在满洲中华帝国”手中。

鉴于西藏的这一统治地位，构成清帝国在中亚进行进一步征服的跳板和基础，与英帝国以及同样进行扩张的沙皇俄国的冲突则是不难预料的。1788年和1791年，清朝对前来进犯的尼泊尔廓尔喀部落的围剿可谓其前奏，因为该部落涉嫌与英国人串通一气。但中国也就某些领土问题越过西藏直接与英国达成协议，比如1890年的中英条约（《中英藏印条约》，译者注）中把原本属于西藏的藩国锡金让给了英国。对此，西藏政府与对待1893年的中英有关条约（《中英藏印续约》，译者注）一样不赞成。1895年，第十三世达赖喇嘛(1876-1933)转世，他与圣彼得堡沙皇的代表保持着密切关系，中国的代表试图反对他的这种做法。为了抑制俄国在拉萨的影响，英国的印度总督寇松勋爵决定向西藏出兵。1903/1904年发生了针对拉萨的扬哈斯本远征，目的是强迫西藏承认中英1893年签订的条约，这目的在达赖喇嘛没有参与的情况下达到了，达赖喇嘛逃往外蒙古。北京清政府利用这一机会，宣布九世班禅喇嘛(1883-1937)为西藏的摄政。他先是拒绝，后来在达赖喇嘛流亡期间实际上承担了摄政工作，1923年因受达赖喇嘛排斥踏上流亡之路。

中国方面对西藏东部进行了改组，1908年当达赖喇嘛从蒙古回国时，被迫取道北京并向慈禧致礼。第二年为了躲避朝廷派出军队又逃往印度。1912年清朝灭亡后，达赖喇嘛回到西藏并宣布西藏独立。新的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1859-1916)于1912年4月12日声明，所有承认清帝国主权的地区均是中华民国的组成部分。1949年中华民国撤到台湾后，几十年来仍坚持这一立场，美国对这一点也未进行过质疑。此后英国、印度、俄国和中国间时常发生利益冲突，但自那时以来，对西藏属于中国这一点没再出现过异议，尽管1913年西姆拉会议上，英国方面从西藏独立的立场出发仅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

文化流失

如果说中国对西藏的政策受到国际舆论的多方面批评，那主要是针对西藏的文化和艺术灾难性的流失。导致这种流失除了文化大革命，西藏上层精英的出逃，还有与日俱增的旅游业和那些“成批生产出来拙劣的伪宗教艺术纪念品”。然而最近50年来的核心问题，就是西藏的社会与文化现代化问题。古老的农奴制在中方压力下被废除了，这方面旧体制的既得利益者——部分已经流亡的过去的上流社会——和拥护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代表之间爆发了激烈冲突。1959年构成了一个转折点：由于“大跃进”政策的失误，这一年对整个中国来说都是危机四伏的一年。在西藏组建人民公社失败后，北京政府指派了“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继续推行人民公社政策。1959年3月10日西藏发生暴乱，宣布独立。几天之内暴乱被中国军队平息，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于1959年3月19日逃往印度。此后在西藏不仅不断有分裂活动死灰复燃，而且西藏许多藏民感到通过中国的文化政策受到过多的外来影响。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还包括过去的上层僧侣大部分已流亡，他们不再做任何努力从事什么事业。汉人乘虚而入取而代之，他们的经商意识和经济成就导致了妒嫉和社会纠纷。此外，双语制在西藏的藏民中并未获得较大成功，以致那里和新疆一样，形成了汉人和藏人或汉人和维吾尔族人非融合性并存的社会圈子，它们之间的差异因为宗教从属不同（喇嘛教或伊斯兰教）而更加鲜明。

近年来骚动时有发生，新疆不断出现爆炸事件，以致中国在反恐怖框架下不得不采取措施。事实上中国治安力量的举止经常不够灵活，警方的行动往往不符合西方民主所习惯的标准，文化和教育政策上也多有疏漏和偏狭。1988年拉萨的大学生曾上街游行，对大学里仅用汉语教学表示不满。每当西藏出现骚乱后，北京政府都采取安抚政策，但也经常宣布拉萨处于戒严状态，指出可能出现的分裂性骚乱，并一再强调“被中国和平解放的”西藏不存在独立一说，半独立也不可能。对此1992年9月21日发表的《西藏的主权归属与人权状况》白皮书阐述得一清二楚。但此后并看不出敌意有任何消除的迹象，尽管达赖喇嘛方面不时提出一些和解建议，2006年夏天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张庆黎评论达赖喇嘛时说：“问题是他言行不一。他说：‘我愿意走一条中庸之道，承认只有一个中国。’但事实上他一天也没有停止分裂祖国的活动。”达赖喇嘛确实要求自治和“在西藏得西藏人说了算”以及“西藏人必须占多数”和只有会说藏语的人才允许留下。

怎么办？人们只能希望中国听从良言劝告，遵循政治协商和稳健的非暴力政策。相反，西方政治家公开向北京提出的有关西藏归属，从而涉及质疑中国主权的各种建议，只能产生不良后果，这是因为中国在历史上与殖民主义国家打交道的过程中饱尝了太多的耻辱，所以极为敏感。此外有迹象表明，自上世纪70年代美中乒乓外交以来，被放弃的外国情报机构的活跃和破坏活动最近又有复苏倾向。同样，2008年奥运会前夕，世界舆论对中国的关注和敏感也在预料之中。

中国肯定应该受到责备的是，它未能防患于未然，做好工作，让西藏和其他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民满意。一方面值得建议，应承认和积极支持保护文化及宗教传统。另一方面警方的治安工作也要做得更到位，才能从根本上避免民族纠纷会发展到拉萨3月14日那种失控局面。中国应该更加独立自主地行使对西藏的保护权，可惜自然也要从整体上不断提醒中国注意人权问题。

谁要是希望西藏找到别的保护势力，那他不光是打破了一种历史传统，而且人们有权质问他是否考虑到这对西藏藏民意味着什么后果。因为事情不仅关系到那里居民的自由和安康，而是像在世界很多地方——包括近东——那样，事关原料与权力，正如目前就伊拉克石油开采所进行的谈判所显示的。

物质与精神

多民族国家的中国在历史发展中要与少数民族的各种各样文化进行契合。其中一些能够被融合，从而丰富了中国文化。随着中国版图的大幅度扩大和西部地区现代化的延宕，再加上欧洲列强殖民利益的介入，一些中国行政管理鞭长难及的地区就成了棘手地区。这方面首屈一指的就是西藏。鉴于最近发生在西藏反对中国管理的骚乱和拉萨街头及西藏各地的公开抗议，《新苏黎世报》评论道：“中国领导以为，在世界屋脊进行一些发展援助工作，让西藏成为一种别具一格的迪斯尼乐园，吸引全国旅游者和商人来西藏，这样就可以化解西藏人不可容忍的独立要求。为此专门新修建了一条令人叹为观止的、从青海通往西藏高原的铁路。然而这类按照中国方式出现的繁荣——尽管它带来了各种方便与舒适——西藏人并不买帐。一些西藏人觉得被经商有术的汉人挤出了局。特别是西藏注重精神及灵性的文化与今日中国的物欲横流格格不入。北京当权者看来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唯一惧怕的就是中国会解体，所以不愿撒手任何一点中央集权，尽管这种权利早已不是铁板一块了。”

这种看问题的方法是在重复欧洲对中国的由来已久的指责——不信上帝。这涉及到中国所有宗教信仰的境遇，即国家对所有不同宗教和全部宗教礼仪所拥有的绝对控制权。这种权力一方面来自儒家的不可知论，韩愈（9世纪）和朱熹（12世纪）等大儒对此均有精辟论述；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十分实际的考虑，如限制各种宗教的经济权。目前，中国对此世的关注和拒绝所有“迷信”的做法，溯本追源是上个世纪中国精英们从欧洲启蒙运动那里及从马克思、恩格斯和尼采那里学到的。中国精英们，特别是年轻的一代正逐渐开始重新接受自己的精神传统。人们可以从这一点出发，即随着各种宗教复归中国，随着佛教和道教的复兴及基督教的繁荣，相信西藏的精神传统也会在中国的不同国家政体和行政体制下得到新的滋养。罗马天主教派也认为，事态会向这一方向发展，教皇本笃十六世在其2007年6月30日写给中国天主教徒的信中也强调了这一点。

如果今天人们把发生在西藏的骚乱作为西藏文化自我维权意志的表现，从而受到欢迎的话，那么很容易忽视以下问题：一旦反抗一方放弃了非暴力原则，就会引起中国当局的过激反应，最后的结果就是进一步延缓正在进行的、特别是对西藏十分重要的政治和精神方面的差异化进程。

译注: 作者为汉学家 Helwig Schmidt-Glintzer，沃尔芬比特尔大公图书馆馆长。现任德国汉学协会（柏林）理事会主席。关于中国的著述颇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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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克服一孔之见

Wir müssen den Tunnelblick überwinden

郭力 译

德国弗莱堡市周六报4月19日采访了德国弗莱堡大学汉学家胜雅律（Harro von Senger）教授

周六报记者：为了抗议中国在西藏问题上的所作所为，许多西方国家首脑表示不去参加八月的奥运会开幕式。北京会认为这是一个损失吗？

胜教授：“西方国家”，您用词很正确。可这个词所指的国家很少。从非洲国家、亚洲国家，甚至日本我都没听到什么抗议声。我们欧洲人总把自己看得很了不起。我们认为，萨科齐不去，中国人就会觉得天要塌下来了。我可没这个感觉。

记者：您本人怎样看待北京的西藏政策？

教授：我们必须先回到毛的时代。那个时候在中国一切都被打倒，不只在西藏，连孔子也被作为奴隶制的代表受到批判。毛之后，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代了阶级斗争，成为这个国家的首要任务。与宗教的斗争也不再像以往一样激烈了。1990年中国与沙特阿拉伯建立了外交关系，中国表明：尽管我们是无神论者，我们也能接受伊斯兰教。毛之后，西藏的状况也有了很大改善，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

记者：我们对中国是不是关注得太少了？

教授：我们对中国太缺乏了解。这个国家还一直是个马克思主义政权——这在我的新著《谋略》中作了论述。党章中还写了要阶级斗争，尽管这一条不再位于首位。而中国共产党一直还认为我们西方国家是垄断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记者：可在首脑人物来访时却看不出这点。

教授：因为他们政治家在这方面用词很小心。可从当前的报刊、教科书中不难看出这点。要能注意到这点，必须懂中文。这也正是我们及我们的记者缺少的。每个中国知识分子都必须学习马克思主义，他们在这方面都是经过考核的。在教科书里，他们仍在按阶级分析的方法分析西方。按照这个观点，我们并没有什么真正的民主，我们不过都是给大资产阶级打工的。

记者：这种老掉牙的观念对现今政治还有影响？

教授：当然。以美国为例，想往上爬的人都得有百万资金。哪来那么多钱？肯定不是从工人、农民那儿来的。因而他们不过是垄断产资产阶级的傀儡、玩偶——这是北京的说法。他们认为，美国大选是虚伪的，不管哪方获胜，竞争双方都由同样的混杂体资助。中国说：我们才有真正的民主，我们的工人和农民可以成为人大代表。

记者：可他们的话没有用处。

教授：在中国有一种和平演变的说法，这个词里有许多含义。可惜我们能读出来的很少，因为我们的通讯记者对中文懂得太少。有些西方人，新闻记者也好，学者也好，还会因为意识形态上的原因不对西方做这些报道。

记者：我们的无知最主要表现在哪儿？

教授：我们应该对中国这个国家有更多的了解，也应该对西藏在国际法里的地位有所了解。是呀，如果西方人当中有人不向钱看，而要为理想斗争，即为西藏独立的理想去上街示威，表面看是件好事，路见不平，走上街头，去高喊：藏族是一个民族，一个民族就有独立的权利。

记者：人们要求的不是独立，而是真正自治。

教授：您到西藏流亡政府的网页上看看就知道了，他们有自己的旗帜，自己的钞票，自己的宪法，自己的领袖：达赖喇嘛。这样，理所当然地中国政府认为达赖喇嘛是个政治领袖。如果他说要“自治”，我们西方人马上就会相信。而中国人的敏感让他们想到这是个计谋：啊哈，这是在玩蚕食手段。他在英文采访中要求自治，好像只想让人家给他一个小指头。而一旦人家给他一个小指头，接下的还会有更多无法预料的要求。防患未然，儒家早有言在先。

记者：北京政府从1959年起就不同达赖喇嘛接触了，他们怎么能知道达赖要什么？

教授：这种接触可以在五秒钟进行——通过网页。中国人坚信，达赖喇嘛是个狡猾的家伙。西方媒体报道，他威胁要退位。他退位是作为政治首领，而不是作为宗教首领。他自己坦白过：我是政治家。

记者：可事情起因是僧侣抗议对他们宗教压迫。

教授：如果僧侣举着自由西藏的旗帜走上拉萨街头，那在中国政府眼里就不是“正常的”宗教活动，而是政治游行了，而政治游行是被禁止的。按照宪法第36条，政府只保护“正常宗教活动”。谁来为“正常宗教活动”作定义呢？肯定不是举着西藏旗帜的僧侣。

