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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地震的消息传到海外，德国各界华人都纷纷走上街头，许多城市学生会如海德堡、卡尔斯鲁厄、马尔堡、达姆施塔特、法兰克福等都分别举办了为四川地震灾区捐款活动，还有各地中文学校、华人社团、宗教团体、在德华资企业，以及许多留学生和企业家个人为赈灾作了大笔捐款。许多音乐家也为赈灾举行义演活动。
德国政府闻讯后，立即捐助200万欧元。黑森州州政府决定从黑森州防灾应急中心储备物资中紧急提供价值100万欧元的灾区急需物资，包括可安置2500人用的专业帐篷、4000张毛毯、近1000张金属折叠床和床垫、3.39万套一次性防护服、15万个二级和三级一次性防传染保护面罩、200万只一次性检查手套，另有大量消毒液等防疫物资。汉莎航空公司获悉黑森州政府无偿捐赠近百吨赈灾物资急需运往灾区时，当即表示愿无偿提供运输服务。
德国社会除了德国红十字会发出捐款呼吁外，德国各界、尤其与中国有经贸往来的德国经济界纷纷给予捐款或捐助救灾物资。德国Metro公司捐赠900顶露营用帐篷(每顶可供4人使用)，重7吨，价值9万欧元。REAL超市收集其正在经销的约1000顶帐篷捐助中国。德国最大的家族银行Mezler银行捐款1万欧元，德意志证券交易所马上捐款20万欧元。Schattdecor股份公司捐助100万元人民币……。
一地受灾，四方支援。随着中国留学生和华人遍布世界，捐款活动也遍布世界，多少也是对死难同胞的一份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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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与自然的和谐与冲突
采访人体工程学大师李建军教授
钱跃君
5月12日汶川大地震惊动了中华大地，也惊动了海外华人世界。对这样一场自然大灾难，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解读。自然科学家讨论这场大地震是地球运行不可预测的偶然现象、还是人可预测的必然结果？社会科学家讨论地震造成几万人伤亡，有几分天灾、几分人祸？地震现象伴随着人类社会几万年，所以也必然沉淀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从中国传统文化角度，中国的风水大师们又会对此有一个如何的解读？为此，本报特地与刚好在大陆环旅的人体工程学创建人李建军大师取得联系，特地向他请教这次大地震的自然与人文环境。
2008年运与四川能量场
钱：李大师，本来年初就想向你请教2008年的全年运程。但想到今年将举办北京奥运，一定福星高照，上帝会保佑中国老百姓完美地度过这一年，所以就免了劳驾你给我们说运指导。没想到，从年初出现百年未遇的中国南方18省特大冰雪灾，让老百姓、尤其身在异乡的学生和农民工没能过上一个好年；此后又发生口足病流疫中华大地，接着是西藏政治事件与奥运火炬传递途中受阻的国际事件，而现在居然发生了更为重大的汶川大地震。这使我不觉疑惑起来，2008年到底是奥运年还是灾运年？
李：今年是子年，从流年运程本身来说，今年既非运年，亦非灾年。但子年是12属之首，是开辟新纪元的一年。所以无论是世界还是中国，无论民族还是个人，都将会有一个新的布局。在这样的新布局下，中国就成为一个能量场最强的国度。而四川是四面环山的一个盆地，所有能量汇集到这里，就成为中国境内能量场最强的地域。所谓盆地，就像一个倒扣的锅，上面接受天体的能量非常广阔，但下面的锅底是圆的，它可能会引起一种震荡。无论是喜马拉雅山的崛起，还是内陆地球板块在那里的挤压和断裂，都是源于这种内部强能量的对外发泄。这种大自然的挤压现象人是无法抗拒的，但人可以预知，可以采取一些补救措施以减少损伤。前年我在成都时与一位记者谈到，四川的能量场太强了。在四川挖掘出三星堆之后，就应当对四川的环境作一番相应的调整，以适应新的自然与社会环境。
结果，那个区域的地球板块产生了巨大能量场之间的对立与撞击，最终导致大地震。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些文化消失了，有些新文化产生了，这既是文化的断层，也是新时代的开始，这就是地壳运动所产生的一个现象。我们所说北极与南极的轴线其实有两重涵义，一是地球的自转，另一个是磁极的自转。其实还有第三个轴线，即人心的所向。现在，由于无线电技术的普及，在我们的上空布满了许多磁场、磁力线，这就形成了新的一个极。这个极影响到南北极的正常运转，也影响到我们的心灵。这就形成一个很大的动力，与地壳运动形成对撞。这对人类来说不是很好，如果我们的环保意识又差，为了追求眼前的经济利益而破坏自然生态，就加重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冲突，就要受到大自然的惩罚。
我们对天体几乎具备了“可上九天揽月”的科学能力，但对我们所生活的大地却依旧了解甚微。上次印度海上发生海啸，连美国都没有预测到。而对大地的观察和了解，就必须运用中国古老的文化，因为中国文化是从天体、地理与人文三者的关系中产生的一种文化，从天、地、人的关系上感悟到许多真理，指导人类的生活和开创，尽量避免或减少人与自然的不和谐。可惜现在中国文化还没有获得社会的应有重视，西方科学更占领了中国课堂，国学成为无足轻重的小道学了。所以我希望通过这次的惨痛教训，使人们认识到人与人、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相处的重要，这也是中国文化中最古老的命题。
钱：今年开年的时候，你是否预感到今年可能是个非常特殊的年？从天象来看，今年一月在北京上空出现过罕见的三个太阳同时当顶。从西方科学来说，这是日晕和两个“假日”或“幻日”现象，但从中国文化来说，或许不是这么简单。
李：当时许多报刊和网站都报道和讨论了这个特殊自然现象，也有不少人来向我请教。你可以想象，三个太阳构成一个120度的一个关联，这就联系到五连环的概念（钱：奥运会的标志也刚巧是五连环呀）。如果形成五连环，意味着今年将会灾难连连。我尽管知道这个自然现象背后隐藏的信息，但不便去解说。我们身在海外，有时说话和做人要低调一些，不能轻言而引起社会恐慌。但后来的灾难也部分证实了这点：东南西北中，南方已经发生了冰雪灾，西部发生了大地震，东部、北部和中部还会发生些什么？就需要我们去预测和防范。
汶川大地震的日期之谜
钱：今年的北京奥运会定在2008年8月8日8点8分开幕，中国人的“8”字情结似乎用到了极致。而这次大地震发生在5月12日（5+1+2=8），距离奥运会又刚好88天，连地震都是8级。坊间传说，今年几次灾难的日期相加起来都是8，不知现在这“8”到底给我们带来“发”还是灾？
李：有人说，奥运火炬传到了雪山之峰，水火相溶，产生了一个巨大的能量蜕变，从而产生了地震。这种说法还是比较牵强。但我也认为，在信息社会，许多数字本身就透露了不少大自然内部的信息。如果我们对这些信息加以分析、研究，就可以在其中看到一些问题。了解这些问题，并采取一定的补救措施，也就没有问题了。可惜很少有人去关注这些信息。中国尽管在经济上已经比较强大，但在申办和举办奥运会的过程中，总有一些不太令人舒服的现象或事件发生，这就更应当引起我们的关注。
奥运会开幕式定在8月8日8点8分，我认为有欠考虑。在长江以南，“8”字表示“发”。而现在作为一个跨时代的奥运会，是在长江以北、甚至黄河以北举行，面对的也是全世界，即面对全世界的各种文化，如果也都用“8”来表征，就不太顺应中国北部和世界的自然与人文环境。所以最好能在8时8分的确定上略微给予调整，这对国家、民族和举办者来说都比较好。
此外，正因为今年无论从自然还是人文，都是非常特殊的一年，中国正待起飞。所以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应当举行一次盛大的祭天仪式。
钱：中国自古以来在新皇帝登基的时候都要举行封禅仪式，即登泰山祭天（封）、到梁父山祭地（禅），北京天坛与天坛前面的五色土就是为祭天祭地而建的。可惜那里现在成了旅游胜地，几个游客的心里还会惦记着对天地的敬畏？
李：我们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斗了多少年了，现在应当要有所反思，有所忏悔。没有对大自然的尊重和虔诚，就无法实现人类本身的和谐。许多灾难表面来看好像是偶然的，而偶然的背后也有一定的自然规律可循。
奥运的象征纪念物与象征建筑
钱：一个大型活动的象征物，不仅寄托了人们对这次活动的期望，所产生的象征物本身，也应当会无意中透露出一些信息。你是怎么看待北京奥运会的象征物“福娃”的？
李：这次奥运会的五个福娃，就可能造成今年的五场灾难。这五个福娃是中国艺术家韩美林设计的，从艺术角度来说无可非议。但如果从文化的角度就有所欠缺了。首先，一次活动的象征性标志只能有一个，而不能同时用五个。
钱：你以前为罗马教皇设计的“千禧年还愿珠”就只用一个象征物，效果相当好，教皇都感谢你的创意。但从北京奥运的这五个福娃形象来看，似乎分别表征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五行，即金、木、水、火、土。想来一定是中国的国学专家提议，而不一定是作者自己的创意。
李：但这就有点牵强了，中国文化中的五行，应当通过一个福娃的内部来产生和体现，而不能人为地将五行拆开，搞成五个福娃各代表一个，这本身就违背了五行之间相辅相存的哲理。何况一个吉祥物，并不是一定要用五行的概念，遵循传统国学并不意味着就一定要将所有国学的内容都生搬硬套上去。我们国家就是有这个通病，要搞什么东西，大家就一拥而上，什么都要兼顾到，这一下就乱套了。文化就是文化，文化是在五行的规范下产生的一种灵性，每个物质的内部就包含了五行的思想，怎么能将每个物质一定要代表一个元素。牵强的象征物本身就可能带来负面效果。
另一个严重的缺陷就是福娃的眼睛设计，大而全黑，没有一点闪耀的光芒。艺术家考虑更多的是福娃的造型美观，而没有考虑到福娃的眼神。眼睛是人的心灵之窗，奥运会是与世界沟通，在沟通时没有心灵之窗是不合适的。而且一对大黑眼睛，没有透露出一点祥和的光芒。我们社会已经斗争了上百年，我们的社会心灵建设应当提倡和谐，要以祥和的姿态来迎接世界各国的运动员和贵宾，而这点在福娃的设计上是欠缺考虑的。我曾经与福娃制造商金羊公司的老板交谈过，在生产时最好在眼球上加一点白光来弥补。后来制造福娃时确实这么做了，效果好一点了。
钱：这次奥运会的主场建起了两座象征性的现代建筑“鸟巢”和“水立方”。你是怎么看这两大建筑风格的？
李：就建筑的结构与对力学的应用而言，鸟巢建得不错。可惜在建筑过程中砍掉了许多经费，将原始设计的外围框架给砍掉了，这点不是非常妥当，本来设计得非常完美的建筑，地基都打好了，结果没造，留下欠缺，而投下去的钱其实也无法再回收。水立方的建筑结构本身还是不错，但坐落的位置上有点问题，与边上的“蟠龙大观”酒店相处得有点不协调。这两大建筑的环境安排上还可以调整得更加完美些。
三峡水坝的风水影响
钱：这次听到大地震，我的第一个直觉就是担心三峡水坝被震裂，幸好地震中心距离三峡还有两百多公里。但在四川境内也到处是水坝、水库，如果那里出问题，那就更是灾上加灾了，这些日就是在匆匆地成批移民、放水泄洪，尽管如此还是险象丛生。因此就会令我联想到几年前对三峡建坝讨论的风风雨雨，而且据说在那区域正在筹划建造更多、更大的水坝，而那里是多地震区。
李：水的问题如果不调整好，确实对国家有很大危胁。如拉丁美洲的亚马逊河，绵延六千多公里，成了8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与民族的生命之河，两岸民族世世代代依靠这条河生存，都非常爱护这条河。而长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生命之河，几千年下来，我们的祖祖辈辈也都是靠这条大河而生生不息，所以我们这一代一定要对我们的母亲之河多加爱护。而随着2007年三峡水坝的合拢，中国的板块及地理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就连西安、兰州这样的地区的湿度都加高了。去年以来，四川的气候异常，春天早到，旱情加剧，三月下旬的气温就高达31度，创下历史最高纪录。这些都是给予我们传递大自然的信息。所以三峡大坝合拢之后，我们要对整个环境重新调整，使之变得更加完美，更加和谐。可惜，我们的环保观念还是不够。
钱：三峡水坝淹去了沿河的上千处古迹，属于国家一级文物保护的古迹就被淹去六十多处，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次惨重损失。
李：三峡水坝不仅淹去了许多古老城镇，淹去了许多名胜古迹，最麻烦的是，三峡水坝把传统的鬼门关也给淹了。鬼门关是幽冥世界的入口，是人界与鬼界的分割，这在世界各国的文化中都有相似的体现，如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但丁《神曲》中描写的地狱、炼狱、天堂三界。许多民俗性的东西流传几千年，都有其存在的道理。现在把中华古国的“鬼的首都”给淹没了，世人死了之后都没有归宿，玉皇大帝能不发火？所以现在的水灾特别多。我们搞现代化建设，还是要尊重中国传统的民族文化。水利部在搞这些建设时，应当要对水域因势利导，不能轻易地砍断中国江河所固有的龙脉，而没有作进一步的自然与文化的思考与补救工作。
大地震的影响
钱：这次大地震，不仅震撼了中国，也震撼了世界华人界，到处都是捐款的活动，仅仅德国华人界就捐助了几十万欧元。你现在刚好在中国，你一定直接感受了这场大地震对中国大地的震撼。
李：发生这次大地震，尤其死了这么多孩子，我也非常痛心。如果当时能早一点通知灾区，或许可以避免或减少许多死亡。
钱：2004年日本的新泻市发生7级大地震，震中就在市区（相当于唐山大地震），但也就死亡了40人。而在中国，闹一下地震就是死亡几万人。
李：我认识一位地质学博士，他的许多文章我还看过。他就预测到这次大地震，预测的时间与以后真正爆发的时间只相差三天。没想到他的这份报告没有得到重视，真是可惜。而且，人们在今年四月就将预测的结果在网上公布了，预测大地震将发生在5月8日到20日，在北川附近，但还是没有得到人们的重视，结果造成这么大的伤害。
钱：海内外都在以各种形式举行捐款活动，还有许多义工直接前往灾区，投身抗灾。你认为，现在抗灾中最应当要做的是什么呢？
李：最重要的是灾后的重建和灾后的危机处理。地震发生后，志愿者非常多，还有十万大军前往救灾。但在管理上比较零乱，他们都不是专业救灾人员。在灾后的第一时间内，十万大军可以做不少外围工作，但应当立即抽调全国各地的消防人员进驻北川，他们有救灾的专业知识，那个时间段里可以救出许多人来。几天前一位上海朋友倪健刚从北川救灾回来，找我心理辅导，他的心理已经有点失控了。他跟我谈起，在北川救灾的志愿者们天天与死尸打交道，所有人身上都有腐尸味，人人手上都不知抬过、拿过多少尸体，结果自己心理都变态了。现在全国各地在搞捐款，都有点形式化了。钱是救灾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并不是全部。关键是，我们怎样有效地去抢救人，帮助人。不仅在物质上，还在心灵上，尤其在灾后的重建上。
钱：被震毁的城市必须重建，你认为在重建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哪些方面？尤其是学校建筑。
李：灾后重建就要真正按照城市规划来重建，要考虑对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保护，那些不适应人居住的地方就不要再去建房。尤其是建筑，不应当再看到有豆腐渣工程，这次这么多学校被毁、学生死去，不就是出在这些问题上？有一个学校就没有被震塌，在校舍建造时，校长要求将原来39公分的柱子改成50公分的柱子，这样做非常明智。学校是许多小孩聚集的地方，学校建筑本来就应当考虑更多的技术和风水关系。但第一还是要保证建筑质量，一个豆腐渣工程的建筑，谈什么技术和风水都无济于事。
钱：随着经济发展，又加上这次的天灾，人们在建造房屋的问题上或许会更加重视质量，重视居住环境与大自然的关系，你从事的人体工程学应当获得更大的重视和应用。
李：不仅在中国，也在世界各地，人们对自然的意识越来越浓，越来越注重在建房或从事其它经济活动之前要请教这方面的专家，而人体工程学，即研究人与大自然关系的学说，其应用范围也将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深入。这也可以理解，没有居住的时候希望有房住；这次灾难却告诉人们，仅仅有房住还不够，还要有能抵御自然灾害、即有一定技术质量和施工质量的住房。当技术和施工问题解决之后又会发现，住房不仅是给人居住的，住房本身就构成了一个人、一个家庭最重要的生活环境。所以仅有技术可行还不够，还要有能够和谐社会、和谐自然的大环境，这正是我现在所从事的研究和实践。
钱：谢谢你给我们读者的讲解，希望我们及我们的后代都能像我们先辈所祈望的那样，无论是居住还是更广泛意义的生活，能达到两千多年前庄子所祈望的“天人合一”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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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大地震留下大反思
巩胜利
5月12日14时28分，中国四川汶川爆发 8 级地震。震后，核心震区通讯、交通、水电等彻底瘫痪，中国何以打赢这场超过数亿人口、人类史前从未有过、绝无仅有的这场战争……10数万救灾大军前往，交通、通讯全部中断，怎样抵达核心灾区腹地？中国式战无不胜、60年来每每屡战不败的“人海战术”，在这次大地震中显得苍白无力。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成为中国式对策的举世瓶颈！全球各国，谁、哪里打过这样的战争？“5·12”对于全人类来说，谁都无法阻挡。但人类可以更及时地把楃自己的命运，让遭遇“5·12”举世灾难的人们，能更多、有可能地继续生存活下去！
“5·12”大地震中心的汶川县全部瘫痪，茂县、北川县、平武县、理县、安县、江油市、绵竹县、什邡县、青川县、都江堰市等中心震区县对外一切全部中断。12日晚22时左右，总理温家宝赶到四川都江堰指挥救援抗震救灾指挥部，部署了设置抗震救灾指挥部，总理亲任总指挥，下设救援组、预报检测组等八个前线工作组。16日又决定增加一个水利组，以防止灾区内水库、水堰、河流的安全。一场史无前例的抗震救灾大战，就此拉开了帷幕……
13日，这天连绵大雨。使得原计划向断路的灾区空投伞兵救援的行动一拖再拖地延后，温家宝在与准备登机出动的伞兵指挥官通电话时说：“我就一句话，是人民在养你们，你们自己看着办！”这是总指挥、中国国家总理温家宝对无法达到地震中心、屡次无法完成命令的强烈不满。正是从这天开始，振灾大救助的空中交通——飞机才开始强行飞进瘫痪重灾区，大规模援救才真正开始展开。
14日下午15：50分，总理温家宝才能如愿到达震源汶川县。进入地震中心区，这标志抗震救灾的初步打响。而此时，距5月12日14时28分地震爆发，已超过72小时，离最佳生命救助的黄金时间，就这样无奈地错过了2/3时间。
通讯不畅 交通中断
“5·12”八级地震灾难爆发后，地震中心汶川县、茂县、北川县全部瘫痪。如何以第一时间进入这些核心区？尽管国家非常重视，立即出动，千方百计的对策，但通讯还是中断。
中国通讯业建设，已经30多年奋发努力，花费了数百万亿、上千万亿的国家财富。但一到关键时刻，还是无法发挥决策作用。若是更残酷、更艰巨的战争爆发，岂不更是无能为力？卫星电话是一种非常普及的通讯工具，今日世界几乎是家常便饭、无处不在，为什么不能装备到政府机关？中国各级4,5万个县级以上政府完全可以装备卫星应急电话，以应对一切可能爆发的紧急事件和事态。
中国交通建设取得了大跨越，水、陆、空无处不达。但空中小飞机却不完备，那种投入小、效益绝世、象美国那样的小飞机空中建设，在今年南方特大暴冰雪、“5·12”特大地震等显示空中飞行器的绝对不可替代性。小型飞行器成为永远无法中断的交通保障，特别是重大灾难。
不管灾难再大，微型直升机几乎无所不能都能到达。美俄德英法等国的巡航飞机，可以非常简单的24小时不间断空中巡航。很显然，中国大地震之后，14日下午才使用了直升机的唯一功能，然后才取得抗震救灾的重大进展。倘若象建设中国各大民航航空公司那样，建设国家级、省级小型飞行器产业，怕“5·12”特大地震、南中国暴冰雪都将更容易对策。这是中国重大灾难事件的严重短缺。
小飞行器、微型直升机、中大型直升飞机的装备和民间装备尤为需要。若不是14日下午，总指挥温家宝乘直升飞机飞抵汶川县、茂县、北川县等，“5·12”特大地震还不知要严重延续多少时间。建立一支绝对交通顺畅安全、支持科学决策的飞行器队伍，是中国国家防范重大灾难的不可缺，绝对切实可行，成本比组建一个民航航空公司要低80%以上。
中国至今的60年以来，屡战屡胜、战无不胜的“人海战术“，在此次大地震中回天乏力、相形绝拙、寸步难行，千军万马根本无法抵达核心灾区，失去救助的黄金时间。就是在“5·12”爆发100多小时后，绝大多数县级以下核心震区，依然无法有援救大队伍抵达、施以救援。中国需要一支跨越海陆空、交叉于通讯与交通、防患于突然灾难、防核防化武、医疗与机动综合核心指挥的应急力量。国家总理能在大灾难后3—5小时内到达第一现场指挥布局、施救方案，而所有核心灾区却因通讯、交通而无法进入千军万马——这场空前的战争怎么打赢？但这个迅速反应机构，应不被任何政治力量控制，能够参与全球各国所有的大灾难、人道主义大援救行动。
首次允许外援
14日中午，俄罗斯大型运输机的第一批抗灾物资、第一时间、甚至比国内的物资还要快地运抵成都，当日发往汶川灾区。
15日晚，一架台湾中华航空公司抗震救灾的运输机、60多年来第一次直接停留在中国内地机场，这是大地震后第二架来自海外的运输飞机；与此同时，来自日本、台湾、香港三支救援队，也于当日晚上首次进入中国重灾区援助救灾。这是自1949年以来，中国首次同意日本、台湾等派救援队前往灾区救助。16日晚，来自俄罗斯、韩国、新加坡等地的救援队进入核心灾区。
15日中国请美国政府提供四川震区的卫星图像，以帮助确定受灾者方位，并识别严重损毁的道路和基础设施。16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肖恩·麦科马克表示，“我们已为中国提供了一些高空影象”。18日，美军的两架C-17运输机飞抵成都国际机场，向灾区的人民送去了食品、水箱、毯子、提灯、小型发电机和工具。
依据《空间及重大灾害国际宪章》，日本已经表态将向中国提供卫星图片，加拿大和意大利承诺提供雷达数据。美国五角大楼官员表示，国防部下属情报机构“美国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NGA)已开始分析美国间谍卫星拍摄的震后图像。布什政府最近几年来向外国政府提供了间谍卫星图像及分析，以便他国应对自然灾害并组织营救和灾后重建。官员们指出，美国国务院可能还会向美国地质调查局、以及民间卫星公司为中国征求卫星图像，尤其是震区在地震前后的图像。
汶川大地震新论断
四川汶川县（包括成都平原地区），是世界屋脊青藏高原与成都平原的结合部。世人皆知，世界最高第一的山峰，珠穆朗玛峰是喜玛拉雅山主峰，海拔8848.13米，而位于震中核心区、都江堰市西北面不到100公里处的“四姑娘山”则高达6250米——这就是“龙门山脉”挤压、造成青藏高原与成都平原的造山运动，这也可能是此次大地震核心震源兴起的主原理。“5·12”汶川大地震，除了造成这一地区7.8—8.2级不同的大地震外，还可能致使喜玛拉雅山山脉的一些山峰升高或沉降，向成都平原挤压……
地震，是由建立在液体状地幔之上的陆地之间的运动而引起。喜玛拉雅山就是这一过程的证明。4000多万年前，携带印度的大陆板块与携带亚洲的大陆板块发生了碰撞，隆起了今日的喜玛拉雅山、青藏高原。此后印度板块一直在以每年约两英寸的速度向北推进（见英国2008年5月12日《每日电讯报》《中国地震与造山运动有关》一文，作者罗杰·海菲尔德）。
青藏高原，以人类地球上最大、最广、最深刻的第一高原特质构造成全球最顶层塔尖，是地球板块运动的第一动力，造成一层层地层错动所引发“地皮逆冲”；而此次“5·12”汶川大地震因朝东西向断裂，所以上盘波及的北川县、平武县、青川县等，所以16日又波及下盘的理县、再次发生大地震；现在更为严峻的是，若造山运动继续，则自青藏高原向下层成都平原挤压的可能性更为严峻。
成都平原、四川盆地，位于古老的大陆板块之上，底层结构坚固、有千、万年之牢固。但青藏高原则是相对比较年轻的板块，活动断层频频、底层运动经常，当逆断层发生活动时，隆起一侧的底层就会出现大幅度的摇晃和变形，来平衡左右、前后、上下、高低来运动。“5·12”汶川大地震，就是龙门山脉断层，断层挤压四川盆地、成都平原造成举世罕见的大地震。
十数个超级“大三峡”怎防患
据中国权威数字显示，目前在中国长江上游川渝、云贵、西藏境内及眉公河上游中国云南内有8个比“三峡工程”（见2008年4月3日《南方周末》“八个三峡筹划开建”一文，作者曹海东）还要大的水利枢纽工程在加紧建设中。就在2007年“三峡工程”全面总体工程结束的同时，中国正着手在长江上游（即金沙江下游）建造乌东德、白鹤滩、溪洛渡、向家坝、雅岩江、锦屏多梯级等巨型水电站，总发电量将是“三峡电站”的8倍以上。加上云南省“龙滩水电工程”及已建成的“二滩电站”，再加上“两河口水电站”“福堂水电站”“龙滩水电工程”等，就是说，中国至少有10多个比三峡工程更大的“大三峡”在建设中。5000年的中国，再次面临5000年来从未有过的环境、气候、地质等变迁，这是全球没有过的历史以来的天变考验——2010年前后，除三峡而外，中国将增加八个“三峡”的规模，历史性地增加1万多平方公里的海水一天，浩渺水域，南中国的天还会变成什么样？是“人定胜天”还是“天来胜人”？！现在，几乎有十数个三峡规模的超级大水电项目（三峡工程本为全球之最）在中国上下加速建设，扩大中国内陆水面积达1万多平方公里，中国变天是在所难免。
十数个三峡规模的在建水利枢纽工程，无限量的超大水电开发利用，无节制发展水电开放，无止尽的将桑田变水天——老天愿意吗？身在成都的著名生态环境学者谭作人，在512大灾难后向全球呼吁水电节制，最近特别提出震后水库安全和堰塞湖问题。由此心生安慰――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形象还是有人在坚守。但愿这个世界学会倾听，尤其应该学会倾听反对者的声音。因为他们抛开利益得失，冒着各种风险，只是为了让中国更加美丽，自己能做一个美丽的中国人。汶川大地震，本来就与在龙门山断裂构造带盲目进行岷江水电大开发脱不了干系！自然灾害的为害，往往有人为底根本……
大地震依然在不停地继续余震
据查证，遭遇“5·12”大地震重创的有6个地区，地震中心为汶川县（12万人）全部瘫痪，遭受最严重的有茂县（11万人）、北川县（17万人），这三个县对外一切全部中断。遭受重创的四川省有阿坝州、绵阳市、德阳市、成都市、广元市、雅安市等６个市州，受灾面积达到６.５万平方公里（与先前遭受风暴灾难的缅甸总面积相当），涉及到受重灾的县区达44个，受灾覆盖人口2500万人（是缅甸总人口的一半强点）。地震辐射中国13个省区，超过4亿人口。
从成都平原到地震中心汶川县城约100公里，其海拔从成都平均600米左右到汶川县6000多米。阿坝藏族自治州及汶川、茂县、北川、理县等属于青藏高原龙门山地震带上。据日本研究资料显示，汶川位于青藏高原大断层上，数百年前已发生过三次7级以上地震：1713年发生过7级地震，1933年发生过7.5级，1976年发生过7.2级地震。加上这次 8 级，共发生过4次7级以上地震。
据历史数据资料显示，自1900年至2000年的100年间，地处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的龙门山地震带，共发生过14次破环性地震，分别为1900年邛崃地震、1913年北川地震、1933年理县和茂县地震、1940年茂县地震、1941年康定地震、1949年康定地震、1952年的康定和汶川地震、1958年北川地震、1970年大邑地震和1999年绵竹地震等。这说明，汶川一带是世界上少有的地震高发地区，汶川县城所在地，两面高山兀立、悬崖峭壁，是河床冲刷仅存的一小块平地，属不适应人类生存的地区。