记者：这是不是太咬文嚼字了？如果一个政府想要镇压少数势力，它总能为自己找出理由。

教授：禁止分裂主义，这是明文写在中国宪法里的。在其他国家情况也是如此。例如库尔德人在土耳其连少数民族地位都没有，被称为“山地土耳其人”。如果出现问题，土耳其政府从来不认为有什么文化原因，而只把库尔德人问题看成一个经济问题。中国至少还给与西藏特定的少数民族保护政策。你们听说过“山地中国人”的说法吗？再如法国政府从根本上不承认少数民族的存在。法国官方没有布列塔尼人、阿尔萨斯人、巴斯克人或科西嘉人，而只有法国人。欧洲有一条有关保护地方少数民族语言的公约，但法国不接受。法国的这种少数民族政策自阿塔土尔克（Atatürk）起也用在了土耳其：一个民族，一个文化，一个语言。相反，在拉萨我在每个书店，包括国家书店，都能找到藏文书书柜。

记者：就是说，藏人的情况要比库尔德人的好。

教授：在库尔德地区也有成千人的死亡。对此，谁举着库尔德人的旗帜上街游行了？

记者：这在弗莱堡还是常有的。可是，能够用一种不合理为另一种不合理辩护吗？

教授：在这儿举着库尔德人旗帜游行的大多数是库尔德人，几乎没有弗莱堡人。我想说的是，我们应该避免用我们所谓天堂般的现状将中国逼到对立面上去。对自己的少数民族问题，我们得到成功解决了吗？我们有资格做中国的顾问吗？如果欧洲继续这样下去，也许北京也会照着法国的样子做：取消西藏这个名字，在学校只教中文，不会再有藏文法律书籍和藏文教科书了。欧洲应该首先正视自己的困境。有哪位欧盟政治家说过巴斯克问题？谁若说了马上就会遭到“不要干涉”原则的训斥。可是西藏呢，我们得干涉。

记者：要是有人说：西藏的事我就得管，他能通过他的努力促进西藏现状的改善吗？

教授：七十年前有这样的话：世界应该通过德国而康复，而现在变成“世界应该通过西方而康复”。要说马克思、恩格斯都不是中国人，而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民族，尽管历史比我们远为悠久，它的宪法却是以这两个德国人的主张为基础的。从这点上看我们早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

资料：胜雅律（Harro von Senger）出生于1944年，在苏黎世大学取得法学博士。1971至1977年先后在台大法律系、东京大学法律系、北大历史系留学。留学期间开始计谋学研究，2001年起成为瑞士军事参谋学院讲师。现任德国弗莱堡大学汉学系教授、瑞士洛桑比较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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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不可将奥运会政治化

奥运圣火传递不进入台湾

范永红

奥运会是全人类的体育盛会，在人类社会中，尽管存在着种种纷争、分歧、对立和冲突，但在奥运会中，人们却在大家庭的气氛中和睦欢聚，在共同的游戏规则下友好竞赛。这是一次全人类的欢庆，是一片人类的精神净土。为维护奥运会的这一特质，对导致纷争的政治议题应有避让是题中应有之义。

对此，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曾表示，国际奥委会“是体育组织，不是政治组织”；国际奥委会副主席、德国奥委会主席巴赫也曾说过：“体育担负的是促进民族对话的重任，是架设桥梁，而不是构筑高墙。”在国际上，许多国家的领导人、许多体育组织的负责人，都反对将奥运政治化，显示了一种理性和成熟。

中国也一直宣称要把体育和政治分开，认为把奥运政治化是抹黑中国的行为，可是北京当局在对待奥运圣火入台这件事上，却恰恰和台湾的民进党当局一样，犯了把体育和政治混为一谈的错误，导致2300万翘首期盼奥运圣火入台的台湾同胞，满腔热情化为冰冷，使我们无法不感到悲哀。

火炬传递活动是一届奥运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有机会看到火炬，是热爱奥林匹克运动人们的共同心愿，也是海外同胞、港澳台同胞的心愿。一年前的4月26号，北京奥组委宣布奥运圣火传递路线，圣火将从越南胡志明市传入台北市，再传进香港、澳门。在当天的国际奥委会与北京奥组委在北京的发布会上，国际奥委会第二十九届奥运会协调委员会主席维尔布鲁根用“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会拒绝奥运火炬的经过”的话，表达了他对火炬传递的看法和良好祝愿。

奥运圣火是奥林匹克精神的最高象征，奥林匹克火炬接力是全人类和平友谊的庆典。奥运圣火前往中国台湾，是一件有益于传播奥林匹克精神、有益于台湾同胞的功在千秋的大事。圣火将入台的消息让数千万台湾同胞欢欣。台北市长郝龙斌当即表示，各界对奥运圣火来台都充满期待，这将是继1964年东京奥运后，44年来首次有奥运圣火传递台湾。为此，台北市做好了圣火传递仪式及路线、人员规划。圣火将绕行台北市，路线包括台北市主要景点，包含台北101大楼，总长达24公里。

在台北120个人的迎接圣火团中，郝龙斌表示他作为台北市长，将会亲自迎接圣火。前台北市长马英九也有可能出来迎接。而台湾的骄傲、2位奥运金牌得主陈诗欣、朱木炎肯定入列，另外包括篮球国手钱薇娟、陈信安、棒球国手陈金锋、林智胜等不同项目的运动选手，甚至偶像艺人蔡依林、周杰伦等，都是传递圣火的人选。

但在国际奥委会与北京奥组委宣布奥运圣火传递路线后，台湾体委会及台湾“中华台北奥委会”随即举行记者会称，这条路线有损台湾主权，且有“矮化”之嫌。为此台奥委会对国际奥委会及北京奥委会提出抗议，表示无法接受此圣火传递路线的安排。台湾体委会主委杨忠和宣称：“如果北京奥组委的路线不做修改，台湾不欢迎圣火入台。”

台湾方面要求圣火入台的路线必须是从“第三地进，第四地出”，而且不能包含港澳。也就是说，奥运会火炬应该从第三国进入台湾，再从台湾传入第四国进入中国大陆。否则就是“矮化”了台湾，把台湾当成中国的一个“特区”。但北京方面偏偏在这个时候牛起来了，把体育与政治挂钩，强硬地拒绝修改圣火传递路线，给民进党当局拒绝圣火入台留下借口，终于创下了奥运史上拒绝圣火入境的首例，给世人留下了笑柄。须知，创下这个“首例”和“笑柄”的不仅仅是台湾，同样也是中国，因为“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份”。更让人悲哀的是，拒绝圣火入境的竟然是自己的“手足同胞”。两岸当局为了自己的脸面，却丢尽了全中国人的脸，令人可悲可叹！

本来，通过圣火的传递，既可让大陆同胞和世界人民看到台湾的体育发展、城市建设、风光景点，向世界展示台湾，又可以缓和海峡两岸的紧张局势，促进两岸和平、合作与发展，这对大陆和台湾都是一件大好事，也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民族和解好机会。可是执政的民进党当局为了选票，为了“台独政治”，竟然不顾台湾人民的福址和利益，不顾中国台北奥委会与北京奥组委达成的四点共识，不顾双方已确定的火炬接力传递路线，断然宣称拒绝奥运圣火入台，违反了奥林匹克宪章精神和“体育与政治分开”的原则。民进党当局的倒行逆施立即在岛内外引来一片哗然，理所当然遭到了台湾人民的唾弃，最终被台湾人民用选票赶下了台。

但北京当局在处理这件事上同样显得不够理性和成熟，把体育和政治混淆在一起。奥运圣火最终不能入台，北京当局难辞其咎。参与原则是奥林匹克精神的第一项，参与是基础，没有参与就谈不上奥林匹克的理想、原则和宗旨等等。既然已经明确规定台湾属于“境外”，那么奥运圣火入台路线为何不作变通，还偏偏要舍近求远、拐弯抹角地将台湾与香港、澳门并列呢？为什么就不能以中国台湾同胞利益为重，以奥林匹克运动的大局为重，设法满足广大台湾同胞实现传递奥运圣火的美好愿望呢？

从圣火传递路线上看，圣火传递的18站是朝鲜的平壤，19站是越南的胡志明市，20站是台湾的台北市，21站和22站是香港和澳门。也就是说，圣火传递的路线安排是从朝鲜的平壤飞越台湾上空进入越南胡志明市，然后再从胡志明市返回台湾，再从台湾进入香港澳门。北京当局刻意这样安排，将台湾与香港、澳门并列，显然犯了将体育与政治挂钩的错误。

既然台湾、香港、澳门均属“境外”，且中华台北奥委会、中国香港奥委会都是国际奥委会大家庭中的一员，和国际奥委会大家庭中的其他成员一样，拥有自己单独的会旗会歌，何必非要把他们捆在一起不可？排除政治因素，从国际奥委会成员这个角度看，不仅台湾的圣火传递可以从“第三地进，第四地出”，就是香港的圣火传递也同样可以从“第三地进，第四地出”。否则的话，今后台北队、香港队和中国队如何“同台竞技”？奥运会的开幕式和闭幕式又如何编排？

奥运会不仅仅是一项单纯的体育活动，其最高目标，是要通过体育活动的手段，把世界上不同国度、不同种族、不同语言、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凝聚在一起，使大家相互交往，增进了解和友谊，进而达到世界的团结、和平、进步的目的。和平是奥林匹克运动永恒的希望和理念。奥运精神是希望透过公平的运动竞赛，打破种族、民族及国家的界线，以团结、和平、友谊与进步为宗旨，为一个和谐、美好的世界共同努力，而不应受到政治的干预。任何国家和团体，包括各种这样或那样的势力，如果将奥运会政治化，最终都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绝对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即将举行，这是世界人民的盛事，更是中国人民的盛事。我们恳切希望两岸当局秉承奥运宗旨，坚持奥运“体育与政治分开”的原则，不要再把奥运政治化，希望通过北京奥运会增进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友谊和合作，更要促进海峡两岸之和平、繁荣与发展，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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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暴跌暴涨

与政策股市

范永红

4月23日晚中国政府宣布，从次日起将股票交易印花税率由现行的0.3%降到0.1%，即回复到去年5月30日调高该税率前的水平。受此政策影响，24日中国沪深股市双双放量暴涨，上证综指和深证成指分别较前一交易日上涨9.29%和9.59%，创七年来涨幅最高纪录，尾盘近千只个股涨停。这一令人膛目的奇特现象再次向世人证明：中国股市暴跌暴涨的祸首就是源于所谓的“政策”。

中国股市一直有“政策市”之称。“政策市”是指利用政策来影响股指涨跌，政策的操作和影响对象很明确，就是股票指数。自当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股指连续暴跌，中国股市成为政策市以来，这一富有中国特色的名称一直为外间诟病。北京官方也一直想真正向市场靠拢，但就象学步的孩子还离不开母亲的扶持一样，“政策市”同样离不开政策的“呵护”。在中外资金纷纷砸盘倒闭，美国次按危机此起彼伏，中国物价上涨已是议论纷纷。京奥临近，国际环境异常复杂，分裂势力蠢蠢欲动。在这样复杂的背景下，维持稳定便是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

目前，中国股市总市值已达20多万亿，股市的投资者广泛存在于社会的各个阶层，其中包括退休职工、学生、低收入阶层等弱势群体。投资者手中的财富不断蒸发，势必影响国内市场的消费需求，给本来已经面临内忧外患的实体经济带来冲击，增大“硬着陆”乃至全局性下滑的风险。更不能忽视的是，蒙受巨大损失的投资者不满情绪不断积聚，极有可能成为社会矛盾大规模爆发的导火索。

回顾刚过去的一年，我们清晰看到监管方面因十七大牵涉管理层未来政治前途问题，证监会等部门非常强调微观管理股市的走向。例如对新公司上市或已上市公司的再融资，严格到由证监会主席来控制把关，什么时候觉得股市需要降温，什么时候认为股市要涨点，都是通过上市、开放式资金发售、调整印花税等手段来调整，操纵股市，演出了十七大前后整个股市炒到6200点上，政策市的表现达到了顶峰。

事实上，这15年来，中国股市虽然千变万化，但有一点没变，就是它从诞生之日起就始终是政策市、投机市，而且这种情形今后还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第一次政策市发生在1992年5月21日，上交所决定对所有股票（那时上市的就13个股票）取消涨跌停板，全部放开股价。当日上证指数(资讯 行情 论坛)从617点涨到1266点，仅一天时间股价就翻了1倍！紧接着，上海大发认购证，到年底大概上了30、40只新股，股市一下扩容十几倍，指数从1400多点急跌至11月底的385点。才两个多月，指数又奇迹般地飙升到1558点（次年2月5日）。指数涨起来了，管理层又把那些垃圾股、国企解困股、历史遗留问题股，一古脑儿地往股市送，终于在1994年7月底创下326点的历史低点。此后，股指再涨，再大发新股，再跌……如此周而复始，始终离不开限制扩容股市涨、放开扩容股市跌的政策市轨道。

在美国、欧洲、香港等国际成熟股市中，5%以上的暴涨暴跌几年都难得一见。但在中国股市，4%-8%的暴涨暴跌却成了家常便饭，并且由先前的每月一次，变成近期的每周几次，甚至连续几天；从先前的周末、月末，演变为全周、全月任何时候。这表明，管理层驾驭中国股市健康运行的能力不足，股市的稳定性极差，保护广大中小投资者利益做得很不到位。

在“政策”的调控下，中国股市变成了一个赌场。原本参与股市交易就要真正自负盈亏，如果完全是政府管，这怎么可能让投资者和上市公司把股票交易当回事？股民不知道到底是好是坏。上市公司也发现自己的股票走向和自己的业绩没有关系，甚至可能出现业绩越差股票走得越欢、业绩越优投资者赔得越多的奇特现象，让整个市场的参与者都不会从投资的角度来参与股票交易——因为买“股票”变成了对“政策”下赌注。

在经济基本面未发生显著变化的情况下，股票价格大起大落，股市行情暴涨暴跌。广大中小投资者在这样的市场中，很难进行正常的操作。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股市中总是“一赚二平七亏损”，因为大多数人永远对变幻莫测的政策把握不透，所以总是股市里任人宰割的“羔羊”。随着行情的快速走低，随着他们的财富迅速缩水，好不容易确立起来对中国股市发展的信心受到重挫。

股票市场的涨跌起伏是很正常的，但过度的暴涨暴跌是不正常的。而建设一个成熟、健康的市场，是市场管理者和投资者共同的期望。只有这两方面的力量合起来，股市才能够向着这个目标成功地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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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知人不明

——固结于种族仇恨情结的黑人牧师在招风揽火

区言

美国今年的总统大选格外引人注目，主要因为有奥巴马和希拉里这两位民主党参议员的参选。一位是混血黑人，一位是女性，两人都具有成为美国总统的才能和魅力，这是美国竞选史从未出现过的情况。希拉里当过美国第一夫人，人脉广泛，知名度高，克服性别歧视对她不是大问题，若没有奥巴马的参选，未来四年的总统宝座非她莫属。但现在她在民主党提名战中却落后于奥巴马。奥巴马参选则需要克服两个巨大障碍：一个是克服选民对他这个政治无名小辈和他的竞选纲领不了解的障碍；另一个是克服人们对黑人的种族偏见。在克服前一个障碍方面，奥巴马的竞选班子工作做得不错，至今成绩斐然，奥巴马已成为政坛新星。但要克服后一个障碍则极复杂，也极困难。美国现任国务卿莱斯不久前曾说过，美国一建国就是一个带有基因缺陷（指种族歧视）的国家。要把这个基因缺陷医好或纠正过来谈何容易！奥巴马这位一幅黑人模样的竞选者,面临的问题不仅要消除白人和其他族群人对他的种族偏见，而且还得引导和说服黑人接受他认为有必要团结所有其他族群人的观点。可是他万万没想到，与他顶着干、而且给他制造最多和最大麻烦的人，恰恰是他结识20年的黑人牧师杰里迈耶?赖特——一位经历过种族歧视沧桑而固结于种族仇恨情结的退休老人。

奥巴马与赖特的关系

80年代，奥巴马大学毕业后在纽约工作了一段时间，随后转到芝加哥从事社区福利工作。1988年结识了赖特牧师。赖特建立的芝加哥圣三位一体联合基督教会，是一个热心慈善和资助社会福利的教会，与奥巴马的工作性质不谋而合。1992年，奥巴马便皈依了赖特牧师的教会。其后，他还请赖特牧师主持他的婚礼并给他婚后生的两个女儿洗礼。赖特虽曾服过六年兵役，但也经历过黑人广泛被歧视的年代。他的思想属激进左派，怀有美国黑人较普遍的“白人有欠于我”的情结。由于芝加哥圣三位一体教堂的信众主要是黑人，因此赖特牧师经常毫无顾忌地在布道中大肆发表他的极左观点，抨击美国政府和白人。

对奥巴马来说，圣三位一体教堂不仅是富人和穷人共聚的礼拜场所，为社会做出许多善举，而且它还包容许多教堂不能包容的同性恋者和艾滋病患者，比其他教堂更开明、更宽容。赖特的有些言论尽管极端激进，且令人难于苟同，但却能促使和激发人们去思考和直面问题。奥巴马在1995年出版的《家父留下的梦想》一书中写道：“在他的布道中，赖特先生谈到沙皮斯维Sharpsville（南非城市，1960年白人在那里开枪屠杀60多黑人示威群众）和广岛，也谈到白宫和州政府决策者的无动于衷。”在书的另一处他写道：“我们须认真地对待信仰，不是仅仅阻挡右派信徒的干扰，而是发动所有宗教的信徒来参与复兴美国这样一个更大的项目。”明显地，赖特把许多黑人无法挣脱的困境归咎于右派和白人种族歧视主义；而奥巴马则认为要改善不管黑人或白人或其他族群人的处境，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两人的世界观本来就有根本区别，但在教会这样一个小圈子里，人们进行交往一般都是趋同存异，世界观的区别不至于引发冲突。

2007年2月奥巴马决定宣布参加总统竞选时，他意识到他将面对的是全美的选民，这就有必要避免使人认为他和赖特的观点完全一致。因此在正式宣布参选时，他放弃请赖特牧师致祝祷词。这当然引起一直把奥巴马视为自己信徒的赖特的不快。奥巴马的竞选宣传特别强调超种族主义的观点，完全排除“白人有欠于我”情结的干扰。赖特在圣三合一教堂宣传的口号是“不以作黑人为耻，无须为信仰基督而感到愧疚”（Unashamedly black, unapolegetically Christian）。这个口号的前半句是针对白人而说的，后半句是针对信仰穆斯林教的黑人而说的。其本身没多大问题，但在实践中却导致一种以黑人为中心的世界观。今年初，赖特看到奥巴马在初选中一路领先而成为政治红人后，便让他的教会把他多年布道的DVD录像广泛发行，企图借他与奥巴马的关系提高自己的知名度。他没想到，3月中旬电视记者从他布道的DVD中仅摘播出他那些最难以让人接受的只言片语，搞到他遭千夫所指，万众鄙视。例如，他在布道中宣称：艾滋病病毒是美国政府居心叵测，有意释放出来杀害有色人种的；美国政府支持针对巴勒斯坦和南非黑人施行国家恐怖主义，因此，911事件活该，是美国咎由自取；“政府给他们毒品，建更大的监狱，通过重惩多次前科惯犯法律，还想让我们唱‘上帝保佑美国’。不不不，上帝诅咒美国，那是《圣经》中杀无辜者的报应。”等等。

由于奥巴马与赖特牧师的关系不同寻常，他因之受到连累在所难免。在选情急转直下的情况下，他于3月18日在宾州费城发表了一个针对美国种族问题和有关他牧师的演讲。这个演讲非常杰出，既促进了人们对种族问题的理解，亦让人们理解赖特牧师为何会有那么偏执的种族言论。为了促使人们能更全面地评价赖特，他在演讲中说道：“但事实真相是，那不是我所了解的这个人的全部。我二十多年前认识的这个人，是引导我皈依基督信仰的人，一个和我谈起我们有义务互爱，有义务照顾病人和帮助穷人的人。他是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服过兵役的人……不管他是多么不完美，对我来说，他宛若我家的一个成员。他加强了我的信仰，主持了我的婚礼，给我的孩子洗礼。我与他的谈话中，从来没听过他用贬损的语言谈及其他族裔，也没看过他用有别于礼貌和尊重的态度来对待与他交往的白人。他就是这样一个集善与恶矛盾于一身的人，犹如他多年所服务的社区一样。我无法不认他，就如我无法不认我黑人社区的同胞一样。”奥巴马的演讲很快地消弭了广大美国人民的怒气，也给赖特提供了一个为自己不当言论进行解释以恢复名誉的机会。

奥巴马与赖特划清界限

然而，赖特完全不领奥巴马的情。他销声匿迹了一段时间后，4月25日开始展开他的舆论反击。首先，他在电视上接受比尔?莫伊耶斯Moyers的采访；27日到“全国支助有色人种协会”NAACP底特律分会发表演讲；28日又在反以色列的“伊斯兰民族”组织领导人的陪同下，继续在华盛顿“全国记者俱乐部”NPC发表演讲。

在演讲中，他指出媒体界人士由于不了解黑人教会的传统，因而歪曲了他的传道（其实奥巴马已在费城演讲中比他更好地解释了这一点）。他提出比较有问题的论点是：他认为，人们对他的攻击就是对黑人教会的攻击（这种自认为个人代表一个组织，显示了一种自大狂心理）；他还奇怪地声称，黑人具有与其他族群不同的学习方式（这种说法属那些视黑人脑力低人一等的种族理论）；他丝毫不觉得他以前发表的那些反美和反白人的言论有何不妥。当他被问及他爱国不爱国时，他说，他服过六年兵役，如果这不够爱国的话，那他要问副总统切尼当过几年兵，对他来说，似乎当过一回兵就可以算爱国了，而且当兵越长就越爱国；他还狂妄地说，奥巴马只不过出于政治需要才不得不公开表态与他的言论保持距离。他还要求美国政府必须向黑人道歉。在没道歉之前，他认为，他继续踩白人的脚是没有必要问踩得疼不疼或请求原谅的。

尽管赖特的演讲仍能获得众多黑人听众的欢呼鼓掌，而且尽管他演讲后没有一个黑人牧师站出来谴责他的言论，奥巴马已忍无可忍，觉得不能再姑息赖特的狂言乱语了。赖特28日演讲后，他29日即刻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在会上发表了声明和回答记者提问。他在声明中说道：

“我成年后，我所做的一切就是致力于消除不同类人之间的分歧、隔阂。这是我基因决定的。促进相互之间的了解、强调我们大家——不管作为美国人或作为人类，都有共同的愿望、共同的梦想，这就是我，这就是我所信仰的，这就是我为何参加竞选。

“昨天我们却看到了另一个美国愿景。昨天赖特牧师发表的言论令我感到愤怒，我也对该做秀场面感到悲伤。我自从1992年起便是圣三合一联合基督教会的成员。我认识赖特牧师已将近20年。昨天我见到的那个人，不是我20年前认识的人。他的言论不仅具有离间性和破坏性，而且我相信对其感到宽慰的，也只不过是那些专吃仇恨饭的人而已。我认为，它们并不准确地反映黑人教会的观点。

“它们当然不能准确反映我的价值观和信仰。如果赖特牧师认为那（指奥巴马3月18日演讲）是政治做秀的话——如他所说的，那他并不十分了解我。基于他昨日所讲的话，我确实也应该说，我对他的了解并不是我自以为了解得那么好。

“我已经谴责过他以前在布道中所发表的言论。如我说过，我以前没听过这些言论。我在我费城的演讲中，已让人了解他在教会中曾做了大量的善事，使他有机会为自己辩白。他建立了一个很好的教会，圣三合一教会的人都是很好的人。在那里最吸引我的，就是教会所施的善举往往伸出教堂的墙外。

“但当他声称并加以夸大说什么美国政府涉嫌散播艾滋病，什么法拉克汉牧师（反犹太人极端黑人分子）是20和21世纪最伟大的声音之一，什么美国战时的行动都是恐怖主义的时候，那已再没什么可宽恕他的理由了。

“那些话使我反感，也使所有美国人反感。它们必须受到谴责。今天我就是在此把此事表明清楚。

……

“昨天，我们从赖特牧师说出的话看到，旧时的那种离间手段又死灰复燃。而且我相信，还被加以利用。不管他抱有什么企图，结果就是如此。这与我们的竞选宣传背道而驰，与我的参选意图完全对立。我认为，这不能代表美国的价值观。

“我要清楚说明的是，以后赖特牧师不代表我说话，他不代表我们的竞选说话。我不能阻止他继续发表这些令人愤怒的言论，但我要他以及你们和美国人民清楚地知道，我认为他的言论混账透顶，我是说真的。”

……

奥巴马作了简短说明后便回答记者提问。以下的一个提问是众所关心的。

“问：赖特牧师说这不是对他个人的攻击，而是对整个黑人教会的攻击。第一个问题：你同意他的观点吗？第二个问题：他布道中所宣扬的神学派别，即黑人解放神学，大体能让人多少理解圣三合一教堂里某些人的感情，即愤怒。解放神学派别在黑人教会里究竟有多大影响力？你当时为何加入该教会呢？

“答：让我先说明，关于神学，我并不是一个神学家。所以我认为，对有些神学家来说，他们可能已有某种确立的理论来辨别，什么是解放神学，什么是非解放神学。

“我去教堂，我听的是布道。在我所听过的布道里——我相信总体来说，在黑人教堂都是一样的，很重要的内容便是强调社会斗争和强调争取平等、正义、公平——这样的一个社会福音。

“所以我认为，很多人没想到要用什么特别的词汇（指解放神学）来形容他们的布道，而只是说传达一个社会福音。这没什么稀奇古怪的。马丁-路德?金博士明显地就是这类布道最杰出的代表。

“但我想可能会发生的是——这我在作为教会的一员时没看得到、但却在昨日看到了，即当你把注意力过分集中在历史上遭受压迫人的苦难的时候，而使你看不到我们之中所具有的共同点，而使你所集中关注的事胜过一切其它事，而使我们由于仅仅从一个特殊镜头来观察事物而不去关心其他人的挣扎奋斗，那社会福音就不能用来描述那种我相信能克服一切和团结人们的信仰力量了。

“哦，约瑟，关于你的第一个问题，我并不认为开始那些引发这场争论的议论声是对黑人教会的攻击。我认为，人们把他简单化了，把他变成漫画丑角了，而最主要的是，那些议论声能引起政治舆论的兴趣。

“我并不把它们看成是对黑人教堂的攻击。或许，唯一特别与黑人教堂有关的一个方面，是有些人对他的喊叫感到惊讶。

“那只不过是黑人教堂的传统。我想，有些人对他的理解是：哇赛，他真的会喊会叫，黑人牧师是否都是那么一伙会高声喊叫的人啊。我想，这显示美国有一个文化上的鸿沟。

“可悲的是，虽然那些议论声把他变成了漫画丑角，但他在莫伊叶斯的访谈中至少表现出有改变自己形象的意图——即使有些话仍令人反感。而昨日他把自己变成了漫画丑角。就如我已说过，这令我感到愤怒，也令我觉得可悲。”