截至5月18日８时，“5·12”震区共发生４级以上余震149次，其中５级以上24次，最大6.1级。然而,“5·12”大地震依然在不停地继续余震……没人知道地震还能震多久、多长时间？汶川大灾区还要多长久才能恢复正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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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震塌的教学楼：中国人有多少依法问责之权利
彭小明
从悲愤到问责
汶川地震后，一位失去孩子的家长呼天抢地地哭喊道：我不要你们什么抚恤款，我要你们赔我的娃娃！这是何等凄凉的悲哭！灾区各地的死难学生家长们正在行动起来，向当局提出责问，要当局给个说法，
人们不约而同地思考一系列问题：512大地震到底有没有预测讯息？为什么没有预报？责任在哪一级地震部门？国务院和中共中央是否得到预测信息？如果得到预测，为什么不公开预报？不予预报跟北京奥运有什么联系？
豆腐渣教学楼占倒塌房屋总数的三分之一，少年儿童死亡上万，责任在哪里？校长、教育和建设部门（局、厅、部）和各类承包商、工程队各有多少责任？中央投资决策者（党中央常委会）有没有责任？
台湾、日本等专业救援队申请入境救援，在机场整装待命，竟被阻拦在境外，结果耽误了黄金72小时。为什么不允许？是谁下令拒绝？有什么比人民生命更加重要的理由？温家宝一行数十人在第一时间可以进入重灾区都江堰市，为什么台湾、日本专业救援人员就进不去？
想到这些，人们的心情就不能平静。可是愤怒还不够。人民要求党政领导给个说法。如果不给，人民将依法提出问责（刑事指控、行政诉讼、监察检举，乃至弹劾）。一方面必须惩办贪官污吏，他们偷工减料，害死了鲜花一般的生命；也要惩办因为渎职、失职和不作为而造成人祸惨剧的党政官员；另一方面，通过依法问责，检讨防灾减灾救灾过程中的缺失，作为未来天灾重来时的经验教训。美国2005年飓风灾害之后，根本没有任何对执政党的歌颂，也很少对投入救援的国民警卫队人员的赞扬，只有朝野各派人士立刻组成的调查组，审核灾前灾后的责任：联邦和地方各占多少百分比？然后立刻改进应急机构及其功能。
教育经费长期欠账，罪在中央
地震天灾和灾中人祸暴露出中国法治的极端不健全。刑事控诉，当然是必需的。豆腐渣工程一定是人渣干部和人渣奸商勾结建成。指控、受理、调查、取证、审判势在必行。然而情况并不简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只要按照有关规定，比如四川地区定为七级，建造教学楼，就没有法律责任。如果当时验收已经“达标”，实际发生八级地震，严重超过法定抗震强度，房屋倒塌了。很难再重新验证。也就无法追究责任。如果是在该法立法之前建造的，更加没有法律责任。而且即使查出的确是危房，在穷困地区、农村地区，情况也很难说。资金不足，没有校舍，为了权宜解决儿童上学难的问题，低标准使用了危房，结果在地震中垮塌，压死了孩子们。法院能忍心对这类干部或教师绳之以法吗？2008年6月1日《中国青年报》刘瑜的文章谈到：“中央说要严查。查到校长，校长说教学楼检修报告早就上报教育局了；查到教育局，教育局说检修报告上报市县领导了；查到市县领导，教育经费就这么一点，我们怎么办哪？跟省里要，省里也不给呀；查到省里，领导说，中央本来就规定教育经费市县级自理嘛！”文章到这里不敢进一步追问下去。追问下去就是要问党中央、国务院，（人大仍是橡皮图章）。
根据联合国的要求，教育经费至少要达到国民总产值的百分之六以上。中国政府接受了联合国的要求，可是直到2008年两会以前，一直维持教育经费仅仅2.79%以下，最近才升到4%。教育经费长期不到位，各地、尤其是农村、边疆等地方的教育长期欠帐，豆腐渣教学楼的罪魁祸首究竟是谁还不清楚吗？官员相互推诿也好，奸商逃之夭夭也好。从总数6890多所学校垮塌的事实就可以概括出一句真谛：共产党缺乏执政能力。剩下的仅仅是证据确凿的偷工减料、设计不达标的案例可以诉诸民法刑法。
具体的搜证工作，每个死难学生的家长都应立刻着手。中央下令让教育部门和建设部门清理垮塌教学楼，等于是放手让犯罪嫌疑人破坏现场。所以拍摄现场照片和录像，保存不达标混凝土残块和不达标钢筋的标本，刻不容缓。不论官员升迁调职，承包商东躲西藏，只要穷追不舍，总能找到一定的责任人。然后向法院提出控诉。不过，中国的司法并不独立，各级法院受同级党委的政法委员会操控，很容易形成官官相护，官商勾结，罪犯可能蒙混过关。灾区人民最好提议，为彻查近七千座教学楼坍塌的惨案，设立特别法庭，由全国德高望重的司法界人士组成，特别调查取证，开庭审理。否则还有可能如朱镕基怒斥的九江堤坝豆腐渣工程一样，不了了之。
中国人没有弹劾权利
刑事诉讼只是惩办一部分中低级贪官污吏，对于高层的错误决策有什么问责方式？人们立刻想到了弹劾。尼克松畏惧水门事件的弹劾而辞职，克林顿畏惧拉链门事件的弹劾而检讨。德国基本法虽然没有“弹劾”这个对应词，却包含指控总统、总理等高级官员的条款。1947年的中华民国宪法，现在仍在台湾实施，其中明确载有弹劾权，弹劾甚至已威胁到民进党总统陈水扁家族。汶川大地震没有预警，伤亡惨重。当人们查阅中国宪法、法规的时候发现，中国公民没有机会弹劾国家地震部门、建设部门和教育部门的各级官员，更没权利弹劾国务院总理和国家主席。
早就有人提出要建立宪法法院，增设宪法弹劾条款，这是中国法治建设的方向。今天宪法法院还没有建立，弹劾权还没有立法，即使两者都完成了，提出对部长、主席和总理的弹劾案，还需要宪法法院或人代会的大多数代表通过。现行的人大代表选拔完全是党委操纵，绝大多数代表是既得利益人士，要他们的大多数人去投票弹劾国家领导人，希望十分渺茫。但是否就完全没有其它的途径呢？不是。至少理论上说，还有行政诉讼和监察检举。
监察检举总理和地震官员的渎职或不作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实施条例》第七条第一款，监察部的职能包括“检查国务院各部门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遵守和执行纪律、法规和人民政府的决定、命令中的问题”。对于总理和各部部长的决策行为有没有监督、考察的权利？如果总理或地震局长获得信息却不发出地震预警，究竟构不构成渎职或故意不作为行为？如何追究他们渎职或故意不作为的原因？《条例》语焉不详，按照法治原则来说，“法不禁止皆可为”，公民应拿起监察检举的“武器”。监察检举是公民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工作职能权利。现在的监察部主要都是在进行反贪肃贪的工作。反对贪污腐败当然重要，但渎职失职和行政故意不作为的行为比贪腐问题更大，公民更加难以充分行使这方面的权利。
这次大地震没有预警的疑点很多，根本不可能由国家地震局个别发言人的一次讲话可以蒙混过关。震前并非没有小震预兆的近期报告，汶川映秀镇等地已经在震前多次异常滑坡，震前的临近报告，例如，中国地震研究员耿庆国根据强磁暴组合，明确提出"阿坝地区七级以上地震的危险点在5月8日(前后10天以内)，地震预报三要素：震级、地点、时间则均已明确，而且已经上报地震局和国务院。今天已经不是唐山地震的“四人帮”时代，网上信息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而地震局官员竟然对这些严肃的、具有学科专业背景的信息不闻不问，或不予理会，难道是可以容忍的吗？现在的普通中学生要搞一次郊游远足活动都会事先上网查一查天气预报、行车路线；以防震减灾为职责的地震局官员怎么可以有这样的疏忽？如果地震局没有向国务院和中共中央作任何预警报告，不是渎职和失职还是什么？如果因为观点分歧，从而将不同观点的预警报告扣压不报（如中外学者联名发表的学术报告和耿庆国研究员的紧急报告），也是没有理由的重大失职，也应给予严肃处分。而且耿庆国等人的报告都在临近地震的十余日前发给了国务院或温家宝。何人签收？是否呈递给总理？总理是否批示？是否转呈党中央？这些疑问都应不难查出。经公民举报，监察部能否核查予以公布？
从种种迹象看来，地震局并没有完全不报。主要是四川绵阳、广元等地的核工业设施和地方财政重头收入的矿山都得到了机密预警，震前已经作了一定的地震防备，所以没有发生核泄漏和武库爆炸事故。5月13日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问话说：他们接到四川地震局职工七人的投诉表示，亲人在几天前就察觉到地震的迹象，但局里说为了保证奥运前的安定局面，禁止透露这个信息。国家地震局发言人的答复完全是答非所问，避重就轻。经过英语翻译，这种“顾左右而言他”的滑头行为，当时在场的中外记者无不摇头。这些情况，中央四台已向五大洲现场直播，无法抵赖。从常理推测，地震当局一般不敢获得信息后不报告国务院和中央，否则万一出事责任太大；只有中央才能在得知信息后“为了保证奥运前的安定局面”，才敢下令禁止公布消息。那么责任就在中央和国务院，就在包括胡锦涛和温家宝在内的十七大政治局九人常委。他们为了奥运的面子而罔顾千百万人民的生命和财产，这样的罪行将永载史册，遗臭万年。
在电视、互联网和手机的时代，只要稍有预警，一场白日午间发生的地震决不会死伤如此惨重。中国领导人如果事前不报，事后再怎么沉痛表态作秀也绝不能补偿人民损失于万一。汶川地震预警疑案一定要追究下去，为死难的同胞，为本该受到父母师长掩护而幸存的死难中小学生讨还公道。一年、两年没有结果，十年、二十年总会有个水落石出。唐山大地震，中国党政领导集团知情不报，酿成26万（实际上更多）人民的死亡，直到29年以后才真相大白。21世纪的中国人民已经不是四人帮时代耳目全面被监控的人民了。新加坡联合早报的记者不难找到举报人是谁（中国党政当局必须保证举报人的生命安全），他们的信息是哪里来的，什么人说过为了保证奥运前的安定局面这句话？这样明白的案情，搜证取证应该不是监察和司法的难题。
是谁下的拒绝令？
行政诉讼，是个人、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国家机关做出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而向法院提起的诉讼。其受案范围中包含一项：认为行政机关侵犯了人身权、财产权。行政诉讼俗称“民告官”。例如：在震后的废墟中，许多家长老师还听得见孩子的呻吟和击墙声。可是没有机械和专业能力，他们束手无策，无法抢救。同一时刻，台湾救援队迅速向北京提出入境抢险的请求，却遭到拒绝。直到三天以后，即5月15日才得以入境，错过了黄金抢救时段。废墟下的呻吟已逐渐归于死寂。台湾救援队具有丰富的921大地震新鲜经验和先进的抢险设备，例如灵巧的鸭嘴千斤顶，而且台湾同胞同文同种，风俗全通。凡是怀有“同一个世界，同一种梦想”的人，一定会以救人生命高于一切，立刻接纳。可是中国党政领导人却拒绝这样的他们入境，只能说明这些高官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另类。交通堵塞的理由是不成立的。温家宝及其随从队伍能够达到的灾区，救援队伍就应该能够到达。黄金72小时内温家宝访问过的重灾区内，曾在废墟旁呼天抢地的死难学生家长应该联合起来互相作证，提出行政诉讼，指控国家主席胡锦涛等中央领导人侵害了死难孩童的人身权利，生命权利。如果救援队不遭阻拦，有很多孩子不会死亡。
当然，在一党专制的中国，民告官从来就是困难的事情。许多举报官场腐败、上级贪腐和渎职失职的基层群众，几乎都会受到各种打击报复。萨斯疫情肆虐时期，北京的蒋彦勇大夫给《纽约时报》写信，揭露了真相。因为他是著名的退休军医，而且在国际新闻界引起了反响，所以仅仅对他软禁一时，而广州的另一位医生王云安因为带领萨斯死难病患家属到卫生厅局请愿，结果被逮捕判刑。
地震大灾之后的灾民维权抗争一定很不平静，还有很多风险和波折。但是由于地震没有预警和豆腐渣教学楼等信息传播极广，引起的悲愤遍及全国上下、男女老幼，所以受害人赢得的同情也将更加广泛而深沉。有没有这份同情大不一样。灾后民告官势在必行，问题是新闻跟踪不可懈怠，不能让新闻监控一手遮天。维权律师的作用也将非常重要。
奥运政治虚荣酿成了震灾人祸
从唐山大地震到汶川大地震，两次都没有预警，都出现数十万人民死伤，致残致病，上千万人流离失所，最根本的祸根还在于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制行政方式。具体地说，唐山地震时，处在文革末期的疯狂阶段，毛泽东病入膏肓已不能视事，四人帮急于打击邓小平等实力派，领导集团处于极度紧张亢奋的状态中，为了所谓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稳住那一具活尸毛泽东，握紧到手的权利，到了不顾一切的地步，唐山地震的预兆和预测都被置若罔闻。汶川地震前夕，中国领导集团再次陷于极度紧张亢奋的状态，奥运会被夸大到了民族尊严和党国形象的高度。面对西藏骚乱事变和国际压力，从党政高层到基层青少年都处于癫狂兴奋之中，胡锦涛竟说西藏问题既不是民族问题，也不是宗教问题，仅仅是国家主权的问题。（理智的说法应该说西藏问题，既是民族问题，也有宗教问题，更涉及到国家的主权问题。）愤青在国内外的暴力行为活生生再现了义和团拳民的现代翻版。于是作为民族尊严和党国形象的08奥运成了压倒一切的象征。造成了一切（包括地震预警）都应该为奥运让路的氛围。
两次大地震都没有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新闻导向完全一边倒，没有任何不同意见以缓冲和质疑。地震是天灾不可抗拒，人祸加剧了灾难。说到底是奥运的民族主义狂热贻误了汶川地震的预报（所谓为奥运大局让路），结果让十万人民死于非命。《联合早报》记者提问露出的蛛丝马迹，必须穷追到底。未来的512地震纪念碑上，务必写上这个惨痛的教训。虚荣浮躁的政治行为一旦冲击正常的行政秩序，必将导致人民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当代的碑文写不进去，后世的碑文也必须写将进去。
民间自发力量的精神升华