挡在奥巴马跟前的三座大山

1984年黑人民权领袖杰克逊牧师J.Jackson参加总统竞选时，极端仇视犹太人的法拉克汉Farrakhan。黑人牧师借杰克逊的竞选声誉造势，一举成名，捞到不少好处。赖特牧师的做法亦颇像法拉克汉，想借奥巴马的声誉提高自己的知名度。他虽是一名牧师，但他自己却犯了基督教七宗罪（傲慢、暴怒、嫉妒、贪婪、懒惰、饕餮、淫欲）中的最少前四个。

犯贪婪之第四罪是因为他有急于提高知名度来赚取演讲费的嫌疑。更糟糕的是，他患有许多功成名就人士容易患的“自恋情结”（Narcissist Complex），自以为贡献巨大，很了不起。他的角色与美国著名消费者维权律师拉尔夫?内德(Ralph Nader)的角色有点相似。内德对自己为美国消费者争取到的权益颇为得意。他唯恐人们会忘却他，自1992年起，尽管获选希望为零，他不断以党外人士参加总统竞选，让全美国知道有他的存在。2000年如果不是他使投进步人士的票分流的话，戈尔便不至于失去总统宝座。2004年他的参选对克里亦有些微影响。今年他已届74岁高龄，还是那么自恋和自狂，非让人知道有他这个“总统候选人”不可。

赖特牧师为他的教区做出了不少贡献，很为自己在黑人中享有的地位感到自豪。但他退休后很可能被人淡忘。而且他一生中都认为，黑人之所以贫困潦倒完全是白人造成的。如果奥巴马团结白人、黑人、拉丁裔人和亚洲裔人成功的话，那对他那种基于种族仇恨的宣传无疑是一个打击，他为自己所刻画的世界也要变样了。所以他潜意识里是不希望奥巴马当选的。在自私自利、自恋自狂的驱动下，他也就不计后果、四处大发狂言了。

赖特再次的胡言乱语已给奥巴马的竞选带来巨大危害。奥巴马确实无法叫他闭口。唯一让赖特闭口的可能是，有足够多的美国各界黑人知名人士出来对他进行劝导。但固结于“白人有欠于我”情结的大多数黑人很难走出这一步。有意思的是，在黑人牧师面对赖特口吐狂言个个缄口不语之际，最后一个退出共和党提名竞选的白人牧师、阿肯萨州前州长哈克比，却超越党派之争而出来仗义执言。他4月30日向记者说，奥巴马的总统竞选不是因为他是黑人而遭到挫折，而是因为他以前的牧师不愿让奥巴马表现出我们国家种族与种族之间的关系已有了改进。他还说：“杰里迈耶?赖特盼望奥巴马失败，这样他才能为自己的愤怒和对美利坚合众国的敌对恨意来自圆其说。”

奥巴马走向白宫之路可以比作愚公移山。挡在他跟前的三座大山：一是威力强大的“克林顿机器”，二是即将与共和党候选人麦凯恩展开的搏斗，三是种族偏见和赖特牧师的破坏活动。这三座大山正沉重地压在奥巴马身上。他已差不多削平了第一座山，能否最终削平其余两座山，这是2008年特别引人注目的壮举。

奥巴马2008年4月29日记者招待会英文链接：http://www.realclearpolitics.com/articles/2008/04/obamas_press_conference_on_wri.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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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仆之争

股东?董事会?理事会

翟少华

股份公司拥有监委会(Aufsichtsrat)和理事会(Vorstand)。公司属于股东，监委会为股东的代表，理事会为股东们打工。这个看似简单如主仆的关系，却时常出现不同的布局和联盟。在德国旅游和船运公司TUI最近召开的全体股东大会(Hauptversammlung)上所发生的一幕，就是仆人与主人之间争斗的一个例子。

就在股东大会之前，TUI公司的最大股东、挪威亿万富翁弗里特立克森(Fredriksen)充满信心，认为可凭借他的近12％股份及他的联盟，而把现任理事会主席弗兰策尔(Frenzel)和现任监委会主席克鲁姆瑙(Krumnow)选下来。

整个股东大会的过程充满了火药味。不光是弗里特立克森的代表，小股东协会的代表们也都在发言中措词严厉，对弗兰策尔但任理事会主席15年来的成绩表示十分不满。确实，在过去的几年里，TUI股票发展令许多人失望。按照弗里特立克森的看法，监委会、尤其是监委会主席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他没有尽到监督的职责。

TUI公司拥有两个业务范围，一方面是旅游，另一方面是船运。其船运公司Hapag-Lloyd生意兴隆，利润丰厚，而旅游业的发展则像个蹩脚鸭。多少年来外界不时有呼声，要求TUI将船运公司Hapag-Lloyd 分裂出去，而专心经营旅游事业。一直到弗里特立克森成为TUI的最大股东之前，弗兰策尔都顶住了这方面的压力。但弗里特立克森终于使他就范。不久前，他不得不采纳将Hapag-Lloyd分裂出去的建议。当然，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做法。究竟如何将船运公司分裂出去，股东们很有争论。一方面的意见是，将Hapag-Lloyd 卖出去，另一方面的意见是，把TUI公司及其股票一分为二(Spin-off)：一个是TUI旅游公司，一个是TUI船运公司。

弗兰策尔主张第一种做法，即把船运部分卖出去。因为这样可以用拍卖所得来偿还TUI的公司债务，同时投资旅游业务。很多股东不喜欢这个做法，希望将公司一分为二，变成两个股份公司，船运公司的股票将有很好的发展前景和盈利机会。为了实现自己的意图，弗里特立克森在这次股东大会上的目标，是将现任监委会主席和理事会主席一起选下来，并且派出两个代表他股份的监委会成员。但结果是其中没有一点得以实现。

作为DAX公司中任职最长的理事会主席，弗兰策尔凭借着他15年来建立起来的关系，尤其是和监委会主席的关系，使他又度过了这次难关。公司的70％股东参加了股东大会。其中70％的选票否决了撤选弗兰策尔理事会主席职务的提案。同样，虽然只有约58％的股票支持监委会主席克鲁姆瑙继续连任，但毕竟他也撑过了这一关。

谁都知道，弗里特立克森不是好惹的。据说他变化多端，油滑如鱼。在股东大会以他的失败而结束时，他的发言人说：“我们还会再来”。一个大股东无法左右公司的监委会和理事会，显然是公司股市资本化的代价。当一个公司走向股市的时候，就开始了它匿名化的过程。股东和公司的关系就开始变得松散，从而使管理层享受很高的独立性和权限。尤其当众多的小股东们像一盘散沙，而最大的股东又没有足够大时，管理层们常常可以为所欲为了。

不过，主仆的关系只能一时被歪曲。一个股份公司属于股东，当管理层和股东的经营策略发生冲突时，股东最终主导，似乎是难以违背的逻辑。当年德国股市交易所监委会主席Breuer以及理事会主席Seifert，在与来自伦敦的大股东TCI的较量中终于败北的经历，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从这个意义上说，理事会主席弗兰策尔在这次股东大会上的胜利只是暂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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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geltungssteuer

翟少华

对于在银行存款、股市投资的人来说，了解税(Abgeltungssteuer)是2008年不可忽视的题目。眼见着2008年已过半，更是时不待我，每个人都应该及时对了解税做出相应的投资决策。

了解税将于2009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按照这一税法，无论是银行存款的利息、股市投资的红利，还是投机盈利，投资人每挣得一个欧元，都要将其中的1/4交给国家。加上团结税(Solidarit?tszuschlag)，实际上达到26,4％，部分人还要再交纳教堂税。

但了解税的引入并非对所有人都意味着负担的增加。重要的是，首先要对了解税有个清楚的理解，然后按照自己的情况作出投资调整。

立法人通过引入了解税，主要想来简化对私人投资者的资本收益征税。银行将从每个人的资本收益中扣除25％的税额以及团结税，将其匿名地转到财务局。之所以称为了解税，是因为缴纳此税之后每人的纳税负担一笔勾销。也就是说，人们在申报个人所得税时不再需要考虑资本性收益。不过，如果一个人的所得税率低于25％，资本性收益可以按个人所得税率纳税。这种情况下，人们应该在申报所得税时同时申报资本性收益。了解税适用于利息、红利、股票投资赢利和从投资基金所得红利。不受了解税影响的是不动产的租金，对房地产的间接参与及养老金和资本人寿保险(适用于2005年1月1日前签订，并至少保留12年的合同)。同样，贵重金属、艺术品及古董的买卖也不属于了解税的适用范围。

对于2009年以前所进行的投资，立法人设立了相应的过渡时期规定。这些过渡时期的政策因投资方式的不同而异。对于股票、基金和定息证券来说，只要它们在出售时满足了持有期(Haltefrist)一年的要求，盈利仍然不需上税。对于2008年12月31日之后购买的有价证券，不论它们被持有的时间有多长，一律需要缴纳了解税。引入了解税之后，目前使用的股票投资赢利和红利减半征税办法(Halbeinkünfte-verfahren) 也将被取消。

对于证书(Zertifikate)的过渡办法则与此有些不同。对于2007年3月14日及此前购买的证书，只要满足持有期一年的条件，实现的盈利就不需要纳税。而对于2007年3月15日或之后购买的证书，除了持有期至少达到一年之外，出售之日还必须落在2009年7月1日之前，实现的收益才能免税。这就意味着，最晚在今年6月30日购买的证书，还有可能避免了解税的负担。为了稳妥起见，最好不晚于6月29日，以便在2009年6月30日卖出时，持有期肯定满足一年。这样，省得跟财务局扯不清。

所有其它情况下证书买卖的盈利都要交纳了解税。要指出的是，担保证书和养老金证书(Garantie- und Renten-zertifikate)例外。这两种形式今天是按照个人所得税税率上税，所以从2009年开始实行的了解税，对所得税率超过25％的人来说反而减轻了纳税负担。

买卖有价证券的盈利可以与投机损失对算，但股票盈利只能和股票投机损失对算。每年没有用完的损失，可以带到下面的一年。2009年以前实现的投机损失，同样可以移带到下一年，但最长只到2013年。

受了解税反面影响最大的投资方式之一是股票。对大多数目的不在短期投机(Trading)的小股民来说，满足目前政策所要求的一年持有期不成问题。对这群人来说，他们的股票盈利可以说总是免税的。即使有人在一年之内买卖，按目前的办法也只需为盈利的一半纳税。即使一个人的个人所得税率为最高税率42％，那么股市投资赢利的纳税负担也不过为21％。因此，每个人都应该检查一下，尽可能利用今年年底之前的最后投资机会。如有可能，当然没有必要承担投资风险而辛苦实现的盈利之1/4送给国家。

对于目前有能力并且准备投资的人来说，由于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经济和股市不景气也是一种机会。德国股市的许多股票价格，目前又从半年前的过高水平回到了令人可以接受的价格。当然，有些股票价格及其评价之所以显得便宜，是因为分析家们对这些股票公司的利润增长的前景预测仍然过于乐观。历史经验表明，在经济增长减慢甚至萧条时期，分析家们对企业的盈利预期的下调总是滞后于实际发展。也就是说，在这一时期人们对企业未来的预测总是过于乐观。鉴于这一事实，要求人们在股票的选择上要格外谨慎小心。

作为长期投资首选的企业，应该拥有一个扎实的企业财务预算，企业应该来自一个法律健全的国家，企业所在的行业和其市场上位置都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外汇的风险也应该得到充足考虑。重要的是，投资股市需要过一段时间重新审视所作的投资选择，必要时作出新的调整，而不能仅仅为了避免了解税而死守一些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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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缓罗马 匆匆巴黎

朴康平

来自澳洲的提问

电脑网络的神奇，就在于能把许多刀耕火种的年代里难以想象的神奇变成现实。这不是，前些天，在我和一个苏州博客朋友的信息往来里，突然出现了一封我二十多年前北京老同事的信，他现在人在澳洲，据说多少年来找我找得好辛苦，这下，得来全不费功夫！我们马上通了一个好长好长的电话，说不尽南半球临近冬季时对欧洲大陆马上就要进入夏天的问候，往事亲情，家长里短，一下子消除了时空上实实在在的距离，我们在这温暖的叙扯里又一次感受到了生活浓浓的意味。

就像是昨天在北京机关大院里碰着了似的，带着当时那股终于能冲破藩篱、走向世界了的冲劲儿，他在电话里急急地问我：“你小子，这么多年，肯定早跑遍欧洲了吧？快说说，都去过了哪些国家？”一个最简单的提问，马上把那张其实很小的欧洲版图变成了我眼前滚来滚去的图画，正巧，我刚刚在一个月之内又一次前后左右地跑了不少地方，所以，那些景象还都特别新鲜，雨雪纷飞的，又都活现起来。

去过巴黎的人，都会慨叹它那雄伟壮阔的气派，塞纳河曲曲弯弯的怀抱里那近代史上的座座辉煌。“巴黎归来，其它城市都可以不看了。”这是很典型的还没有去过罗马时的感受。去了罗马，在那第伯河很紧凑的臂弯里徜徉，你能时时抵达的，可就远远不是巴黎那种表面空间上的宏大了，左一个右一个叫得出名来的古迹不说，你能在任何一个不经意、不留神的地方，掉进许多不知名的散发着陈年古气的往事，这一陈还起码就有两千年！罗马的魅力，不在它有多庞大，而在它时间上的久远。

三月初，我特别骄傲地陪着还没有到过罗马的德国朋友，踏踏实实地去逛了五天；三月底，又陪着从美国来的亲戚走了一遭德法荷比卢，当然少不了巴黎。一趟缓缓，一趟匆匆，唤醒了不少记忆，刷新了许多旧情。

罗马，不设防的城市

这已经是第四次来罗马了，却至今一直都没看过轰动一时的《罗马假日》和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代表作《罗马，不设防的城市》，可见我有多懒惰，总学不会所谓出发之前“做功课”的本领。

罗马每每都是有大气度的，热乎乎地把我们裹进它有着厚重历史的胸怀。可是，这儿是出了名的“贼多”的地方，它不设防，我可得设防！不管是丢了什么，心里都不是滋味儿。早听说有一个国内来的团队，都到了离开罗马机场的时候了，领队去帮大家办退税手续，千叮咛万嘱咐地要大家照看好行李，结果还是让精明的“长手指”钻了空子，顺走了一个女士最心爱的提包，里面不单有她所有的证件、钱财，还有她全程辛辛苦苦拍下的照片！后来她躺在那里哭天抢地的嘶喊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欧洲旅游怎么能划上这样一个残酷的句号？

上次来的时候，和朋友高高兴兴地上Pincho，去俯瞰整个罗马，去和那些谈情说爱的青年男女们看壮美的日落，一切都很爽快。结果，在回旅馆的路上，挤了一程拥挤无比的地铁，下得车来，朋友发现腰间的相机不翼而飞了！要知道，那里面有多少路途上难得的记忆啊。这是不能替代的财富，要是换了我，肯定也会难过得死去活来！

所以，这次出发之前，给自己暗暗定下的唯此为大的任务，就是绝不能有和罗马窃贼有任何接触的痛苦经历。其实这也不难，同样是贵重物件，只要放在一个很不起眼的购物布袋里，随便提在手上，不显山不露水，就不会引起窃贼的注意，你也就可以放心大胆地走街串巷了。我们就是这样，完完整整地怎么去怎么回，没有带回任何不愉快的东西，罗马在我们心里也就如它应有的那么完美了。

纵横罗马

定了五夜的旅店，罗马玩儿得就特别从容。加上有我这“老罗马”熟门熟路的引领，想去哪儿都可以说是一步到位。而我更钟情的，实在是穿行各个景点时所要经过的那些罗马的街巷，更喜欢的，是那看不够的、在深红和赭黄之间的所谓“罗马的颜色”！

那些著名的去处自不必多说了，头两天就是在它们中间几乎是一个不落地跳来跳去：坐在西班牙台阶上看人们怎么把许愿的钱币扔进少女泉，轰轰烈烈的斗兽场里看米开朗基罗设计的广场怎么被铸成50欧分的图案，罗马市政厅拐角上那头昂首挺胸的母狼怎么喂养着嗷嗷待哺的古罗马市民，万神殿的圆拱屋顶怎么射进了纳沃娜广场上画家们泼洒的阳光，彼得大教堂的钟声怎么溶进了鹰堡桥头群雕的尖啸，墨索里尼演讲的阳台怎么掉进了深奥的真理之嘴……看够了千年陈货之后，就想着要抖抖身上那些历史的灰尘了，好好体会一下古都今天的意味。于是，一个落日灿灿的傍晚，我们又一次上了Pincho。

平缓的山路上，已经能碰上不少手拿玫瑰、互相依偎的男女，到了山顶，可以说一下子就让卖花的小贩包围了，好像不买几枝就对不住面前耀眼的余晖。我们还就是没买，空着两只手，眼巴巴地只顾了享受太阳落山之前那无尽的魅力。再把眼神投向山坡下的广场，密密麻麻过往的行人都各自拖着一条斜长的身影，神神乎乎地晃动着，那方尖碑周围的方圆，简直成了梦幻的投影。晚风吹起，逆光里飘飞的玫瑰，散发着慢慢渗进人心的温情……

第伯河心那个两头冒尖儿、像橄榄一般的小岛，这回也终于有时间光顾了。借着那天融融的阳光、暖暖的春意，我们“游岛”的经历就特别温和。不论是环岛一周款款的漫步，还是躺在石头铺就的岛尖上懒懒地晒太阳，这个“早春二月能在罗马市中心过一段岛上假日”的幻想，竟成了我们这次旅行中的一个意想不到的真实。就连鸥鸟悠悠的起落，那些在家犬们的追逐下翻飞的鸟翅，都那么流畅而养眼。心想，这会儿缺的，恐怕就只是一片沙滩了。

最贵的卡布其诺和最出色的演员

再一个目标，就是罗马城南所谓手艺人聚居的Trastevere。只隔着一条第伯河，河的南面就像换了一个天地，全没有了城中心那份极古老又极现代的奇异组合，这里完全是居家过日子的平民气氛。可惜我们来的时候细雨绵绵，不然，据说能看到许多街巷之间晾挂衣物的景色，就像我们在国内许多城镇都熟悉了的扯挂“万国旗”的阵势。不过，这并没有使我们细细揣摩罗马百姓平常日子的初衷受到什么干扰：一辆载满海物的货车正在一家小店前卸货，一时间，广场上充满了腥鲜的气息；一个老妇人急急走过我镜头中的大门，在清晰的门的背景上走出了模模糊糊动荡的人生；一群中学生围在一座雕像下，像是在等着老师来解说它的历史；一个怀抱手提电脑的小伙子，在咖啡店要了一杯鸡尾酒，便陷进了眼前屏幕里工作的紧张；一个所有四肢都扭曲着的中年妇女，蹒跚着挪到教堂的门口，开始了她乞讨的营生……

就是在这儿的咖啡馆里，一杯卡布其诺也要4.50欧元，罗马到底是罗马。可是，它柔软的口感、细腻纯正的味道，加上那扑鼻的香气，真的不能和其它地方的相比，罗马到底是罗马。所以，尽管早听说过这份饮品在这里的天价，我们还是每每都要坐下来，点一杯，享用它的货真价实。说到“最贵的卡布其诺”，其实是去年在北京喝到的，59元外加15%的服务费，只是它质量的低廉，实在和那价格不成正比。

喝着卡布其诺，看着对面那残疾妇人的乞讨，心里有过一丝对人生不公平的愤愤，后来路过教堂门口的时候，还真动过给她掏钱的念头。可是，不出半个钟头，我们从几条街以外的邮局办完事出来，又一次看见她的时候，见她同样的行头，竟是完全正常人的步态，肢体灵便，正领着孩子小跑着过马路……原来教堂门前的表演是她骗钱的伎俩。要不是当时心硬，差点儿上了鬼子的当！

雨孩儿

和罗马的从容相比，后来的巴黎之行就显得有些局促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天公不作美，不是风就是雨的，那么不近人情。据说有“贵人上路多风雨”的俗话，大家便开始琢磨，到底谁会是我们这个家庭小团队里的“贵人”。

答案是明摆着的，就是我那孙子辈儿的小精灵。他生性喜水，路过的地方只要有水，他就挪不动步子，总要鸭子似的拍打个痛快。只要听见我们抱怨天气，他就总是跟你拧着说，恨不能天上时时都下雨。原因也简单，就听他悄悄对着妈妈的耳朵说：“就因为你是大人了。你如果还是孩子，就能知道，下雨该有多么好玩儿！”我们很快明白了、也理解了他的逻辑，都在暗暗检讨和叹息自己的童真不再。

到底还是赶上了一个大晴天，用我嫂子的话说：“快明明亮亮地看巴黎吧！”真的，坐地铁到了圣母院，以那儿为起点，我们一口气腿儿着走过了巴黎市政厅、蓬皮杜文化中心、大市场、卢浮宫、协和广场、香榭丽舍大道，到了凯旋门。接着，又奔了蒙玛特尔高地、圣心教堂和红磨坊……后来，面对着晚饭桌上那喷香的蜗牛，我们还都在激动地悉数这一天里匆匆的景点和草草的印象。

其实不只是我们在急急地赶场。市政厅广场上对着镜头蹦跳的女孩儿，还有她那一群同伴，几乎是在跟着我们前行，在蓬皮杜中心是他们，到了红磨坊还是他们。巴黎的这一天，将留给多少人匆匆而丰满的记忆啊！

“粤海”也匆匆

这次逛巴黎，订的是市区以外的“粤海酒店”。出发之前就听人说，那里还有一家味道正宗的中餐馆，便早早地就期待着傍晚入住之后能有一顿可口的饭菜。不想，拐进那个高耸的“中国城”的牌坊，就觉得眼前黢黑一片。餐馆的招牌还在，可惜没有灯火。办完入住手续一打听，才知道这家餐馆几个月前就关张了。

第二天起来，仔细打量这座“中国城”的所在，见它正位于塞纳河道分叉的一个“三角洲”上，迎风临水，景色不俗。整个城池也很壮观，高大的“门楼”和“宫墙”能让人一时产生是到了故宫的错觉。只是，墙皮早已斑驳脱落，上面悬挂着的巨型脸谱也早就没有了往日的鲜艳。建筑群里曾经的精品免税店、展室、餐厅等等，一应荒废，要不是旅店业还在周转，这里真是变成了一座死城。

这个地段应该是很美丽宜人的，而且进入巴黎市区也很顺当，看着全城的布局和建造，能想象当年所有门面都红火时的铺张和辉煌，可惜眼下的破败，着实让人嗟叹。

据说这里经历了店主的更换，可能由此而产生了经营上的不当。我不知道它建成的年代，可是，跟它构想时的气派和建造上的气势相比，再看看今天的模样，这下坡路走得还是有些过于匆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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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来的单亲妈妈

小宇

2月底，全家去葡萄牙南部Lagos一个小镇度假，舒茗是我们办好住宿登记后路上碰到的第一个客人。当时她正带了两个5岁、8岁左右的男孩往宾馆外走，迎面见到这三个皮肤黝黑、长相看似来自东南亚一带跟我祖国靠近的国家。因为都有孩子，又都来自亚洲，而且感觉自己与那个母亲年纪相仿，三个共同点，加上听到她正在与孩子讲话时欢快、热情的伦敦音语调，我对她顿生好感，主动与她打招呼。她便热情地回答我说，我叫舒茗，来自伦敦，现在去海边。如果你们也想去，我们可以一起走。我说谢谢，我们午夜驱车去机场，刚飞到这里，想先睡一会儿。

我当时就跟先生说，她可能是单亲妈妈，一个人带两个孩子出来度假真不容易。

休息一会儿后，我们也带女儿去海边玩沙子。虽然阳光比在德国的炙热得多，但海水也不过是17、18度，我们不敢下海，几乎见不到有人下海游泳。而她那两个皮肤黝黑的男孩在海水里勇敢地嬉戏，一点儿都不怕冷，而他们的妈妈舒茗则在搭建在海滩上的餐馆观景座位上，戴着墨镜，潇洒地独自享受着温暖的阳光和甜润的果汁。不过她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她的孩子们。

我觉得她的耐心真好，这个感觉在后来宾馆的室外游泳池边，与在那边玩耍的她的大儿子那里得到了证实。他说，他们在海边玩了4个小时！我心想，我大概没有耐心陪孩子玩4个小时，而且我的观念也与她不同，我怕炙热的紫外线灼伤幼儿娇嫩的肌肤。不过，观念的差异不妨碍我对她的钦佩。她的两个儿子也秉承了妈妈的美丽、善良及温和，见到我那不到两岁、胆小怕羞的女儿，立即表示了极大的友爱和耐心，陪着她踢皮球，玩水，让一个见到陌生人靠近她就躲在妈妈身后的胆小女孩儿，很快接受了他们，并敢在大庭广众下，与两个肤色不同的男孩疯玩到裤管、袖管都湿漉漉的还不愿回房间！

次日早上，我们吃完早餐回房间的路上，就看到舒茗带着两儿子在网球场上打网球。听着那单调缓慢的击球声响，不用看就知道那是在玩球而不是打球。果然，一会儿他们仨都跑到外面灌木丛中找网球，我们也一起为他们寻找。可是球没有找到，我俩倒是打开了话闸。她先爽直地问我，你是中国来的吗？我说是从德国过来玩的，我是中国人。“那你是怎么认识你老公的呢？在德国多少年啦？”看来我这个直率人碰到了一个比我更直率的人。我就如实回答了她的问题，满足她的好奇。不过，她也立刻坦率告诉我说：我出生在印度，1岁跟父母到了英国。现在离婚了，我自己带两个孩子出来度假。我以前在政府部门工作，有了孩子就辞职了。现在每周末在朋友的餐馆打工。

那你的孩子咋办？她说，周末送孩子去前夫那里，我有自由了，还可以挣点钱，我现在很开心。

我们相约第二天一起去海滩，让孩子们一起玩。可是那日狂风暴雨，户外活动肯定没戏了，她建议打的去城里的室内游泳馆游泳，因为这个宾馆没有室内泳池，她已经带孩子们去过城里的游泳馆。我欣然答应。

不过我没有带上女儿，老公愿意陪女儿，难得让我彻底清闲一下，我当然不能放过这个让自己调节一下的机会。打的单程要10欧元，我跟舒茗说，回程由我付费。此地游泳1小时15分钟需要3.5欧元，而且如果没有自带泳帽，必须再出3欧元购买泳馆提供的清一色蓝色尼龙小帽，这点倒是比德国的公共游泳馆严格，或说更会赚钱。舒茗和她的两个孩子，上次去已经买过泳帽了，这次匆忙忘记带来，就得重新再买三个！而她的银行卡不知何故，在付款处没法刷卡，还好旁边有台取款机，救了她的急。