很多国内外的媒体都注意到这次地震救灾的行动中出现了民间的自发力量。人民自发地组织起来，没有批准、没有命令而奔赴灾区去奉献爱心。大批没有经过土改、镇反、反右、饥荒和文革的青少年突然间看到了死亡、鲜血、无奈和恐怖交织在一起。他们慷慨捐助，救死扶伤，不取报酬，不求名利，精神非常难能可贵，令人钦敬。然而，这样的爱心活动还是比较容易实施，也是以物质手段为主的。进一步的爱心奉献，将比捐助和抢救更加困难，充满风险。那就是锲而不舍地参与和帮助死难学生家长们和其他灾民的诉讼责问行动。这类行动势将遭到党政当局以及官商合体的打压和阻挠。不仅会遭受物质和身心的损害，而且不仅没有任何报酬，反而可能遭受精神和名誉上的打击和冤屈。能够投身并坚持这类爱心活动的人可能会少得多，但中国和四川一定会有敢于为民请命的谔谔之士挺身而出，迎难而上。
正是这样的爱心行动，必将推动中国建起全民的应急救助体制，合理合法的人民问责体系，以人为本的执政和立法体系。那将是一个真正和谐的民主人权新中国。1989年一个失去17岁儿子的母亲丁子霖教授奋起控诉中共在天安门惨案中的杀人罪行，已经让北京当局胆颤；如果上万名震灾中失去孩子的父母中有一千人站出来向北京当局讨还公道，中国的法制和民主势将出现巨大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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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捐年猪
陈孝荣
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的时候，我正在鄂西恩施一栋七层楼的楼房里。余震传过来的时候是下午3:35，距汶川大地震相距将近一个小时。我们处在三楼，当时旁边一位同事问我：“你看杯子是不是在摇晃？”我看了一眼，发现茶杯里的茶水摇晃得厉害，但并没有想到会是楼房晃动，便说：“是风吧？”说罢扭头朝窗台望去，发现立在角落里的空调前后摇晃得十分厉害，便惊得拉起旁边的人朝楼下跑去。出屋来，楼道里已是一片混乱，所有楼层的人员都在往楼下奔跑。跑到屋外的场地上，惊叫声、叫喊声响成一片，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接着打手机询问，但网络拥挤谁也没有拔通。大约过了20多分钟，保安过来说：“是四川过来的余震，大概在五点和八点还分别有两次余震，大家要做好防范。”也就是从这一刻起，我便得知四川汶川的大地震，接下来的数天我们守候在电视机和计算机前，通过电视和网络了解汶川大地震的情况，一方面在心底为灾区人民默默祷告，一方面尽自己所能为灾区捐款。
2008年5月12日，向秀兰大妈像往常一样，吃过早饭就守到店铺里一边看电视、一边等着顾客上门。突然电视画面上出现了汶川特大地震的报导，向秀兰大妈惊得从椅子上站起来说：“这才是拐了。”就赶紧回到老屋对老头子戚崇熔说：“崇熔，拐了，四川发生了特大地震。”
向秀兰今年54岁，是湖北省长阳土家族高家堰镇、木桥溪村农民，和56岁的老伴戚崇熔一起生活。二年前他们凑凑巴巴凑了5000多块钱，在紧挨318国道高家堰收费站办了一家销售烟酒副食的小店铺。开小店的时候，他们想象着正修宜万铁路和沪蓉高速公路，过往车辆多，生意一定红火。没想店铺开起来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好，一天毛收入不过二十块钱，把电费、水费、电话费和生活费除开几乎所剩无已。老伴说：“算了，还是回老屋种地吧。”这样，老伴就回到老屋继续种地维持两老的生计。向大妈一边在店铺里硬撑着，一边喂一头猪保证每年的肉食，日子过得有些窘迫。
“什么？四川发生了特大地震？”老伴不相信是真的。
向秀兰说：“我骗你搞甚事？你自己来看。”
来到电视机前，果真一点不假。从这一刻起，两个老人就一直守在电视机前看着灾区的一切。也就是从这一刻起，向秀兰老人的眼泪从没有干过。她问老伴：“你说我们能做点什么？”
“我们能做甚子？隔这么远。”老伴说。
是啊，从长阳到四川太远太远了，能做什么呢？向秀兰老人恨不得她现在就在灾区现场，哪怕是帮助搬一块砖也好呀。摸了把泪，向秀兰又想：别人都捐款捐物，我们捐什么呢？手头没钱，值钱的也只有圈里的一头年猪了。5月16日起床后，向秀兰终于想通了，对老伴说：“我们把猪捐出去吧？”
老伴说：“什么？捐年猪？”
向秀兰问：“你舍不得？”
老伴说：“这可是我们明年一年的指望呢，捐出去我们一年就没肉食了。”
向秀兰说：“可是我们还活着呀。”
“一头猪怎么捐？又弄不到灾区去。”老伴问。
向秀兰说：“把猪卖了变成钱呀。”
“好，我听你的。”
向秀兰没再说话，拿起电话拔通了镇政府的电话：“我捐头年猪，你们要不要？”
对方问清了情况后，说：“我们马上派人来。”
放下电话过了一会儿，高家堰镇副镇长赵文献，广电中心主任范厚林和个协分会会长向克顺就赶来了，把年猪从圈里拉出来过秤，卖给牲猪屠宰收购点共换回人民币1742元。向秀兰大妈说：“这钱我们全捐了。”
赵副镇长、范主任和向会长看到向秀兰家里还很贫困，低矮的房子上盖着破旧的石棉瓦，家里没值钱的家具，就劝她：“大妈，还是多少留点生活费吧。”
向秀兰大妈哽咽着说：“我再困难还有个家呀……”
在场的人一时哽咽无语，默默地从向秀兰大妈手里接过了全部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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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空气污染造成的死亡人数
每两月就相当于一次四川地震
D.KRISTOF / 章惠 译
这次四川大地震夺取了近8万人的生命，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甚至孩子也捐了款。然而，中国最大的生命威胁并非来自地震，而是空气。
根据中国和国际有关机构提供的报告，中国每年有30万至40万人受到空气污染的危害，每两个月因空气污染死亡的人数就相当于被这次大地震埋在下面的人数。这个问题在国际上越来越受到重视：正如加利福尼亚人看到他们商店里的中国制造的鞋一样，他们也发现，在他们的空气里也有中国制造的微尘。
我再次去了中国西部甘肃省黄河岸边的一个偏僻村庄，十多年来我已去过那里好多次。白堆(Baidui)是当地有名的“痴呆村”，因为这里有许多畸形儿、痴呆症者和皮肤病患者。当地居民认为，这是由于附近的化肥厂排出的废物污染了饮用水所造成的恶果。
“即使你心里害怕，但还得喝，”一个叫周耿儿的母亲说道。她女儿15岁，却是个驼背，说话喃喃不清。周女士撩起她女儿的衬衫，露出奇形怪状的背。旁边一个叫洪霞的邻家女孩总是好奇地盯着我的照相机，邻居说，她也是残疾。
并非危言耸听，中国乡下就有这样的由于工厂污染所造就的“癌症村”。北京的空气污染有时已超过世界卫生组织所规定的４倍。科学家检测到，中国的污染尘飘越太平洋，降落在美国西海岸，至于对美国人健康的影响尚不确知。
事实上，中国较欧美、日本在更早的发展阶段就关注环境污染。印象最深刻是，2004年中国比布什政府更积极拥护燃油经济标准的方案。在上海要拥有一个驾驶执照须支付7千美元，以减少车流。中国大量种植树木利用天然气。看看中国领导人所为，布什总统就相形失色。
但当你看到真实的中国就会感到绝望。诚然，经济腾飞大大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但造成的污染也是巨大的，导致了民众的抗议，政府却压制本来有助于监控污染的社会民间团体。名叫吴力鸿(Wu Lihong)的环境保护主义者，多年来积极呼吁太湖正在遭到沿岸化工厂的侵害，可他却被政府判处3年监禁。去年太湖之患已成事实。
白堆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缩影。自从我上次去考察过后，政府已行动起来。据说工厂不再排放废物，给村子提供了理论上来讲的纯净水。虽然村民不能完全相信，但健康问题的确在减少。
白堆村仍然很贫穷，人平年收入100美元。现在已通了路，我上次来时还是一条人走的小道。农民凿塘养鱼。池塘的水引自黄河，化肥厂正在上游。当我抬眼看池塘，正见水面上浮着一条死鱼。
“塘里养的鱼我们自己吃，”村领导李云堂说，“我们也很担心受污染，但还得吃。”
事实上这些鱼也将被卖到兰州城里去。
（译自2008年6月2日的Sueddeutsche Zeit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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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背后看不见的手？
谈德国奶农的抗议游行
翟少华
简直就像儿时在教科书上读到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的场面：农民们将新鲜、乳白的牛奶像排泄污水一样哗哗地倾倒在地，甚至将刚刚挤下的牛奶转身泼撒到地上……。原因很简单，是因为奶农们对牛奶的价格不满意，从而想通过这种措施缩减牛奶供应量，造成商场里牛奶供应紧张，从而达到提高牛奶价格的目的。不用首先去问奶农们的所作所为是否有理由，可以肯定的是，牛奶市场的运作机制出现了故障。
供给与需求的平衡最终决定产品的价格，是经济学中最基本的原理之一。按照这一原理，当供给大于需求时，产品的价格将会降低；相反，当需求大于供给时，产品的价格将会增长。在一个开放和自由的市场里，产品价格总会通过变化而达到一个水平，使供给与需求在这个水平上达到平衡。人为的因素只能在短期内左右价格，最终产品的价格还是会达到市场的水平。这一不受人为因素影响，使供给与需求达到平衡的市场力量被称为看不见的手(unsichtbare Hand)。
眼见着成千上百的生产牛奶的农民为了达到更高的牛奶价格而上街游行，停止向奶制品生产厂家供应牛奶，并设置障碍，阻止其它来源的牛奶进入厂区，让人不禁自问，牛奶市场上的这只看不见的手在过去的几年是否发挥了作用。据称，奶农目前的每升牛奶价格在 27 - 35 欧分之间，他们抗议游行的目的，是要迫使奶制品生产厂家将价格至少提高到每升43欧分。
毫无疑问，奶农们的行为一定程度上出于无奈和绝望。这点令人同情。反过来，人们在道义上也可以指责那些销毁新鲜牛奶的农民：整个世界都在面临食品危机，许多国家的人们更是面临着饥荒，即使德国的百姓们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喝不起新鲜牛奶，吃不起新鲜的牛奶制品……。
但是，同情或指责毕竟不能、也不应该取代市场的定价作用。30欧分比43欧分低很多，但这并不理所当然地意味着31欧分作为一升牛奶的价格就不合理。许多人的反应是“可怜的奶农”，觉得这些农民正在面临着生存危机。如果牛奶价格不提高，我们的社会就会失去农民和农村。毋庸置疑，农民和农村的生存对我们的社会拥有价值，但因此农民们也接受着国家的补助。德国的奶农除了从奶制品企业得到销售价格外，还每年从国家得到高达4,8亿欧元的牛奶补助。
对于这些奶牛农民抗议游行的一个重要解释是，一方面他们的牛奶生产成本大幅度上升，世界市场上的奶制品价格一再攀升；另一方面，奶制品生产厂商以及零售商们却对牛奶的价格强硬压制。对此人们只能说，这些奶牛农民们对市场的发展行情不甚了解。事实是，世界市场上奶制品的价格爬升已经发生了相当长的时间，因此这些奶农们目前得到的价格也比两年前的价格高得多。事实上，这期间世界市场上的奶制品价格已经有些跌落，所以一些零售商和奶制品厂家又试图为为牛奶少支付一些价钱。
另一方面，每个奶牛农民的生产成本以及利润率各不相同，这也是为什么并非所有的奶农都参加抗议罢工。实际上，有相当一批牧民不赞成游行禁运活动。甚至有报道说，一些不愿参加抗议活动的奶农还受到了同行的威胁。从这个意义上对于消费者来说，把这些奶农们的抗议行动理解成他们的一个市场行为，也就容易避开感情上的同情还是不同情的选择。毕竟，一个产品的所谓的“公平”市场价格不应该由最终消费者靠道义感来决定，只能是协议双方谈判的结果。
最终消费者也无法确定什么样的价格为公平价格。当水电和汽油的价格不断上涨时，百姓们怨声载道，几乎恨透了那些生产厂家。甚至连政治家们也纷纷卷入百姓的抱怨，声讨这些企业滥用其垄断地位，大幅度地提高价格。作为消费者，人们但恨需求一方的力量微弱，难与生产厂家作为供给一方相抗衡。从这个意义来说，人们应该庆幸有Aldi和 Lidl 等一些廉价品商店作为与奶牛农民对立的一方，从而使鲜奶和奶制品的价格不像水电和汽油一样不断高升，让人几乎无法忍受。有什么客观根据来论证，水电汽油涨价令人可恶，而牛奶和奶制品价格的上涨却应该令人同情呢？
这期间，Aldi和 Lidl 等一些廉价品商店，以及一些奶制品厂家，都已经表示与牛奶农民重新进行价格谈判，并表示适当提高价格的意向。无论最终的价格谈判结果如何，人们可以相信，这些廉价零售商会与这些奶农们进行艰难的谈判，而不会轻易接受大幅度的提高价格。也只有这样，这些廉价零售商才不愧他们的名声。
即使双方达成了新的价格协议，它还不能被称为是市场价格，至少人们还不了解它是否具有持久性(Nachhaltigkeit)。市场上的那只看不见的手，会不会把零售商们以及奶制品厂家们引到国外去购买牛奶呢？没人能够排除这种可能性。就像没人能够阻止德国许多工业企业把部分企业转移到国外，也没人能够阻止德国的商人们从国外进口牛奶。
从这个意义上，牛奶和奶制品价格在此次通过抗议罢工而达到的涨价之后的进一步发展， 更能说明奶农的经济状况。而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今日人们的同情或责难都无法影响未来价格的发展。毕竟，市场上有一只看不见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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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走马观花记
羊凡
不少德国华人总觉得越南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地区，事实上不是这样。南方的胡志明市（西贡）繁荣得和上海、广州不相上下，楼价和台北、香港有一比。最近我带华人团去曼谷和吴哥观光，顺道儿跑去越南看看，才发现越南人生活质量已不在中国人之下。他们也有地区性贫富差距，比如北方仍然实行低工资制度，而南方则是高工资高消费。