尚未进得泳池，只听见节奏强劲的热舞音乐，原来一群想减肥或苗条健身的女士在做水中健身操，而她们恰好占据了中间那个水位不深不浅的泳池。舒茗不会游泳的小儿子去了浅水池玩水，会游泳的大儿子则跟我下到水深达1.80米的深水池，而舒茗自己却站在池边，看着儿子游泳。因为高音贝的音乐声，我大声问她，为何不下水游泳？她答，我只敢在站得住脚的泳池里游泳。我得等水中健美操课程结束才能去那个池游泳！我建议她找付款处免费延长她的时间，我认为她不巧撞在别人训练时间而不能游泳，不是她自己的问题。她大度地说无所谓，只要儿子们游得高兴，我就高兴！

真是个伟大的母亲！相比之下，我的母爱境界没有她那么高，我带女儿去泳池玩水，总希望自己也能游上一回。而她却只想陪儿子游，自己的兴趣就忽略不计了。

游泳出来，她建议去对面的麦当劳吃点东西。这个时候，我们正好可以聊很多关于爱情婚姻这类女人共同有兴趣的话题。她说，她跟她的前夫曾经很相爱。认识的第一天他就对她说：“我要跟你结婚！”可是，仅有爱情是不够的，婚姻更需要信任、理解、宽容等等。现在离婚了，她过得很开心，虽然前夫没有公开性的经济补偿，但经常给孩子们买东西。这使我联想起她说过她有一个资深律师的哥哥，哥哥不仅经常在经济上支援她，比如这次度假，或许还能在她离婚后在法律允许范围内尽力给单亲妈妈的妹妹争取最大的政府资助，因为我记得她说过，她住的房子挺大，社区有室外室内4个泳池，而房租的大部分来自政府！当然，那不过是我的猜想，没有考证过，也没有考证的必要。至少相信她说的“来了一周，仅仅在这边的吃喝打的等消费，已经花去了700多英镑，我还没有为自己买过一件衣服呢！”

瞧她天天陪着孩子玩这玩那，甚至连她一点都不懂的壁球也付费让孩子去打。那天，我那壁球球龄颇长的老公想考察球场后一试身手，正好见到她自己坐在玻璃门外观看，任凭俩男孩乱打一气。我老公觉得他们的握拍和打法都不对，忍不住去手把手教了他们几下。要知道，即使住店客人，壁球、网球玩起来都要付费的，他们又天天打的到外面吃中、晚餐，消费700英镑一点儿不奇怪！

他们在宾馆的最后一天早上，我们一起吃了早餐。回房间的途中，见她的孩子们玩的皮球和救生圈还在室外泳池里飘荡，赶紧对着她的房门喊：你们把球忘在泳池里了！她说，不要了，你女儿要就拿去好了。我说我们也有，不需要了。

不过到下午他们离开之后，忽然觉得一下冷清了许多。看到那蓝色印花的皮球和救生圈还静静飘浮在水池里，立即浮现那两男孩与我女儿在水池边嬉戏的一幕幕，便突然改变了早上的决定，捞起那个皮球。我要把它带回德国，让女儿看见它，可以随时记起那两个皮肤黑黝、外貌俊朗的小哥哥。我呢，可以随时想起那萍水相逢、愉快相处了一周的单亲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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聪明的犹太人

沈剑桥

尽管历史上从来不乏中伤犹太民族的种种流言蜚语，但犹太人却依旧是世人公认的既聪明、又富有、在各个领域建树颇丰的民族。

据统计，获世界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中有23％犹太人；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中有20％犹太人；美国的百万富翁中有20％犹太人；而在思想和艺术领域，犹太大师同样是群星璀璨。爱因斯坦、马克思、弗洛伊德、毕加索、卡夫卡、洛克菲勒、基辛格、斯皮尔伯格……你能第一时间想到的各大领域的巨擘，很多是犹太人。他们所贡献给世界的成就，恐怕片言只字是难以尽述的，而他们尊师重教的执著，值得所有民族学习。

美国每五个大学教师中有一个是犹太人，每五个大学生中也有一个犹太人，足见犹太人对科学和知识的重视。在犹太教中，勤奋好学不但仅次于敬神，而且也是敬神的一部分。因为这样，使犹太人形成了几乎全民皆有文化的传统，学者被推上最崇高的地位。在犹太教的历史中，曾出现了无数为保护学校而不惜献身的英雄。

大流散后，犹太人客居他乡，势单力薄。为了生存，必须从事小商小贩、放债放利等一些低贱的职业，因此在居住围形成低人一等的形象。而同时作为“有钱人”形象的崛起，又必然引起居住国居民的妒忌和掠夺的野心，这是犹太人不断遭受迫害的又一个原因。

一个历经磨难的民族，在消费时难免节约，但和“吝啬”是万万不同的。事实上，犹太人以金钱为真正的上帝，面临文化同化，他们都以对钱的信念而不是宗教信仰作为犹太“血”的界定。因为流散世界的犹太人为了生存，必须珍视钱，加之他们没有土地和固定资产，就养成了他们长期经商的传统，钱是犹太人逃亡时最便于携带的东西，也是他们赢得生存权的保障。与此同时，“赚很多钱”就成了犹太人的安全保障和寻求在受压迫时心理平衡，以及征服对手的有力手段。

正因为钱的“准神圣性”，犹太人对钱非常珍爱，却决不做守财奴。犹太人认为，提供帮助是“富人的责任”，获得帮助是“穷人的权利”；慈善与施舍不仅是他们的义务，更是他们的责任。犹太社团专门设有“吃饭日”制度，穷困的犹太学生可以分别到不同的犹太人家庭中去吃饭。也因此，犹太乞丐承袭了一身傲骨，就连在犹太餐馆里工作的侍者，脸上也透着傲气。

一个犹太家庭的父亲把三岁的儿子约翰放到壁炉台上，然后松手道：“约翰，跳到爸爸怀里来。”约翰笑着往爸爸怀里跳，可是爸爸却突然抽回了手，约翰自然落到地上，哇哇地哭开了。父亲则站在一旁，以嘲弄的眼光望着可怜的受骗的小约翰……对此，犹太人认为很正常：“这样重复几次，孩子就自然认为爸爸也不可信，这样他们以后就不会轻信任何人。”这种只信自己的思想，是犹太孩子独立意识形成的基础。

正因为从不轻信别人，不被事物的表面所迷惑，犹太人才能在生意场上纵横捭闺。也许正因如此，他们才会被那些以相互信任为处世准则的民族，轻易误读为奸诈阴险的民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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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火锅及其它

飞石

汤火锅

前几日，回国探亲的我与我的侄媳顺便走到家乡扬州的一火锅店，她说请我品尝一回小火锅。小火锅这一名称我还是首次听说，便问是什么？答曰：一人一只小锅，自涮。我对吃火锅并不很感兴趣，觉得味道单一，如果人多气氛热烈还有一图，眼下就我们俩，挺冷清的。这时吃晚饭时间尚早，我心里特馋扬州小吃，建议去吃小吃。可她不依，说家中就我一人还没吃过小火锅。眼见这家店名“厚丰肥牛”的“肥”字，我又心生抵触，因我从不吃肥肉。不是不想吃，而是到嗓子那儿总是通不过。这是我身体的自健系统。

走进店内，食客稀少。我们选了窗前的四仙长方桌斜角对坐。服务员问清客人数量后，便拿走了桌上的两台小灶具。坐的软椅很舒适，环境很清幽。环顾店内，桌上摆满小炉灶，真地非常可爱。不一会儿，有人为我们沏茶，在悠闲中开始点菜。一看菜谱，就很喜爱。侄媳定了海鲜锅底，我定了养生锅底。又定了荤素菜种种，自然少不了这家的特色牛肉。还定了小吃，弥补了我的遗憾。

小锅端上来以后，只见我的锅底中有红枣、桂圆、枸杞、人参等，我尝了一下淡而无味。荤素菜上桌时，有冰块衬着牛肉片。两人便各自涮起来。不久，店中已是食客满堂。男女老少皆备，中外宾客齐全，气氛热闹起来。我的锅底加过两回高汤，经一段时间煮沸，又涮过种种荤素菜，味道愈加芳香浓郁。打开纸巾袋擦手时，发现店名中的“厚丰”被解释为：味之醇厚，丰嫩滑爽，果然名副其实。

这次吃小火锅是一次特殊的经历，发现火锅这种大锅饭开始有了个性，有了特色，吃得兴趣盎然，吃得自在且卫生。

不由想起我第一次吃火锅的情景。那是十几年前的一个盛夏，我们一家三口回国探亲时。当时交通还没如今发达，法兰克福和上海之间的往返都须经北京转机。就在那年盛夏，我们返德前在北京逗留了数日。某日逛了在当时看来比较高级的燕莎购物中心。出来后已是傍晚，饥肠辘辘。看到街对面有一简陋的手工作坊式的饭店，与对面的燕莎购物中心正好形成鲜明的对照，便饥不择食来就餐。店中的选择并不多，可见诸种薄薄的肉片，得知在此可以吃火锅。我们感到很新鲜，竟不管盛夏高温，让人点起火来吃火锅。一家三口临街而坐，就在那儿涮，偶有微风捎来凉爽。儿子当年已是一小美食家，很好吃，也很会吃。一家吃得颇有兴致。

当年吃火锅的情景至今还记忆犹新。环境虽很凌乱，气候虽很炎热，但吃得不是烦躁，不是火辣，而是温馨，也吃得我有些胆战心惊，因有一个大煤气包就在桌旁，加之高温，有一触即发之虞。

打这以后，有了种种吃火锅的经历。电插头取代了煤气包，盛夏可坐在空调室中吃火锅，用酒精作燃料的时尚小火锅个性且卫生，所涮之物和佐料也由几种变成了不计其数，面临选择的“痛苦”。在国内吃火锅是去饭店，反映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下馆子成了寻常事。而在国外吃火锅则常在某人家中，“一妇当关”，让位于“众人拾柴”。但永远不变的是那汤汁，汇聚百味，越来越浓，淡时权当饮料，浓时替代佳酿，品一口或喝上一小碗，将更能体会人间的真情——亲情、友情、乡情是多么地醇美，多么地珍贵。

油火锅

油火锅是西洋火锅，在德国朋友家吃过。

托马斯和乌西这对年轻的德国夫妇曾是我们的挚友，连他俩的父母我们都拜访过，关系非同寻常。托马斯曾是我先生的同事。托马斯和乌西的结合看起来门不当、户不对。乌西的父亲是医生，晚年退休后在家做雕塑，人体比例、骨骼形体把握得恰到好处。其作品千姿百态，栩栩如生，完全可以开一个展览馆。乌西父母家坐落在德国南部的一山脚下，家中有游泳池。而托马斯是农家子弟，他的整个大学学业都是靠打工支撑的，精神令人敬佩。我们认识他俩时，两人都在攻读博士学位。有次我们受他们邀请，在他们家吃过一回油火锅。

记得那天是托马斯的生日。之前问其心愿，说想要一件中国工艺品。我便前去中国商店左观右看，费时精心挑选了一件漆器送他，虽贵点，但很拿得出手。当时他们已有一个儿子住在慕尼黑城郊，靠近乌西工作单位，房子既大且便宜。

来到他们家，才知这次将要吃的火锅以油为锅底，来代替我们的汤，油中一无所有。当时用的什么油，吃的火锅叫法式还是什么式已记不清了。只记得那套灶具非常漂亮，下油锅涮的叉具齐整配套，佐料也很丰富，荤素阵线非常分明。在锅中涮的只是肉类，素菜就是一大碗沙拉杂烩。我没想到，在油锅里涮过的肉并不那么油腻，蘸着佐料吃十分可口。这次回味那次吃油火锅，我心中突然产生了一个疑问，就是那一大锅油将做何用。它不能象我们的美味汤汁那样喝，偶尔烹调的德国人一锅油又将用到何时？所以我认为，他们的油火锅患有“后遗症”。

乌西言语不多，待人真诚，很有修养，我内心很喜欢她，与她心无阻隔。她和我还有私情，我们俩都能拉手风琴。我的宝贝琴未带到德国时，她的琴一直在我处，由着我拉，直到我们离开慕尼黑时才还给她。那天吃完油火锅，我出于中国女人的思考，心想她又要做学问，又要带孩子，忙里偷闲还招待我们，真不容易，便想帮她洗碗。她阻止了我，说洗碗是托马斯的事。他们已有明确分工。还问我帮了今天，明天怎么办？又是一个没想到，这次吃火锅还让我切身体验了德国女性的自我意识、德国家庭的合作分工。与门当户对相比，夫妻之间的相互理解、相互支持才是至关重要的。

这对德国的科学家，因为德国的大学体制问题，不得已离开了德国，移居丹麦。他们后来又添一子。我衷心祝愿他们合作更加协调，生活更加美满。

酱火锅

在我的中文学生鲍里斯家我吃过酱火锅。

鲍里斯是德国人，我教他学中文那年，他14岁。有一个哥哥，父母认为他“性本恶”，不可教，被赶出了家庭。母亲为此还落下了病，是我见过的最为消瘦的女人。鲍里斯哥哥走了以后，父母把全部希望寄托在鲍里斯身上，尽心培养，在中学他跳过两次级。我认识他那年，他是当地的小明星，获得了全德汉语竞赛特等奖，被视为“语言天才”在报上作过报道。同时，他家在报上登了广告，为他寻找中文教师。我当了他的中文教师，一教就是三年，直到他离开基尔去上大学。

鲍里斯是我教过的最年轻、最有语言天分的德国人。我教他学中文很有乐趣。因为他的语言天赋，我对他很“迁就”，采用了独特的教法，还为他亲自写作课文。通常他来我家学中文，偶尔我也去他家或他学校为他上课。他惜时如金，勤奋好学，最后讲得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表达丰富，还会使用成语。

记得有天我去他家为他上课。为我开门的他做起了鬼脸，神秘地说，今天有好吃的，但并不告诉我是什么。等我们上完两节课，来到厨房就餐时，才知道今天吃酱火锅。

我和他一家共四人围着一张方桌而坐。桌中间的锅盖打开后，香味扑鼻。只见锅中之物红而不艳，浓厚如酱，正在煮沸，已非流汁，不好涮，只能蘸。这顿晚饭就是用面包蘸这热酱吃。不是在锅中蘸，而是用勺舀出来蘸。桌上我的饮料杯最大，是一特大啤酒杯，但装满橙汁，好像我是大肚罗汉。这是他们为我制造的另一惊喜。鲍里斯告诉我，酱火锅他最爱吃，所以也请我品尝。他们还介绍道，其主要成分是番茄酱、奶酪和酒。至于这是何国吃法、比例如何，当时都介绍得非常清楚，但我忘了，难忘的是这顿晚餐的简单和他们情意的真诚。

鲍里斯后来在一座私人大学念经济，得到了德国大众奖学金。他来看我时曾对我说过，有时只睡四小时觉。他念大学只用了四年，毕业后被一家名企录用、提拔，但不幸迷上了网络游戏，不能自拔。据他母亲说，他的业余时间都献给了网络游戏。几年来，他的父母一直都在想方设法，帮助他从中摆脱，可惜没有效果。夫妇俩急得相抱痛哭。当他母亲向我讲述这些时，我也为之心痛，不由得热泪盈眶，深深地为他惋惜。

随着社会的急剧发展，新问题、怪问题层出不穷。就说针对迷恋网络游戏，人们还没来得及找到有效的应对措施。如果社会不能均衡发展，将后患无穷。另外，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千万不能操之过急，要谨防物极必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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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风飘来初春的花香

陈洪金

进入田野是一场难得的心灵漫步。春天到来的时候，世事的匆忙还是一成不变地进行着。每一个清晨，都会有一些事情在远远近近的地方等待着，让人来不及抬头感觉一下天气变暖的舒畅，暮色就水一样溢过山顶，把整个大地上所有的事物全部淹没了。虽然有灯光点点，让人明显感受到了世界的平静与安详。但是，在春天到来的时候，谁都希望有一段时间真正属于自己，属于渴望宁静的心灵。

走在海浪一样起伏的庄稼地里，田埂上的野草遮住了足踝，轻轻地磨擦着裤脚，发出沙沙的声响。向西的阳光里一片诱人的桔黄色，仿佛是天空中打泼了的油彩，给房屋、沟渠、树林、山坡、公路染上了一层金黄色，就连那行色匆匆的人，脸庞也是金黄色的。经历了一个冬天的沉默，野地里被生命点缀着。庄稼地里弥漫着植物的气息，鞋子上沾染了青草的味道，空气里，因为向晚阳光强烈的照射，可以看到一些微小的虫子在隐隐约约地飞动着，漫不经心地吸引着人的视线。

在安静的田野里，找一个平整的地方坐下，坐在植物的汁液涌动的香气里，看着虫子在空气里飞动，心情仿佛被一把沾了清凉樱桃汁的刷子轻轻刷了一遍，凉凉的特别舒畅。这时候，我闻到了晚风里吹来的花香。旁畔的沟渠，低矮的堤坝上长满了野蔷薇，它们在初春的时候早已开出水红色的花朵，以蔓延的姿态开满了所有的枝头，显得有些夸张。能够在野地里开放的花朵总是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它们不需要过多的培育，只要天气变暖，便把泥土里的营养吸到枝叶里来，花朵也就在枝头上迎着春风开放了。

傍晚是一天里最热的时候，空气里积攒了一天的温热，使得花香充斥在空里弥漫着，整个野地也成了庞大的花房。春天的晚风是轻柔的，拂在脸上像是孩子的手掌在悄悄触摸。春天的晚风又是温暖的，贴在脸上像是孩子天真而纯洁的亲吻。云朵在天空中缓缓飘动着，它们的洁白，把天空的蔚蓝色衬托得更加灼人。初春的晚风不断地把野花的香气吹送过来，被吸进肺里，随着血液流淌着，流淌着。野地里的寂静，让人可以很清晰地听见自己的心跳。那么，被吸到身体里去的那些花香，也肯定是在随着血液的涌流，而在我的身体里蜜蜂一样舞蹈了。就在这样的寂静里，野蔷薇的花香源源不断地从那蓬勃的枝头上散发出来，被我吸进去，再呼出来，然后与鸟儿欢快的鸣叫声融汇在一起，有的落在庄稼的叶子上，有的落在鸟的翅膀上，被鸟儿带到不知名的地方去了。这时候，大地张开了它的怀抱，把所有的生命都搂在怀里，母亲一样关注着，疼爱着。在这初春的向晚时刻，独自一人坐在野地里，在花香与阳光之中忘记了尘世的奔忙与忧伤，那应该算是难得的幸福了。

太阳渐渐向着西山沉落下去，空气里的湿气渐重。花香慢慢隐退了，灿烂的野蔷薇花的花瓣上，却因为那些不易察觉的湿气而显得更加鲜活起来。晚风愈劲，吹得野花在枝头上晃动起来，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弧形。一些花瓣随风而起，在空气里飘飞着，如同洒出去的胭脂，洇得人的视线一片水红。远处传来村子里少女清亮的歌声，在天空里飞舞着的花瓣越飘越远，仿佛是一串串经久不息的音符，点缀着她那初绽的情怀。随着歌声远远望去，淡淡的炊烟从院墙处的桃花的影子里升起来，空气里又渐渐有饭菜的香味，向着村外弥漫出来。一天就要结束了，野地里即将恢复它原本应该保存着的寂静。

我在陶醉中站了起来，向着村子里走去。在人潮汹涌之中，我又要回去了，回到村里去，再从村子回到城里，回到我的生活与忙碌中去，面对匆匆忙忙的劳作，面对变化无穷的人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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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那温暖的灶火

陈孝荣

老家在鄂西深山里，19岁离家之前我在那个村的公路指挥部里当会计，走的时候就举行了通车典礼，因而之后每次回家倒可以坐车的。但因为老家太闭塞，公路不是国道和县道，仅一条乡村公路而已。所以没有进老家的客车，只有一些拖煤的便车。这样每次回到老家,令我们最头痛的是搭车。回家时倒好说，碰上拖煤的便车坐上去，可以一直到我家的屋后。可在家里休假几天再去上班时，麻烦就大了。因为进山里来的煤车一般不在山里过夜，再晚他们都得赶到桃山镇上。所以我们无法再搭上便车，只能徒步15里到一个叫柿贝的国道上，再搭乘从渔峡口发出的客车到我们工作的地方。这样，每次从家里出发时，就得在凌晨五、六点钟起床，然后步行到柿贝。

头天晚上，父母就给我们收拾好了要带的行李。这些行李一般是小菜、肉食等山货土产，收拾好后放在一个大纸箱里，或是麻丝带里，捆好，置于房屋的一角。并且睡觉前，父母都一再嘱咐，早晨多睡会儿，早晨他们起来热口饭，或煮碗面条，让我们“扒”一口再走。我和妻子都说不用，也多睡会儿，早晨起来洗把脸就走。

为了让父母不提前起床，我们还一再解释，说到柿贝也就个把小时的时间，不饿的。但每次父母总没有听，总是提前一个多小时就起来架燃了灶里的灶火。而灶火一燃，我和妻子准又醒了，因为灶屋和我们的房屋均放在私檐屋里，而且灶门正好对着我们的房门。尽管父母起来做饭时，无论是走动，还是架火、切菜、炒菜，都轻手轻脚，生怕把我们弄醒。而且我们还时常听见母亲或是父亲提醒对方，轻点，怕把他们弄醒了。可他们却无从把握灶火，那灶火燃烧起来发出轰轰的声音准能把我们弄醒。醒来后的第一感觉，就知道父母又为我们操劳了。所以我便推醒妻子，或妻子推醒我，然后起床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开门出来埋怨父母，说好不吃饭的，怎么又爬起来了？父亲或是母亲每一次也都是笑着回答，说吃一点免得饿。那语气，那神态，轻轻的，淡淡的，仿佛在说并不是刻意为我们准备。

吃过饭上路时，若是东西带得足够多，父亲总要帮我们把东西背到柿贝去，直到看见我们上了车才分手。

后来母亲病了，父亲便一人接手了这件事。这个时候，我们就断然不要父亲为我们起早床。头天晚上睡觉前，我们就一再对父亲说，我们不吃早饭，叫他不要起来。可每一次父亲都不听。他总是提前起了床，提前给我们做好了饭。每一次我们都问父亲，怎么不听呢？说好不吃的。父亲说，这么远的路，不吃点哪行呢。所以每一次也只好随他去。

好在后来村里有人买巴士跑起了这段路，我们就不需要早早地起床去赶车了。可这样还是不行，父亲似乎形成了习惯，总是早早地起床为我们做好了早饭等着我们。我们再问父亲，父亲则回答说，反正睡不着。看来在他的内心里，不让我们吃点早饭，他似乎觉得内心里缺少了什么，过意不去。这样每次起早给我们做早饭，就成了他必做的事情之一。

就这样，一次又一次，一年又一年，次次如此，年年如此。这件平常的小事在父母看来，显然只知道他们做了他们该做的，但他们并不明白，这件小事却带给了我无比的温暖，无言的爱。也正是因为这样，那灶火就像雕刻一样，永恒地留在了我的心里，而且那燃烧时的欢快声，除了给了我温暖和爱之外，还给了我火一样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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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坛的马虻

—— 与德国汉学家顾彬先生商榷

朱树

激励中国文学的德国马虻

公元前399年，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被雅典民主法庭判处死刑。其原因，用苏格拉底自己的话来说，他要做一只马虻：

“神特意指派我到雅典城邦。这个城邦就像一匹巨大的纯种马，因为身体庞大而日趋懒惰，需要马虻的刺激。神派我来到这座城市，就是执行马虻一样的职责。于是我整天到处不停地刺激、说服、谴责你们每一个人。”

2400年后的今天，中国文坛也有这样一只马虻，多年来老是不停地刺激、说服、谴责中国作家，说当代中国作家不懂外语、不学外文、语言低劣、玩文学、只知赚钱、没有责任感、胆子特别小。所以这些作家的作品“只有几元钱的二锅头”、“与1949年前的作家没法比”等等，刺激得中国作家暴跳如雷，口诛笔伐。

这只“狗逮耗子，多管闲事”、贬低当代中国“伟大的诗人与作家”，把“世界一流”的中国文学作品说得一无是处的马虻，便是德国汉学家顾彬教授！不同的是，前者是本国人，针对的是统治者和他的同胞；后者却是外国人，针对的是中国作家。假如时光能够倒流，那么顾彬的下场，不是像苏格拉底那样被处死，便是在中国文革中被红卫兵、造反派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至少也得像曾拍摄纪录片《中国》的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那样被中国人民批倒、斗臭！幸而如今世界民主、自由的潮流浩浩荡荡，所向无敌。

顾彬对中国文学的抨击是否有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百家争鸣的时代完全可以摆事实、讲道理。既不要意气用事，也不要党同伐异，更不要反目成仇。鲁迅说“辱骂和恐吓并不是战斗”，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笔者作为一个中国作家，研读了近年来顾彬的有关言论及中国作家对顾彬言论的正反两方面意见，再回顾一下中国文坛现状，不幸的结果是：顾彬所言基本属实！而且还不够，需要我们补充。例如为什么1949年以后中国作家的水平比不上以前的作家？为什么1949年至今中国当代文学出不了伟大作品？中国的当代诗歌真像顾彬称道的那么杰出？中国文坛没有好作品，难道仅仅是中国作家胆子小、急功近利、向钱看……这些都需认真思考，笔者同意顾彬的针砭，更敬佩他那严谨的治学作风、刻苦的写作态度、大无畏的批评精神。试问当今天下，有哪个中国专家、学者像顾彬那样关心、激励中国文学、中国作家呢？有哪位外国汉学家像顾彬那样致力中国文学的研究和介绍？

顾彬先生三十年如一日地著译《中国20世纪文学史》、六卷本《鲁迅文选》。如今又不顾老迈之身，除了教学、翻译、写作、研究、客座教授之外，还在编写《中国戏剧史》，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实在是对中国文学爱之太深，所以对中国作家才责之太切呀！如真的要使中国文学繁荣昌盛、立于世界优秀文学之林，则中国作家不应讨厌这只马虻，而应欢迎更多的顾彬。

陶渊明诗云：“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笔者在肯定顾彬论点的大前提下，提出一些不同看法，并结合自己的文学生涯加以说明。

缺乏外语说

顾彬认为，当代中国之所以出不了伟大作家、优秀作品，原因是他们不懂外语：“49年以后基本上你找不到一个会说外语的中国作家。所以他不能够从另外一个语言系统看自己的作品。另外他根本没办法看外文版的作品，只能看翻译成中文以后的外国作品。所以中国作家对外国文学的理解和了解是非常差的，差得很。为什么49年以后没有什么伟大的作家，为什么这些作家肯定比不上49年以前的作家呢，问题就在这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是最大的问题。”