内排县是离河内40公里的一个郊县，我在那里的农村看到，村民大都住在自家小楼里，地上铺地砖，厨房贴瓷砖、卫生间有下水管道，干净整洁。31岁的农民陈光协在河内新希望公司车间中控室工作，一个月能挣400万盾，一万越南盾约等于5元人民币。他妻子则在一家制衣厂上班，每月100万盾。一家三口过得算小康。
在一个回顾过去的展览会上，看到开放前的越南，很多人挤住在狭小的空间里。一对新婚夫妇床前是猪圈。城镇人口和中国一样实行定量供应，半夜就得爬起来排队买东西，到粮店凭票买米。一位华侨回忆说，当年很多人的梦想就是能有一辆中国产的自行车。
越南城乡差距相对较小，社会总体比较和谐。农村没有穷山恶水，只有青山绿水，农民温饱从来都没有多大问题，只是农产品卖不起钱。越南全社会都非常重视扶弱济贫，贫困人口由10年前占人口总数的58％下降到现在的22％，被联合国列为扶贫成效显着的国家。
越南绝大多数家庭都有摩托车，小汽车还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据统计，越南现有汽车63万辆，载重车和大客车占了一半。小汽车平均每300人才有1辆。这一方面是由于城市拥挤、道路狭窄，没有停车的空间，另一方面是因为汽车价格昂贵。由于征收高额汽车关税，汽油疯涨，越南车价还在不断上涨，听说中国的公司在越南组装比较便宜汽车最受欢迎。大街上跑的，除了政府机关的公车，最多的就是出租车，车价高得离谱，每公里折合人民币4块钱。
越南现在拥有1700万辆摩托车，平均每个家庭都有一辆。买不起汽车，摩托车就成了身份象征。没什么钱的一般家庭买越南本地品牌或中国零件组装货；台湾和中国产的各类牌子一律属中、高档，最受市场青睐；而日本和南朝鲜的原状品牌太昂贵而销量不佳。
河内许多市民住高楼房，但城市周边成片的小楼就给游客留下了深刻印象。经过询问得知，私人拥有土地的使用权、转让权和继承权，很多人都是自己买地建房。越南人并不喜欢高楼大厦，因此，从胡志明市到河内，高层建筑都很少，大部分都是三、四层的小楼。
越南南方的房价之高，远超过想像。西贡房价高达每平方米3000美元，而且还在快速上升。越南开放以来，出现了一批年收入2万到3万美元的中产阶层，对中高档住宅需求较大。此外，越南拥有280万海外侨民，大部分是华侨，分布在北美、欧洲、澳大利亚等地，每年往国内汇款高达40亿美元，这还不包括民间渠道流入资金，由于历史上的原因，华人在当地人当中仍被普遍公认是富裕和有钱人的阶层，这在西贡特别明显，和曼谷一样。
参观河内一个大学教师的家，是一幢4层小楼，是自己买地修造的，电器设施一应俱全，顶层有个小花园。据预测，今后几年是越南经济发展的黄金期，其国内生产总值（GDP）将以年均7%的速度增长，仅次于中国。按购买力折算，到2010年，越南GDP将达4150亿美元，人均收入4500美元。由于中国不停息的通货膨胀，中国沿海地区的外商开始把生产基地迁移到越南，低工资是吸引外商的法宝。
由于中国和越南文化习俗相近、社会制度相似，连饮食习惯都和广东省没区别。中国暴露文学电视剧在越南很容易引起共鸣。越南台天天播出的中国电视剧中，涉及贪污腐败的题材占了很大一部分，包括《省委书记》、《公安局长》等片子，在越南都非常受欢迎。越南人经常跟中国游客提起电视剧的情节，但游客大都没有看过。不少越南人把其中的故事情节，当作中国社会的真实写照。中国社会的利益冲突，贪污腐败现象和越南社会完全一样。 有趣的是，越南人把《宰相刘罗锅》也当作反腐败电视剧来看。
河内一位越南华侨教师说：中国知识分子大多数都是硬骨头，历来喜欢借古喻今，他担心作者会被中国政府投入大牢，因为中国和越南一样，没有权利制衡的监督机关，并不是民选政府执政。而文化人的良知，就是针砭时弊，唤醒民众，提醒政府官员不得胡作非为。
越南和中国一样，有句成语叫“有钱能使鬼推磨”。我们到胡志明市郊一个养猪场参观。路上陪同导游告诉我们，这个养猪场的老板原来是个公安人员，因为犯错误，被清除出公安队伍。犯的错误是酒醉开枪，误伤他人致死！这么严重的杀人罪可以逃避法律，因为有关系，赔死者家属一点钱，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后，下放回家养猪，连劳教都免了。越南仿佛和中国一样，官商勾结，人命关天的事都可私了，连成语都一样。
大事有钱不大，小事没钱不小。在越南开车一定要小心翼翼，马路边穿着土黄色制服的公安随时闪现，明目张胆打散工搞外水。不是查超速，就是查证件，一旦被拦下，一般都要给几万盾烟钱才放人放车。“外企”车被要个几十万盾是正常的。在河内见到了一位中资企业负责人，他和司机刚从外地回来，说一路上连罚带要共花掉100多元人民币。当地人说，当公安是个油水肥差，要么是烈士子弟，要么就有靠山。
另一位中资企业负责人谈到，当地工商、税务、公安、卫生之类的机构设置和中国差不多，门类齐全。如果到厂里来检查工作，总要“给点烟钱”打法一下。不过不用太多，十几二十万盾就平安无事了。对于党政机关主要官员，则要上门送礼去拜访。企业手里都有一个名单，逢年过节挨家串门。官员有了困难也都直言不讳。比如说亲朋好友想来外企工作，或者老婆孩子要去中国观光，企业自然乐意效劳，包吃包住。
因为一切向钱看，不光地方官员，军队海关等要害部门也都乱开财路，小敲小诈。一位从陆路过关的广东商人说，进来时没办健康证，明白人指点说，只要把25元人民币随护照一起交就行了。他照办后果然灵验，收钱者大模大样，一点都没有遮掩的意思。
正因为党内贪污腐败越来越严重，危及到了政权，越南党和政府提高到“国难”的政治高度来讨论，开始学香港和台湾的廉政经验，以中国和印尼被枪毙的官员为反面教材，开办学习班“双归”，加大反腐力度，抓了一批大案要案，并且采取很多具体措施。比如，成立分别隶属公安部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专职反贪机构，并且开通了反腐败热线电话，接受群众和外商直接举报。
但是，由于越南没有新闻自由，揭露黑暗和批评高官常常被视为攻击党和政府。进劳改队的不是有权有势的贪污犯，反倒是报社记者和编辑。越南老百姓把社会问题比喻成窃铢者诛，窃国者侯，只打苍蝇，不捉老虎，没有媒体监督和新闻自由的专制社会，要想遏止腐败只能是一句空话。观光一趟下来，感觉像是回了中国探亲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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傲慢与偏见”的2008年美国选举版本
胡祖庶
《傲慢与偏见》Pride and Prejudice，这部著名英国小说对中国读者并不陌生。这部传世经典自1813年问世以来，一直是人们喜爱的小说。英国《卫报》2007年3月在一次民意调查中，要英国人列出他们一生中不可或缺的100本书，调查统计的结果是：《傲慢与偏见》名列榜首，而《圣经》仅排名第六。英国广播公司BBC于2003年做“最喜爱的小说”和2007年做“百读不厌的小说”两项民意调查中，《傲慢与偏见》也名列第二和第三。这部小说之所以受读者钟爱必有其特异之处。作者简·奥斯汀诙谐调侃又清雅绝尘的语言风格、书中让人回味无穷的清词丽句、故事情节的巧妙处理、 “不可能”爱情的圆满结局等，都是小说吸引人之处。但笔者认为，这部小说最大的魅力在于它高超地处理了最常见人性缺点的其中两种——傲慢与偏见。这两种人性缺点，古今中外，贫富贵贱、男女老少，人人都有。而谁会想到，正是傲慢与偏见这两种人性特征，决定了今年美国民主党初选的结果，并且还有可能决定今秋11月大选的结果。
原著中的傲慢与偏见
在《傲慢与偏见》中，象征傲慢的人物是男主人公达西。他出身豪门，家道殷实，相貌不凡，受过良好教育。这些优越条件使他态度高傲，目中无人，看不起凡夫俗女。其他象征傲慢的人物是他的姨母凯瑟琳·德波，有钱有势，但更加傲慢，对人对事都爱指手画脚。另一位富绅宾格里的姐妹俩仗家里有钱，对人一样傲慢；原本没家产、没地位的柯林斯牧师获德波夫人提拔后显露出一种“狗仗主人势”的傲慢。他由于是男性而有权继承远房叔父班纳特家的财产便傲慢地自以为高高在上，以为他要班纳特家任何一位漂亮的表妹嫁他，她们必求之不得，感激不尽。
小说中主要象征偏见的人物是女主人公班纳特家的二小姐伊丽莎白。她聪慧美丽，知书达理但却倔强自负，对自己的判断很自信。她讨厌达西那种高傲冷漠的态度，有一次旁听到他说自己仅仅“长得还过得去、但还不足以吸引他”的评语后，加上后来又轻信帅哥伪君子威克姆所说有关达西的坏话，她便对达西毫无好感，一直斜眼相待，在他身上再也看不到任何优点。这个偏见犹如病毒一样，很快传染了她周围和整个赫福德郡的人，人人对达西都敬而远之。
整个小说情节就在傲慢与偏见这两种人性缺点的交织对抗以及其它人性特征的陪衬下展开。在奥斯汀笔下，伊丽莎白和达西都是具有缺点的人物。然而，两人却能挣脱自身缺点的束缚而最终将之克服而成为眷属。奥斯汀的成功在于她在小说中既传播一种蕴含理想主义的乐观主义——认为人性的缺点是可以克服和追求理想的意中人是可能的，又描述了社会现实的不完美性——有各种各类如丽迪亚（伊丽莎白的最小妹妹）和威克姆那种劣性不改的人。奥斯汀把乐观主义、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很好地融合在一起。这也许是一本195年前发表的小说之所以长期具有如此巨大吸引力的原因之一吧。
民主党预选中的傲慢与偏见
2007年，在民主党9名初选参选人中，希拉里·克林顿可以说一花独秀，在民意支持率中一直遥遥领先，比当时位居第二的奥巴马多出30多个百分点。希拉里连任两届纽约州联邦参议员，又曾当过美国第一夫人，她和她丈夫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在民主党里享有很高声望，而且夫妻俩自2000年以来已挣了上亿美元的收入。她参加竞选，一开始就占了有名、有钱、有势和有人脉的优势。当时几乎所有媒体都认为她是“赢定的候选人”the inevitable candidate，导致她过分轻敌和自骄自满。然而，美国选民在最近7年已吃尽了选总统后代当总统的苦头。希拉里虽然不是“太子党”出身，但毕竟有“裙带关系”和“夫妻店”的背景，很难不被人怀疑她也同样具有官僚和纨绔的习气。如果她在人品学识、判断能力和处理问题能力等方面不占优势的话，就有可能会被其他竞选者乘虚而入而被击败。果然，在2008年1月3日爱荷华州拉开初选序幕的第一仗，她所得票数排名第三，等于选民拒绝了她。希拉里的吃惊不亚于达西第一次傲慢地向伊丽莎白求婚而遭拒绝时所显出的惊愕。
可惜希拉里不像达西那样，能从遭拒绝的痛苦中深刻反省自身缺点而采取补救措施。这些缺点如：不少民主党选民希望她能承认她投票支持布什总统出兵伊拉克是个错误，但她却不能像另一个参选者爱德华兹那样勇于认错；她在应该不应该让非法移民拥有驾驶执照问题上，开始赞成然后又反对，表现得既摇摆不定又很机会主义；对她看不惯的国家她动不动就发表偏激极端的言论，如威胁要消灭伊朗，要制裁中国玩具、杯葛奥运开幕式等。她的助选智囊团可能慑于她的傲慢固执，一味顺着她，不敢劝她改弦易辙。在她发现“克林顿”牌不那么吃香后，她却不管参选者之中有拜登、多德、理查逊这些比她更有丰富参政经验的政治家，自视甚高地打出“经验”牌，特别强调她当总统第一夫人的经验，并认为她最有资格当三军最高统帅。但这些都是无法证明、信不信由你的自我美化。2月5日超级初选过后，希拉里没能击垮奥巴马，她就傲慢无理地要求重新修改游戏规则，要民主党总部必须计入密歇根州与佛罗里达州这两州擅自举行、对她有利的初选结果，虽然她与所有参选人早就同意民主党所作出的、由于该两州违反初选日期安排而取消其选举人资格的决定。接着整个2月份的初选结果一个个出来后，希拉里获得的选举人票数落后于奥巴马。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她居然狂傲地建议奥巴马成为她的竞选副手。这可是美国竞选首次一个竞选落后者请领先者当副手的怪例。
傲慢使希拉里一再地栽跟头。但她似乎吸取不了教训，令许多人替她感到十分惋惜。究其原因，有些分析家认为可能是因为希拉里长期享有“想要就有”的权势而产生一种“应归我所有”entitlement的心理，她觉得奥巴马窃取了本来应该属于她的总统宝座。于是心里不平衡，从而使她总结不了经验教训。在她看到希望渺茫后，她就不顾一切打出最后一张破坏力较强的“种族”牌。这张牌她其实已在1月3日初选失利后开始使用，但用得比较遮掩和有分寸。尽管如此，当时已导致民主党德高望重党元老肯尼迪的不满而忍不住站出来公开表态支持奥巴马。到了5月，她干脆说“我有一个广大得多的选民基础来建立一个能够取胜的联盟。奥巴马在劳动与辛勤工作的美国白人之中所得到的支持已显薄弱，而且两个州未完成大学教育的白人都支持我。”，意谓奥巴马得不到白人支持。虽然她这样做给她在最近几次的初选赢来更多白人的选票，但同时也使她失去了越来越多的朋友和政治盟友。她忠诚的黑人铁杆支持者、纽约市联邦众议院议员兰格尔Ch.Rangel听了她上述的言论后失望地说：“这是她说出的最愚蠢的话”。名列第三而于一月底退出竞选的参选人爱德华兹，与希拉里在全民健康保险构想方面意见相同，但他也认为，奥巴马比较有可能带来变革，所以对两人一视同仁，一直不表态支持谁。可是，目睹希拉里最近对民主党有害的表现，他于5月14日终于也忍不住站出来，呼吁民主党团结起来支持奥巴马这个大部分民主党选民已选定的候选人。但希拉里似乎已不在乎民主党对她有何看法了，为了表现自己不是那种轻易认输的人“I am not a quitter”，她仍然不顾后果如何，拒不听劝，决心一战到底，难怪有人把她比成二战中那些傲慢顽固的法西斯头子——即德日的军国野心家。当时那些斗志高昂的法西斯头子尽管看到大势已去，却拒不投降，要拉着几百万敌我双方的士兵给他们陪葬。
最近，她再次傲慢地要求密歇根州与佛罗里达州的违规选举必须完全给以“平反”，说什么不计入该两州的票就违反了民主原则，剥夺了该两州选民的权利等等。一个学法律出身而又是立法参议员的她居然不知道如果照她要求做的话，不就等于开先例鼓励人们可以有法不依？将来不是每个州也可以东施效颦、任意违反规定而各自决定何时举行初选日期？为了照顾民主党党内的团结，5月31日民主党全国法规委员会经过激烈讨论，最后决定对两州的选举结果重新给予承认，但只承认其一半的代表权。希拉里按比例多得了24个选举人代表。希拉里的悲剧就在于她为了取胜而完全不讲原则。