真是这样吗？不提众所周知的沈从文、肖红，他们都不懂外语，但并不影响他们创作出第一流的作品。外国的例子更多了，米拉?昆德拉如是说：“一直被本国人过低评价的拉伯雷的最好知音是俄罗斯人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好知音是法国人纪德，易卜生的最好知音是爱尔兰人萧伯纳，詹姆斯?乔伊斯的最好知音是奥地利人赫尔曼?布洛赫。海明威、福克纳、多斯?帕索斯等北美一代伟大小说家的重要性，最早是由一些法国作家意识到的……我这样说是否意味着，要想评价一部小说，我们可以不了解它的原文的语言？当然，这正是我想说的！纪德不懂俄语，萧伯纳不懂挪威语，萨特读多斯?帕索斯，也非原文。”更值得一提的是戏剧之王莎士比亚，他创造了世界艺术宝库中最灿烂的财富，可是他只受过九年启蒙教育，做过手套制作徒、小学教员、守林人，婚后随戏班到首都谋生，从剧团的马夫、看门等杂役干起，后来成为股东、编剧、主要演员，在舞台上唱做打念几十年，编写了38个剧本。他粗通拉丁文，几乎不懂外文，但他创作了不少举世共赏、无与伦比的外国题材的杰作《哈姆莱特》、《李尔王》、《奥赛罗》《罗密欧与朱丽叶》、《裘力斯?凯撒》……由此可见，外文并不是一个作家的必修课，更不是造就伟大作家、创作出伟大作品的决定因素。

就拿普通作家的笔者来说，何尝不想学外文、看原版名著？文革后期一位忘年交、苏州大学外语系主任说：你写的诗远比苏阿芒好，但他成功了，外国还给他立了銅像，而你默默无闻，原因是他用外语写作，而你不懂外语。你应该学习英文，我可以辅导你。学外文还是写作，这是一个必须抉择的问题。可我还是放弃了这一难得的机遇，一是我有生理障碍：童年时代中耳炎导致右耳失聪，文革中被“群众专政”又打坏了左耳，与人谈话交流全靠助听器。二、教授说，你要学到能看英文原版的世界名著，且能用英语写诗，需要十年功夫，每天至少自学三小时。这就是说，要耗费我的全部业余时间！文革浩劫已夺去了不少宝贵时间，我已过而立之年，如果十年不写、不读，我的创作生命不就完了？外语毕竟只是辅助工具，更不想通过它成名成家。十多年后，我创作了被中国莎学专家、学者誉为“世界莎学史上第一部以莎士比亚为题材的真史剧，真实、生动、形象地反映了莎士比亚那个伟大的时代，为我国莎学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道路、增添了光辉。”“很敬佩朱树先生花了很大功夫写成了这个极有价值的剧本。如果演出，必定会在国内外引起重视，并永远载入史册。”可也激起其它一些专家、学者的反感，最大的批评者莫过于中国一位著名的英美文学翻译家、年愈七旬的老者。他对我递上的剧本《莎士比亚——新世纪的风暴》嗤之以鼻，大庭广众之中把我骂得狗血喷头：“你不懂外文，只能看翻译的莎剧，你懂什么莎士比亚，居然写莎士比亚本人的剧本？这简直是开玩笑，卖野人头，赶时髦，浮躁！我看都不要看！”我硬着头皮说，我是特地来请教您的，您看了拙作后无论怎样批评，我都能接受。一周后我去上海买书顺便到他那儿，谁知他见了我一反常态：“我倒要刮目相看！刮目相看！想不到你真的会写莎剧，而且用莎翁的风格写莎剧。”我告诉他，正是莎士比亚使我在那场浩劫中活了下来，我化了五年功夫才完稿。后来我俩成了知己，他把拙作介绍给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会长方平。我不懂法文、俄文、希腊文、德文，只读过九年中、小学，当过车工、检验员、宣传干事，始终局促在江南一隅的小城，而且从未上过舞台，对舞台艺术一窍不通，却钟情戏剧，写了一系列的话剧，尤其是外国题材的话剧《贞德—火刑柱上的较量》、《普希金—诗歌 爱情 自由》、《林肯—重塑美利坚》、《苏格拉底—人类的马虻》、《尼采—孤独的超人》……得到了专家、学者、导演的肯定。有人批评我为什么要写历史题材、外国题材的剧本？莎士比亚说过，戏剧是一面镜子。他写的剧本都非现实题材，但无一不反映现实生活，闪耀时代精神。

没有作品说

顾彬在对当代中国诗歌予以极高评价之余，却把其余作品抺得一团漆黑：“当代中国作家没有什么话剧，一个好的话剧没有，也没有优秀的小说，什么都没有。”“当代中国没有散文、话剧，也没有真正的小说 。”如真是这样，那太可怕了！这是全体中国作家对中国人民的失职、犯罪！人民白白养活你们这些酒囊饭袋、懒汉、骗子、寄生虫、淘金者、垃圾制造者！

不过，笔者不明白顾彬心目中的“好话剧、散文”的标准是什么？“优秀小说”、“真正的小说”的楷模又是什么？凌力《少年天子》、唐浩明《曾国藩》、熊召政《张居正》、王安忆《纪实与虚构》、莫言《丰乳肥臀》、残雪《苍老的浮云》，汪曾祺《受戒》、刘震云《故乡天下黄花》、张承志《北方的河》、张炜《古船》等算不算真正的小说？巴荒《阳光与荒原的沉思》、夏坚勇《湮没的辉煌》、《旷世风华》、王充闾《沧桑无语》、莫纪兴《千秋家国梦》、张加强《傲骨禅心》、王开林的《天地雄心》、李国文《大雅村言》、朱以撒《古典幽梦》、沈琨《岁月山河》、鲍鹏山《寂寞圣哲》等算不算好的散文？老舍《茶馆》、郭沬石《蔡文姫》、田汉《关汉卿》、陈白尘《大风歌》、宗福先《于无声处》、何冀平《天下第一楼》、梅阡《咸亨酒店》、郭启宏《李白》等算不算好的话剧？您在做出上述论断前看了多少当代小说、散文、剧本，才使您有如此话语权？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浩如烟海，相当一部分确实是不必读的文化垃圾，但毕竟还有精品。

据您自述，“只是通过中国朋友的建议来阅读中国当代文学的。如果没有人推荐，我懒得看，作品实在太多了。”那么，一个读得甚少、而且还是中国朋友以个人之见推荐作品才读的汉学家，能对中国作家及其作品有多少了解、深刻理解，更遑论其论断的正确性了。这种武断，与作为学者的您的治学态度恐怕格格不入。您现在读到的中国当代作品，大概都是公开出版的主流文学、体制作家的作品吧，那还有体制外作家的作品呢？这里面是否有“好的话剧、散文”、“优秀的小说”、“真正的小说”呢？

还是举笔者例子。笔者的话剧《莎士比亚》发表至今已有20年了，出版《莎士比亚戏剧故事全集》也有6年。既然中国的莎学专家把它评为“世界莎学史上第一部以莎士比亚为题材的真史剧”，既然您以研究中国文学为己任的汉学家，那应该阅读甚至批评吧？笔者的代表作、描绘古今中外30多位大诗人创作心灵的纪实文学集《屹立在心灵世界上的巨人》（话剧《莎士比亚》即是其中一篇），在《欧华导报》上陆续发表了：《最后的旅程》、《波尔金诺的秋天》、《自由的火焰》。笔者敬请您降贵纡尊、不耻下问，拨冗读一下拙作，是否算得上小说、散文？还是“什么都没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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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人的狐狸

李保田

牛良和女友于芳在公园里游玩。玩累了，就坐在长椅上休息。忽然，一个婀娜多姿的姑娘轻盈地向他们走来。牛良与她的目光刚一相遇立即吃了一惊，他想躲避一下，但已经来不及了。

那个姑娘叫艾琴，仍然像当年那样漂亮迷人，亮晶晶的眼睛里充满了温柔。

“牛良，”艾琴主动和他甜甜地打招呼，“你们也来啦。”

牛良语无伦次，很难为情当时说不出话来。

两年前牛良接触的头一个异性女友就是艾琴。当时介绍人刚把她带进牛家，牛良一眼就看上她了。牛良的母亲也很喜欢这个水灵灵的姑娘。她背地里悄悄叮嘱儿子：“千万别叫这只漂亮的小鸟飞了。”

牛良见母亲表了态，心里美滋滋的，但他嘴上却假不指望地说：“我听您的。”

于是，他们俩人就开始交往了，形影不离。

介绍人对牛良母亲说：“我看这事差不多了。”

可是有一天晚上，牛良母亲突然警告牛良说：“那姑娘咱们千万不能要！”

牛良感到莫名其妙，不明白母亲为什么突然变卦。他小心翼翼地问母亲：“说要她的是你，说不要她的也是你，人家到底怎么得罪你啦？咱家到底是谁和艾琴搞对象啊？”

“你给我住嘴！”牛良母亲煞有介事地说：“你没见她今个包饺子的时候偷吃生肉馅吗？你见过谁吃生肉？艾琴她们家住三台山，那个地方净闹狐狸，我怀疑这姑娘……”

“得了吧您，”牛良反驳道：“我是看见了。艾琴包饺子时只是尝了尝饺子馅的咸淡。我看她是有意咽下去的，也许人家怕你说她不会过日子才这样做的。给你当儿媳妇真难！”

“什么南（难）啊北的，你不要被那小狐狸精迷住！”

结果，一件挺好的事被牛良母亲搅和黄了。从此后，一有人给牛良提亲，牛良就一概谢绝。他，忘不了他的初恋。

人的一生中最宝贵、最纯情、最难忘的就是初恋。初恋者的心是赤诚的，坦荡的，并且是毫无掩饰、毫无做作的，处女和童子的初恋同样珍贵。

后来，牛良母亲沉不住气了，托人给儿子转话：“你妈说了，今后你找什么样的对象，她 不管了，只要你们自己乐意就行……”

过了很久一段时间，牛良才在多人的劝说下又开始和异性对话。先后接触了几个姑娘，觉得她们哪个方面都不能和那个迷人的“狐狸”相比。不知道怎么回事，牛良无论如何也找不到初恋时的那种感觉了。

每次见了女方后便是问候、客套、到公园或郊外玩玩，然后再找个饭馆象征性地吃顿饭。最后就是话别，很累。

感情这个东西很难捉摸，接触的异性越多，就越来越变得麻木不仁，木偶似地在爱情的舞台上机械地表演一番，在敷衍对方的同时也在敷衍着自己。

“牛良，大妈最近身体挺好的吧？”

艾琴关心地问牛良。

“啊……挺好的……”牛良听了这话，心里热乎乎的。

“这是我的朋友大牛。”艾琴一挥手，唤过来一个相貌平平、胳臂上刺着青龙的小伙子。大牛还算给他面子，冲牛良点了点头算是打了招呼，然后到假山后面看猴去了。

艾琴却不追他，紧挨着于芳坐下热情地说：“牛良是个忠厚人，就是耳朵有点软……”

“嗨，我说，你还走不走哇？”假山后面一声吼叫。

艾琴赶紧站起身伤感地说：“我走了。我要告诉你一件事：自从咱们分手那天起，我永远不吃饺子了……”

牛良感动地说：“你别这样，你没有错，都怪我没有主见。”

“不怪你，怪我。”艾琴伤心地走了。

牛良望着远去的艾琴，想起胳臂上刺着龙的小伙子，心里愤愤的，很为艾琴惋惜。

于芳问牛良：“她是谁呀？这么亲密？”

“一个好人。”牛良的情绪很坏。

于芳转移话题问牛良：“到你们这儿搞对象的外地姑娘们，还没进男方家门之前都抢着干家务活吗？”

牛良不明白：“你什么意思？”

“我有个表姐长得可漂亮了，也有眼力，可就是搞对象见一个吹一个，真斜了门了。”

“她 条件太高？”

“不，她可能吃亏在她的勤快上了。她一跟着介绍人到了男方家，八字还没一撇，就抢着洗碗扫地，什么活都干，企图给男方家留下个好印象，可效果却恰恰相反，人家还以为这是个嫁不出去的姑娘在极力巴结他们呢，误认为她太低贱……”

“所以你就有了经验，对吗？”

“对了，这样显得高贵。你要知道，女人在男人家这辈子得要干多少活啊，她得养儿育女、伺候丈夫公婆，处处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简直冤透了！刚认识男方还没确定是不是他家的人，就干这干那，真傻！”

“你的这种说法倒是挺新鲜的，你打算怎么样呢？”

“我得当一天女皇。出嫁那天要让男方众星捧月般地陪着我转。当然了，我还得是摄像机的焦点。结婚那天我就擎着享受，女人一辈子就这么一天才是最幸福的，错过了这一天就永远没有这样的机会了。你同意我这种说法吗？”

“你的话还真有些道理，你见过你表姐吗？”

“没见过，也不想见。她太传统了，跟不上潮流。对了，听说她住三台山，离这里不远，有四十里地吧。”

牛良站起来说：“你说得很对，可你表姐也没错。如果你和你表姐两个人让我来选择的话，我还是择优选你表姐 ！”

“择优？”于芳乐得前仰后合，“真逗！你想娶几个媳妇呀？”

牛良伤感地说：“正因为只能选一个，所以我才要慎重。你等我一会儿，我要追上那姑娘说几句话……”

于芳止住笑问：“就是刚才的那个女的？”

“对，你表姐。就是那个迷人的狐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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