傲慢再傲慢，到头来心想事难成。在民主党最后3个初选结束之前，希拉里可以得到的选举人票数已明显无望能超过奥巴马。然而她依然拒不认输，而且一而再、再而三地发表不当的言论，使自己的声誉损了再损。5月23日南达格他州一份报纸编辑部问她为何不退选时，她说，“我丈夫不是在1992年的候选人提名竞选中一直斗争到他赢得6月中旬左右的加州初选后才获得提名吗？对吧？我们都记得罗伯特·肯尼迪是6月在加州遇刺身亡的。我真不明白（为何要我退选）。”她可能要说的是她应该有权拼到6月，但却把罗伯特·肯尼迪遇刺之事也扯进来，让人怀疑她是否也抱希望奥巴马有可能被暗杀。这里应该指出，人们对她的这种怀疑确实是冤枉了她，从整句话的上下文来看，她只是要强调她有权竞选到6月份。但她之所以犯如此严重的失言错误也应怪她那种“竞得起、输不起”的心理。
傲慢粉碎了希拉里的总统梦。她其实还可以做副总统梦或“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梦。但她目中无人的狂傲使许多人认为，如果奥巴马当选总统的话，他身边有她这位副总统及前总统比尔作伴则极可能将干扰他的执政——如推行变革等事项。因此反对她成为奥巴马搭档的声音越来越大。不过话虽这么说，如果希拉里表示要当副总统候选人的话，估计奥巴马也是没办法拒绝的。
接下来谈此次美国选举中的偏见。由于今年总统竞选首次有一位女人和一位真正有竞争力的混血黑人参选，因此妇女性别歧视与黑人种族歧视这两种偏见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现任美国国务卿赖斯3月28日在一次访谈中指出，美国一建国就是一个带有基因缺陷（指种族歧视）的国家。这个基因缺陷至今仍没完全纠正过来，不少白人对黑人的种族偏见依然根深蒂固。性别平等在美国宪法里也不是一开始就获得保证的。美国妇女直至1920年才获得选举权。上个世纪60年代美国经历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民权运动，美国黑人和妇女的权益才终于通过立法有了较大的改进。从今天的情况来看，广大美国妇女在各行各业中已有相当大比例的代表，她们在生活和职业中的地位和权利已获得很大改善。虽然经常仍有个别性别歧视的现象出现，但问题并不严重，而且性别歧视是一个人人可以公开谈论的话题。黑人的情况则大不相同，他们大多数人仍处于美国社会的最底层。美国的种族歧视问题仍相当严重，黑人不仅遭受白人歧视，也遭受其他族裔人的歧视；而且种族歧视问题非常微妙，人们都不太敢公开谈论——有点像德国人对待谈论犹太人问题的敏感似的。今天在美国政治界，州长、联邦众议院和参议院的妇女代表都比黑人代表多出不少。可以说，今天美国社会对妇女的偏见远没有比对黑人的偏见那么严重。
希拉里由于曾当过第一夫人，且有极高的知名度，她2007年一宣布参选就已是个大热门，呼声最高，是最有希望入主白宫的人选。要不是半路杀出奥巴马这个武艺高强的黑皮肤程咬金，根本不会有人谈及这次选举中存在性别歧视问题。许多人已预期希拉里将竞选成功，并准备将之视为美国性别歧视偏见的大突破。希拉里在这次竞选中所遭受的舆论攻击主要来自克林顿总统任内时期的宿敌及后来对“克林顿主义”产生厌倦感的人。（“克林顿主义”指克林顿任内推行的政经政策及他们夫妇“为取得胜利什么都敢说什么都敢做” They will say and do anything to win 的人生观。）对希拉里来说，比尔既是一个强有力的助选宝贝，亦是一个使她难免不受株连的包袱。她其实已与比尔被捆绑在一起了。如果说有人对她有过性别歧视偏见的话，那只是极少数人。选民不把票投给她主要是因为对“克林顿主义”产生厌倦；另外，也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她自己并没有表现出比奥巴马有更高的才智、更优的品质、更好的组织能力和更佳的口才。
奥巴马的遭遇则大不相同。他这个混血儿与众多黑人不同，没患有他们所患的那种“白人有欠于我”的情结。他的竞选宣传立足于超种族主义的。但他的竞选一开始就碰倒“太黑”和“不够黑”的问题。“太黑”指的是任何一个黑人竞选者都要担心，如果他积极投入为黑人争取更多权益的斗争，便会吓走白人和其他族裔的选民；“不够黑”指的是任何黑人竞选者也要担心，如果不积极认同大部分黑人的观点、并与他们并肩进行争取权益斗争的话，便会疏远自己的黑人同胞，得不到他们的支持。
在今年1月3日爱荷华州预选之前，即整个2007年，奥巴马碰到的困难是“不够黑”，大多数黑人不太看得起他，对他的超种族主义思想不感冒。在民意调查中，黑人对希拉里的支持比他高出30至40个百分点。（克林顿夫妇与黑人选民的关系不错，比尔两届总统参选和希拉里两届在纽约州的联邦参议员参选都获得80%左右黑人选票的关键支持。）1月3日奥巴马在一个白人占95%人口的州的预选胜出后，黑人选民便开始对他刮目相看。以后一个接一个的初选中，黑人选民投给他的票从60%增加到90%，步步高升。“不够黑”的问题可以说很快解决了。但随之而来的则是最难解决的“太黑”的问题。
“太黑”的问题也起始于1月3日初选结果公布之后。希拉利竞选阵营发现，在白人占95%的爱荷华州竟然有大多数白人把票投给奥巴马，这使他们非常吃惊。去年2007年一年的竞选角逐下来，希拉里除了从政经验比奥巴马长一些这个优势外，其它有关纲领、判断能力、口才等方面均不占优势，甚至有些方面还处于劣势。为了扭转选情劣势，她制定的新策略就是争取更多妇女的同情，并同时攻击奥巴马的弱点。妇女同情确实帮她扳回了一城，1月8日在新罕布什尔州初选的胜利挽救了她，使她的竞选重现曙光。但奥巴马随后1月26日在南卡罗来纳州的大胜又让她感到危机重重。她已知道，基于认同感，大多数白人妇女肯定会投她的票。同理，大多数黑人也肯定会投奥巴马的票。这两组选民的投票意向几乎固定难改。奥巴马的致命弱点是社会上对黑人还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偏见，他如果不能消除大部分人的这种种族偏见的话，他就无法赢得竞选。针对奥巴马这一弱点，可以看出希拉里助选团当时制定的策略是：既然绝大多数美国黑人与奥巴马认同的趋势已不可逆转，把奥巴马顺势刻画为一个代表仅占美国人口13%黑人的竞选者便能够从人们的偏见中赚取好处。因此就出现了希拉里和比尔隐讳地把奥巴马与马丁-路德·金和杰西·杰克逊两位黑人民权运动领袖进行类比的评语。
偏见最容易在老年人和文化程度不高的人之中形成定势，难以改变。而偏见较少的人则一般是年轻人、教育程度较高者和已启蒙者。在今年的民主党初选中，这两个现象充分得到印证。在迄今的53次初选中，奥巴马在60岁以上与未受或未完成大学学业的两组选民中所得的选票始终落后于希拉里；他在年轻人、受过大学教育和较开明的人中则获得较多选票。就是依靠后面几组人以及黑人选民的支持，加上他杰出的处理选情危机的能力，奥巴马才艰难地赢得了大部分初选。
不过，除了白人对黑人有种族歧视外，美国的拉丁裔人、亚洲裔人和犹太裔人对黑人亦有很深偏见，主要原因牵涉到少数族群的利益相争、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冲突、宗教和中东局势的关系等。在美国人口中，拉丁裔人占15%，亚洲裔人占5%。，犹太裔人虽仅占1.5%，但影响力巨大。在民主党初选的投票后调查中，有6、7成的拉丁裔选民把票投给希拉里，8成左右的亚洲裔人也把票投给她，支持她的犹太人也较多。可见，奥巴马要实现“不存在黑人的美国和白人的美国，拉丁族裔的美国和亚洲族裔的美国，而只有我们的一个美利坚合众国”梦想的话，他还必须设法克服少数族裔对他的偏见。但共和党已从希拉里的竞选策略得到启示，绝不会放过攻击奥巴马弱点的机会。还有那位固结于“白人有欠于我”情结的黑人牧师赖特，奥巴马因他的反美反白人言论而受牵连，共和党也必将在其上面作文章。总之，偏见依然是奥巴马下一阶段最可怕的拦路虎。奥巴马能否降伏这只虎就要看他的本领了。
从评论和反应来看，读过2008年美国选举版“傲慢与偏见”连载的读者都觉得“小说”前半部内容写得很不错，有激烈的辩论、有精彩的演讲、有失言造成的危机、有强者变弱者与弱者变强者的戏剧性变化，有前第一夫人与黑人新秀的恶斗，整个初选过程高潮迭起。接下去后下半部的连载将围绕民主党候选人与共和党候选人的较量展开辩论，将比较双方竞选纲领的孰优孰劣，将是一个白老头与黑壮汉的恶斗。但也将与奥斯汀原著的后半部一样，偏见这个副主题仍贯穿整个“小说”的一条红线。至于结局是否也将与原著的圆满结局一样，就得看美国选民于11月4日是否循着奥斯汀的思路投出划时代的一票，让美国在纠正基因缺陷的努力中跨出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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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代留学生的差异
王方
当今的海外中国人群体中有一股强大的势力，那就是留学生群体。由于留学生受过高等教育，其思想意识、观点理念都站在高等化和现代化的制高点上。留学生还掌握留学国的语言，而这些语言往往是现代世界经济强国所使用的语言。因此，留学生具备了当代思维和现代语言，使得他们在所在留学国可以形成咄咄逼人的锐气，成为国家的中流砥柱、事业的继承人。
但在毛泽东时代，如要实施自费出国留学那简直是天方夜谭。其实，说天方夜谭还只是笑话而已，说你是叛国投敌、然后被公安局送进劳动教养的农村实施体罚，不仅不是天方夜谭，而且已被写进历史的网页中。为什么毛泽东时代不允许中国人出国，即便是探亲或继承财产也难上加难？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可以用一个“穷”字来概括。穷的原因不是中国人懒，不是中国人笨，而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太聪明。因为中国穷，所以毛主席不愿让中国人出国，认为出国后看见外国、尤其西方国家的生活水平，再想想自己国家的贫穷，就会产生“不爱国”思想，甚至产生浩浩荡荡的“反革命”分子。一旦出现这样局面，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江山即要崩溃瓦解。
基于这样原因，毛泽东下令关紧国门，不许中国民众了解任何西方国家的信息，听一次《美国之音》或《BBC》就可以戴上“收听敌台”的罪名而锒铛入狱。这就是毛泽东大智大慧里的瑕疵，他利用中国百万贫穷百姓打下江山，这点充分展现他担当领导人的才华和魅力。但遗憾的是，他并没有完全了解中华民族的回归性，错误低估了中国民众对家乡情感的觉悟。
闭门锁国，中国除了贫穷还是贫穷。然而老天对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即便叫“万岁”“万寿无疆”也只能是一种精神寄托，被叫“万岁”的人总要死，即便他不愿意死，死神一定会找他。
毛的后时代是邓时代。邓虽然没有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魅力，但他却深刻了解中华民族习性。他开放了关闭几十年的中国大门，解除了中国人禁止出国的禁令，也是他开放了允许中国民众移民外国的禁令。这年头好像叫“改革开放”吧。我本人就是在禁令解除后自费出国的留学生。
如果用年代来划分一下，从80年代开始到20世纪末出国的留学生，我称他们为第一代。然后从21世纪开始至今的留学生就称为第二代留学生。那么，一代和二代的学生最大差异在哪里？
我认为：一代留学生大多在国内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家境贫穷，出国目的大多是以打工赚钱为主，真正留学者甚少。出国前举债、背债，到达外国后再靠打工还债、清债，然后挖金掘银创造自己的事业。二代留学生的情况有天壤之别，大相径庭。他们多数出生于80年代之后，此时中国的一些城市已进入经济高速发展阶段，因此在这些城市里出生长大的学生基本受到良好的教育，又加上独生子女的特殊待遇，倘若父母亲的收入可观，抑或父母亲是在当今中国这个社会里的既得利益者，他们的子女出国留学的生活和一代者又是截然不同。
首先，二代者的经济来源大大优于一代者，二代学子几乎不用去打工来赚回生活、赚回学费，只需在月底或月初关照一下银行的账号即可。其次，由于独生子女家庭特殊的环境所致，许多学生自理生活能力要差于一代学子。故此我们也可以理解什么叫“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另一个层面：由于一代留学者多数是贫穷家境出生，因此多少对当时中国的社会有怨气，有怒气。人在国外，要改变处境，要摆脱贫穷就得玩命地打工。有的人一天打三分工，睡觉就在火车里或地铁里。有的人为赚高工资不惜鬼缠身去“背死人”，有的女性则利用最原始的方法，靠卖淫来挖掘改变命运的第一桶金。
无论是“背尸人”还是“卖淫女”，都不会出自自己的心甘和情愿，而是生活所迫。每当他们在奋力背尸时，或在被嫖客蹂躏时，他（她）们都会产生一个思想：为什么我要过这样寄人篱下的生活？为什么中国老百姓如此贫穷？这样的思想大概可称为“反动思想”吧？也许为此，一代留学生中思想“反动”者人数不少。大家都期待中国能改变现状，至少改变贫穷和落后。改变后的中国留学生不会再去靠背尸来付学费，不会一天打三分工来扮演要钱不要命的角色。
1989年6·4事件爆发时，我正在日本留学，也在一家日本的中文报社里当记者。我们接到一家中国留学生协会的通知，说是邀请我们记者去采访留学生的集会。下午二时许，我准时到达位于东京最繁华的新宿区。放眼一看，黑压压的一长队中国学生队伍已经出发。细数一下不少于2、3万人，当时在东京的留学生在册人数也不过就是这个数，当然里面还有不少非法居留身份的中国人。新宿大街上呈现一片中国语的口号声：严惩杀人凶手李鹏，消灭79军等等。口号震天响，惊得许多日本人目瞪口呆。东京警视厅更是出动数百名警员密切注意中国学生的行动方向。也许大家会问：为什么有那样多中国人参与这样的集会游行？为什么有那样多人“思想反动”？甚至还有许多人认为，6·4马上可以改变中国现状，中国再一次获得解放，“新中国”将成为“新新中国”，中国一举变成富国，他们可以不再背尸，不再沉睡在火车里……这是当时的社会环境逼迫人产生这样的思想意识，里面不仅有“反动”成分，还有“反抗”元素，有的人还当场将自己的中国护照撕碎焚烧。
但若干年后，有许多人感觉到自己当年的轻举和妄动，有的人在日本刻苦学习后就回国发展，成为第一代海归派，如今在这个群体中百万和亿万富翁者已经不胜枚举。如果我们做一个非常大胆的假设：假设6·4发生在今年，中国政府也是采取了同样的处理方法，这个方法在国际上引起反响，受到西方媒体的反弹，此刻的留学生也出现在各国大街小巷的集会上。但留学生们集会绝不是抗议中国政府的处理方法，而是全力支持中国政府采取果断行动解决6·4事件。
虽然这个结果仅是猜测而已，但这个猜测应不会出现很大偏差。原因很简单，二代留学生的生活环境与一代者有天壤之别，二代者没有人为生活费去背尸、去睡在火车里，他们不希望改变已有的既得利益的现实生活。这个现实生活从何而来，是从中国政府和中国政府所制定的政策而来。一旦改变，他们的生活也得改变，变好变坏是个未知数，所以拥护和维持现状是当务之急。由此可见，二代学子是铁杆保党派，保国派。
是否有人担当逆流派呢？也会有。如果陈良宇现在还是上海市委书记，他的儿子如果也是留学生的话，他肯定是坚决的爱国者，无论集会还是游行，他的口号声不仅响亮还嘹亮：爱国，爱党，爱人民！坚决拥护中国政府的果断行动！再如果，陈良宇的儿子现在还在英国留学，而老子已经被共产党抓进班房成囚犯，他为完成学业，为支付生活费，也不得不去背尸，去沉睡在车厢里……那时他的爱国热情还会有吗？那口号声还会响亮和嘹亮吗？或许很快就会走向反面。
人的思想会变。好的环境能缔造出优秀的爱国者。坏的环境会蜕变出劣质的反动派。这就是一代学子和二代学子历史和现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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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后悔或失望心理
李昶
笔者与三教九流的德国华人打交道，发现许多人有心理障碍。他们生活在后悔和失望中不能自拔，诸如：后悔结婚选错了人；挑选了不适合自己的专业；干了不想干的行道；投资投错了方向；相信了不该相信的人；怨恨接受了不该接受的建议；后悔自己曾经做出的决定；做了不该做的事；要了不该要的东西；拒绝过后来才意识到的良机；轻信过欺骗了自己的人，而没有善待过应该善待的人。有的人后悔来德国，有的人则后悔没给西去的老人及时行孝。在许多人看来，自己的生活就是一连串的不幸和倒霉，不断地失望，从而产生出无尽的哀怨和悔恨。
后悔和失望是指两种人的心态，他们也可以以情绪的方式表达出来。后悔和失望一般是功利主义心态的范围，是一种不满意的心态或情绪。它的产生是指在同一特定条件下，去比较某种决定下来的行为所产生的后果与另一种行为所产生的后果，从而导致不满心理。说简单一点，如果环境不变，比如当年年青人绝大多数都下乡当知青，其中很少一部分人不管多忙多累，坚持挑油灯夜读。这部分人在高考制度恢复后，基本上都上了大学，有些还读了研究生，出了国，在国内外当上了专家、学者。而另外大部分人当玩家，到头来混个知青回城，到工厂企事业单位混个饭碗。随着改革大潮，不少人下了岗，日子艰难，后悔当初不用功多读点书。后悔就是指在同一条件下，你有选择的机会，但你选择错误了，从而产生的负面心态。
失望是指同一行为，但因为环境状况的不同，去产生比较，从而导致的不满意。比如你工作努力，希望被提升到管理层。你的确很有能力，但管理层上层需要平衡各种关系，宁愿选择一个能平衡各种关系的人，而不是一个十分有能力的人进入管理层。那么，你产生的心态，就是失望和不满意。
后悔很大程度是指自我选择的错误而产生的遗憾心理。失望多半是指人的外部，即由于自己无法控制的原因而导致的负面结果和负面心态，从而产生一种深深的失落感。
在华人中，虽然有许多人难过后悔，有失落失望心态，但真正后悔来德国的人还是很少。因为西方法制国家在很多方面比中国优越先进，比如人人都可享受民主自由；宪法保护言论自由，决不会出现诸如胡佳那样的政治迫害事件；执政者也更讲用理性和法制、而不是用专制来管理控制国家和各个管理层面。许多华人所拥有的愤怒感、忧郁感、失落感，大都来自对自己现有生活的失望。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也好，失业也好，在许多情况下，同胞的感觉是别无选择，因为外部环境没有给予太多的选择机会。
从心理研究后悔和失望的角度来看，后悔主要产生于自己选择上的错误，而失望主要是环境改变或调整导致的没多少选择从而产生的失落感，但这并不是说没办法了，只能这样下去，一辈子生活在后悔和失望中。这里涉及到的，就是做出决定和做出比较客观选择的问题，是怎样导致改变的问题。心理研究中专门研究决定、决策和改变，对心态、行为和现实生活带来什么影响。
虽然后悔涉及到曾经做出的选择，但这并不是说，后悔的事是永恒不可改变的。人们的确不能改变过去。但在看待过去发生的事的态度上，却可以加以改变。也就是说，虽然过去做出过不明智的选择，其中有的还可能改变终生的发展方向，但生活是多元的，具有多种可能性，也很难说一次选择的失误或环境导致的失落，就一定会击败你的一生。
核心是在于你自己的心态。心态调节好了的人，失败几次，一般来讲终将成功。而心态差的人，负面、悲观心态的人，把机会给他，迟早也弄砸。你说他曾后悔吗？难过吗？失望吗？我想，这些他都深切感受过，在那艰苦岁月里，可以想象他是怎样熬过来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做人的自信心和自尊心没有被打垮过，他坚持自已做人的尊严和做了自己力所能及的努力。他的心态没有被扭曲到负面的、甚至可能是邪恶的方向上去，最终成功了。
反观当今笔者见到的一些年青华人或新来的，碰上生活中一些经常为大家都会碰到的小挫折，就心灰意冷，后悔失望，甚至绝望走极端，个人和家庭生活也给搞得乱糟糟的。这值得吗？我们谁又不是从无数的挫折、失败和失望，带着后悔的心态艰难地走过来？不否认有些人一生顺利，但这种人并不多。况且，不经过失败和苦难的人，很少能发展培养出健康成熟优秀的人格来。从心理发展逻辑上来讲，这类人或早或晚会遇到不同程度的磨难。
挫折带来后悔和失望，挫折和困难可以励志，也可以将人打垮。关键在后悔和失望中，怎样去重新调节自己的心态，去做出比较切实可行的行动方案来指导重新行动。巴尔扎克如果没有因为运用钱财不当和投资错误而负债累累，恐怕他就不会写出众多的世界名著。《哈利．波特》的作者洛琳女士要不是因为太贫困，就不会坐在爱丁堡的小咖啡店里写出成名的小说。
许多华人来到德国，语言和专业过不了关，去重新学习，这绝对是必要的。但从学习与解决问题的方面来看，学习只是解决问题的可能的一种途径，但不能保证解决问题，关键的还是动机，即打算做什么才是具体的行动方案，才是回报系统（Reward System），即你设计的行动方案有没有可能性？是否能得到社会认可并给予回报？
总而言之，后悔与失望，前者在本质上是与做出决定有关，而后者与环境和环境改变不给你多少选择有关。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在心态上，给后悔失望甚至绝望吸了进去而爬不出来，那一定是生活在悲观消极、负面挑剔、尖酸刻薄的心态之中，有的人还可能去走极端。如果接受现实，承认错误，吸取教训，重新定位，积极行动，迟早会在德国社会中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只有努力学习和工作，与人友善相处，看问题正面，心情开朗，才会生活得更愉快，才会慢慢走向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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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那日
芮虎
那天早上，我在北京。北方的天亮得早，凌晨四时许天已发亮。我骑着一辆单车，沿宣武门西大街往东，直奔天安门广场。大街上已不见昨日的车水马龙和熙攘的人群，只见遍地瓦砾砖头、油迹和烧得焦头烂额的公共汽车，吉普车及曾是草绿色的军用车辆。虽是初夏，全无热烈而兴旺之感，却是阴风萧瑟，不寒而栗。
我骑着单车，小心翼翼地沿前门西大街往东走，随时提防突然而至的枪弹。在我前后很远的地方，偶尔有一两个行人。远远看见天安门南端高耸的前门，天安门西南口聚集了许多市民和学生，与之对峙的是广场前密陈的戴钢盔的军人方阵，发着寒光的刺刀，后面是坦克和装甲车冷漠的脸孔。广场是进不去了，只能遥望昨日还耸立着象征民主自由的女神塑像，飘扬着全国各高校的旗帜，回荡着讨伐专制政府檄文的高音喇叭声，帐篷如林，热情如火。
现在，广场上只有坦克和军队，铅云密布的天空不屈地浮起死者英灵化着的浓浓黑烟。
骑车来到广场东南口，也一样。对峙的双方，军人沉默，市民学生则不断发问。也有人大胆上前义正词严地谴责军人，军人走时恼羞成怒，举起冲锋枪往人群上空猛扫，人们撒腿往后跑。
天安门广场四周的大街小巷，处处可见被扔弃的单车，它们的主人命运如何，不得而知。在东长安街的二十七军，真往人群开枪了。在南河子巷口，一位青年的脑袋被打开了花；另有三位受伤的市民，被人们用脚踏三轮车送去附近医院抢救。在西长安街一坦克部队守在新华门附近的小街口，一位中年市民悲愤地向围观者和沉默的军人控诉：他亲眼看见街上遍地堆积的尸体，先以为是蜡人，但一摸，却是血肉之躯，他颤抖了，发怒了，大吼道：“六月四日，是中国的国耻日！”他向军人叫道：“我要拍下你们这些杀人的东西作见证！”说着，他用手里的相机拍下了表情木然的军人和坦克。
看来，当时中共政府的军队还只能控制天安门广场周围，北京其它地区还无暇顾及。在西长安街六部口附近，失去了理智的市民将一名军人的尸体烧焦，悬挂在公共汽车上。一位市民告诉我：“他是一个连长，昨晚进城途中用机关枪打死了许多学生和市民，所以市民把他杀了，还不解恨，就烧死挂起来。”面对此景，我的感情好复杂：这个军人杀人，而自己也被杀。其实，他和被杀的人都是无辜的。那么，谁之罪呢？
长安街西头木樨地，昨晚是学生和市民阻挡二十七军进城的主战场。此时，四十多辆被焚烧的装甲车躺在那里。但是，有多少人为此付出了生命呢？又有多少人对中共政府所抱的幻想被轰毁了呢？
六月五日，被中共政府的野蛮行为震惊的人们已回过神来：快逃命吧！机场，火车站，汽车站爆满，虽然北大、中国人民大学等地还在公开祭奠死难同学，但同学们离开北京的行期已定。
六月六日，我和女友和大学生们挤在南下的列车上，列车已严重超员，但富于同情心的列车长不忍扔下已成为政府屠杀对象的他们。列车缓缓地驶出北京站，人们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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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的对话
郭力 译
前德国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今年将满九十周岁，2008年5月21日他做客电视一台麦士伯格(Maischberger)女士“人物座谈 Menschen bei Maischberger”节目，下面是这个座谈的节选。
麦：从1975年开始，您就常去中国访问，您经历了中国伟大的变革时代，下面这个问题如果您必须回答的话，您将作出怎样的回答：中国是专制国家吗？
施密特：当然是，是专制国家，是党专制。
麦：如果人们看到，一方面在上海经济实力和资本主义占有怎样重要的角色，那里生活着那么多百万富翁，而另一方面还有那么多贫苦的民工，所谓的平等已不存在了，还可以将中国称为共产主义国家吗？
施密特：毫无疑问，它的确是一个共产党专制国家。不过经济同共产主义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们的经济完全是资本主义的。而且不光在上海，沿海大部分省市，还有中部、东北部都是资本主义的。中国的现状是一个混合体，一方面政治上专制，但经济上又自由放宽，这种混合体制是世界其他地区还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戈尔巴乔夫先生在苏联做过类似的尝试，但完全失败了。到叶利钦时代才改变了混乱局势。但中国到目前为止却取得了空前成功。生活在现今的中国人，如果你问他们生活得怎么样，他们都会说，现在要比以前好。即便是中国的中部地区如四川，甚至到西藏、新疆。但贫富差别很大。刚才您说过一句话，好像以前不存在现在这样的不平等，您是对的，以前他们都一样穷。
麦：有人作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取了两个体制最坏的部分，一方面是专制，另一方面是不受制约的资本主义。这样的话，我们怎么可以像您一样还要赞赏这个国家呢？
施密特：我很赞赏中国文化，它有四、五千年的历史，最古老的中国文字有四千多年历史。世界上所有的古老文明，不管是古希腊、古罗马、古埃及、印加人、阿茨特肯人，所有古老的文明都衰败了，而只有中国文化还流传至今，还一如既往富有旺盛的生命力，这些可以从它经济发展状况上看出。这些是令人敬佩的，但这不意味着我会变成共产主义者……的确有蠢人这样误解我。
麦：真有一些蠢人认为您是共产主义者？
施密特：差不多吧，我赞赏中国他们觉得很可笑，不过我的确赞赏。
麦：我想说的是，有的人会有不同看法，认为您赞赏中国，因为在中国权威（专制）还很重要，个人主义不像大众利益一样受到重视，这种看法不对吗？
施密特：这是胡扯。四千年以来，中国一直是很专制的国家。（麦：所以您同情中国？）不是，决不是。不过我想提醒的是，德国直到1919年也一直是专制（autorit?r）国家。然后从1933年开始又是如此。我们德国人不应该认为自己合理有权对其他专制体制品头论足。
麦：如果默克尔女士去中国访问，还像她2007年那样，对中国侵害人权问题提出批评，她这样是在犯错误吗？
施密特：如果是我，我不会这样做。我的基本原则是，政府之间不该干涉他国内政。这不光是对默克尔女士，比如还对想到处插手的共产主义的莫斯科，还有到处要干涉内政、到处要说服人家民主的华盛顿政府。
麦：难道民主不是所有体制中最好的国家体制？
施密特：对我们欧洲人来说，是；但对亚洲，可能在目前长远时间内还不是。
麦：为什么对亚洲就不是？
施密特：因为它不是与当地文化嵌合在一起的。我还要提醒的是，德国的民主其实1949年以后才出现，从1919年到1930年是十年尝试期，但这个要实现民主的尝试失败了，1930年后3年，是危机的三年。德国人并没有什么民主经验，所以应该小心谨慎，不应该作出一个大民主家的样子。
麦：您什么时候成为民主派的？战前还是战后？
施密特：当然是战后，战争前我还是一个学生，在纳粹时代，学校是不会培养民主思想的。
麦：中国现在还有死刑，而且还在公开场合进行判决，比如在一个大运动场，甚至会像在古罗马时代，当着旁观者的面进行死刑，对此您也冷眼相对、无动于衷吗？
施密特：古希腊的例子并不坏，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有死刑，在美国也有，有的用毒剂，有的用断头台……在中国，以前情况很糟，很早很早以前还有四马分尸。（麦：可现在还在进行公开处死。）不错，不管是公开的，还是关起门来干的，死刑就是死刑。我一直反对死刑。
麦：可是您不想同中国人谈这个问题。
施密特：我为什么同中国人谈这个问题？我是中国人的老师吗？（麦：为什么不能？）为什么要这样？这是非份的指手划脚，这是对其他民族进行说教，告诉人家该怎样生活。
麦：可是也许有一些原则，对所有的民族都是好原则呢？
施密特：这些原则在哪儿？（麦：比如人权）人权在哪儿？（麦：比如在联合国宪章上写的）在那儿没有人权。这是误解，那是人权宣言，那是意向性的呼吁，并不是国际法。
麦：不过就算联合国拥有的是目标准则，但其思想、用意还是不坏的，不是吗？
施密特：退到一千年以前，那个时候世界不同的地区有各式各样的文化，法律是文化的一部分，死刑是法律的一部分。那个时候所有的文化都有死刑，在欧洲还有将人烧死的事，在草垛上被活活烧死，这种事离现在还并不特别遥远。
麦：谢天谢地现在没有了。不过离现在还是有几百年了……您从前说过，电视可以有助于事情的改变，因为在一个国家发生的事情可以通过电视传达到外部。最近这些日子，我们有了些很有意思的新体验，前不久媒体（因为西藏问题）对中国多有批评，而现在通过中国的电视画面批评转成了同情。比如5月14日早间新闻中，人们能够看到中国政府领导人在地震灾区流露感情的画面。您是不是也感到这次中国领导人在对这次灾害进行公开报道方面姿态很新颖？这次的新闻报道很公开？您认为中国新闻报道的公开程度还会达到什么水平？
施密特：也许会像在苏联的戈尔巴乔夫时代。
麦：这会有助于中国改变吗？
施密特：中国本来就处于变革进程，世界上几乎找不到第二个中国这样的例子。巨大的变化也发生在西藏。还有些变化，是几百万离开自己的家园、到其他地方去生活、去工作的（民工），而把家和孩子留在故乡。通过电视，特别是通过网络也造成了人民生活的变化。可以说世界上发生的事情，中国人最早是通过电视了解到的。从前很长很长的时间里，中国人对外部世界从来没有过兴趣。他们在自己的中心之国闭关自守，只要邻国来送礼物，对他们叩头，表示敬意，他们就满意了，邻国人就可以相安无事地离去。中国人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别人都在边上，都无足轻重。可现在不同了，百万千万的中国人可以通过电视了解外面世界发生的事。如果看不到，他们也可以通过网络、电邮直接从书桌上得到，这些当然会起到改变作用。在年轻人身上可以看到，他们对美国、欧洲人的时装感兴趣，他们或去饭馆、麦当劳吃汉堡包，或者喝可口可乐，这些西方外在的东西中国青年很乐于接受，可是内在的价值观却还是中国式的。如果你同年轻的中国知识分子聊天，问他是怎样想象中国的未来，大多数人会这么说，一方面保持儒教文化，另一方面希望有西方的生活方式。（麦：还有民主？）民主不很重要。
麦：您为什么认为外界的压力不会有什么作用？也就是说，比如可以说，正因为默克尔会见了达赖喇嘛，对中国实施了压力，才促使中国现在同意同达赖方面举行会谈的？
施密特：中国领导同达赖喇嘛方面的接触早就开始了，虽时常有中断，可这并不是新鲜事。我并不是要说外界压力会于事无补，而要说外界压力会很危险。您可以看看伊拉克的情况，巴基斯坦的情况，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情况，科索沃的情况，所有这些受到外界干涉的地方，其后果都无法预料。如果要对他国事务进行全力干涉，就势必导致双方使用武装。我们的军队一直还在科索沃，都十年了，在黑塞哥维那也有我们的军队。进驻一个国家，在那儿进行武装干涉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可要是带着恐惧脱身，又不愿留下混乱局面却要难得多。所以我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对另一个国家政府的事务进行干涉，因为干涉的后果总是很难预料的。我特别要建议德国人，采取低调保守态度。
麦：可是我们德国人，也许正是由于我们的历史，对于受压迫这样的事特别敏感。我给您举一个例子，因为我很想知道，如果我们听说某个国家发生了侵害人权的事情，我们的感觉告诉我们应该表示愤慨，可是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比如1989年天安门广场曾为争取民主的抗议场所，直到六月三日晚以血腥镇压结束。这样的事情令人愤慨，我们的感觉告诉我们应该帮助，可如果不允许进行干预，我们又能做什么呢？
施密特：帮助是可以的，干涉完全是另一回事。
麦：可这是做不到，如果不干预，怎么能对中国民主学生进行帮助？
施密特：实际上当时谁也没有干涉，谁也没有企图进军天安门广场。……（当然）当时在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情不可饶恕。不过我们也得了解当时的情况。当时学生的民主运动已经进行了好几个星期，政府甚至批准国家铁路派出专列运送学生，让他们来北京参加民主运动。可是当苏联领导人在中断了十几年联系后第一次访问北京时，也就是戈尔巴乔夫来进行国事访问时，却只能从后门进入人民大会堂，因为前门受到抗议学生堵塞，这让政府觉得很丢脸。在中国，丢脸是很严峻的事，因而他们作出决定了结这件事。这就出现了天安门广场上的血腥悲剧。他们也不能为此道歉。不过，说他们进取了（einmarschieren）天安门，这个词是对的。
麦：您也进取了北京，只是在晚些时候——1990年，您是六四屠杀后会见邓小平的第一位欧洲人。中国人为此很高兴，因为您不是个寻常人物，可您在德国、欧洲受到广泛批评，因为您做出了一个新姿态……
施密特：我是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但从新闻很难了解实际情况。我在北京当然不只是同中国人进行了交谈，还同许多西方驻华使节进行了谈话，同德国驻华大使、英国驻华大使、美国驻华大使……他们对我讲了我刚才讲的情况。
麦：去年联邦总理默克尔会见了达赖喇嘛，您认为对吗？
施密特：如果是我，我不会这样做。
麦：西藏问题牵扯出奥林匹克运动会，很多人认为必须对中国制裁，抵制奥运会，意思是想表达：你们可以做你们想做的，但要将这次盛会用来促进不同国家民族间的理解，这不是你们的事情。您从一开始就反对这种抵制态度，为什么？
施密特：1980年我当时也反对对莫斯科的奥运会进行制裁，我只是最后屈从了美国，因为我们受到了苏联导弹的威胁……因而决定在这个非常时期同美国人站在一起，一起抵制这种恐吓。结果只有三个欧洲国家挪威、德国、土耳其没去参加当时的奥运会，其中土耳其只是半个欧洲国家。而其他国家如法国、英国等都去参加了奥运会，他们做得是对的。
（放映纪录片：当年施密特总理关于抵制奥运会的讲话实况：“我们不能对在阿富汗发生的事情视而不见，运动员也不可以。”）
麦：现在的情况同样如此，我们不能对在西藏发生的事情视而不见，可却必须得去参加奥运会。
施密特：他们运动员不是必须去，而是愿意去。
麦：就算他们愿意。可到了北京，他们应该做什么？您能给他们什么建议？
施密特：他们应该从事他们的体育，他们同政治无关。
麦：比如1936年德国纳粹时期在柏林举办的奥运会，有没有什么教训可以汲取呢？
施密特：这个教训应该叫什么呢？
麦：就是不能有（当时英国首相）息事宁人的心态(Appeasement)。不干预也不是正确的态度。
施密特：不总是，但原则上讲这就是正确的态度。对其他国家的内政进行干涉，很容易引起武装冲突。
麦：可是不干涉显然也容易产生这种倾向……
施密特：您愿意坚持多久都可以，但我还要坚持不干涉政策，特别是政府不应该干预其他国家的内政。记者可以干预，布道者可以干预，但政府不可以。就在一百来年前，差不多所有欧洲国家在全世界进行了干预，并不是出于人文主义的角度，而是出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需要。遗憾的是，现今我们还必须得承认，某些所谓的人文主义者，他们的干预实际上背后也都隐藏着帝国主义的企图。比如科索沃的例子，那是一个违背联合国宪章采取的干涉行动，最后导致向贝尔格拉特普通市民投放炸弹，白宫显然没有什么人文主义的企图。这就是一个干涉内政能导致怎样结果的例子。
麦：现在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是中国人，这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据联邦对外经济部估计今年很有可能超过德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出口大国，我们应该害怕新的大强国——中国吗？
施密特：其实谁都会害怕，谁都可能垮落的。可是如果我们能像目前这样，像前几代人一样在科学研究方面，在研究结果的开发应用方面及发明方面保持世界先进水平，那我们还能在未来下一代保证我们有足够的先进水准。……当然也有一些国家从发展中状态果然得到了发展，一跃成为发达国家，比如日本就是头一个这样的例子，一百五十年前它还是一个很落后的国家，与世隔绝。从十九世纪末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就成了现代工业国，如今是世界一流的工业国。当然中国人、越南人、巴西人、阿根廷人都有同样的自我发展权利，这样自然会导致他们成为竞争对手，就像日本人那样。美国成为工业国的历史也并不很久远，大概一百五十年吧，美国开始时也不过是个竞争对手，后来成了居统领地位的经济大国，这都是很自然的事情。中国、印度拥有同样的权利，像日本，像美国，或像德国一样发展。竞争能促进商贸，日本的发展并没有使德国人的生活水平下降了，相反，德国人的生活水平一直得到了提高，而且以后还会提高。……
麦：您在许多人眼里是德国最幸运的政治家……
施密特：感谢您的花（指：美言）。
麦：您一生取得了很大成就，生活美满幸福，至少从外面观察是这样，您自己也这样认为吗？
施密特：是这样，至少我对直至今日的生活很满意，以后的就不知道了。
麦：您今年将满九十岁，如果我们没有了解错的话，庆祝活动将从今年秋天开始，第一批纪念文章已经出现在新星周刊，一位女同事写道：他像一个圣经中无所不知的老人，……
施密特：嗯。写得很友好，不过很可笑。
麦：什么可笑？关于圣经还是关于无所不知？
施密特：两个都是。……
麦：您和您夫人经常一起下棋，您夫人还透露：您和您夫人还喜欢唱歌，您夫人以前参加过合唱团。可一起唱的时候，俩人的音调总唱不到一块，成了一团糟……您最喜欢唱的歌是哪首？
施密特：撇开“一团糟”不提，我最喜欢唱的是马蒂亚斯·克劳迪乌斯的：月亮已经升起。这首歌的最后几句是：不要惩罚我们，上帝！让我们静静地睡去，同我们患病的邻居一起！
麦：如您说的，您已经活过了“圣经年龄(七十岁)”，您认为过了这个年龄还可以改变信仰？
施密特：从我的情况看，在过去25年里，在宗教信仰和哲学方面我又学了很多新东西，特别是一些以前没有仔细研究过的东西。一个收获是，对于其它宗教我变得宽容多了，对伊斯兰教，对佛教，也对其他基督教派别……还有哲学，现在我又要回到中国，比如道德哲学---起源于2500多年前的儒教。儒教也是我认为应该尊重的。
麦：您觉得，您离儒教比离您的基督教根基还要近些吗？
施：离其他的宗教要更近些，比从前近多了。
麦：哪一个呢？（施：比如佛教。）佛教？可这不是宗教，就是说它不信上帝。
施：但它仍是宗教。（麦：您到底欣赏佛教什么呢？）欣赏她对生活、对生命的态度。（麦：能说具体些吗？）比如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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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猴话
飞石
本人属猴，生于八月，是一只幸福的猴。早先我妈说过：你是一只饱猴，即不愁吃的猴。意指我这只猴生逢其时，有享用不尽的鲜桃。饱猴现在桃饱之余，有时打打猴拳，有时东蹦西跳，寻觅并观望天下美景，而且眼见这条猴道将越走越宽广，岂不是一种幸福？
这次饱猴从中国探亲回德国时，带了一只猴宝宝。它不是动物，而是一件小工艺品，非常可爱，是在一自行车摊上买的。摊主卖的都是钩针钩的小动物。饱猴第一次见到这个摊子时，便心生爱意，因与别人同行，怕耽误别人时间，所以期望下次见到时再买。尽管摊子是流动的，也许因为猴缘吧，后来还是碰上了。饱猴买了几件小动物，其中最可爱的就是这只猴宝宝。它毛色橘黄，面皮白净，眼鼻以黑线勾勒，嘴巴由红线拉出。它大头大脑，一如饱猴当年生的仔。它淘气地歪斜着头，还头顶花冠，即以一朵白花遮顶，是饱猴的开心宝。
话说此猴与彼猴在飞机上又遇到了一群美丽机灵的滇金丝猴，好不喜欢。只见猴母抱着猴仔，特别亲热，十分感人。这是飞行杂志中的一张图片。常言道：猩猩（惺惺）惜猩猩，自然猴爱猴。此番群猴相会后，饱猴久久沉浸在猴的温馨世界中，猴意连绵，浮想联翩。
猿 猴
猿猴这一概念在汉语中为并列结构，指猿和猴。它们和人都属哺乳纲的灵长目，是动物界最高等的类群，大脑发达。猿和猴外型相似，两者种类皆很多，从分类学角度来看比较复杂。简而言之，猿大猴小，猿无尾而猴有尾。但猿是人类的祖先，在人类发展过程中有其特殊意义。
人类从古猿发展成现代人大致可分为猿人、古人、新人三阶段，在文化史上分别属于旧石器时代的早期、中期、晚期。猿人是最原始的人类，虽还保留着猿类的某些特征，但已能直立行走。他们使用简单的语言，制作简单的工具，并知道用火熟食。
中国猿人阶段的典型代表是北京猿人，又称作“北京人”。因其完整的头盖骨化石在北京市附近的周口店龙骨山上被发现，这里便成了世界上著名的古人类遗址之一。“北京人”在我脑海中印象很深，学历史时学到它，在文学作品中也念到它，打下了双重的烙印。
说到人类起源问题有两种理论。其一，单地说，认为人类起源于非洲。其二，多地说，认为人类起源于非洲和亚洲。这样看来，人类起源与我们所认为的西方没有关涉。西方没有古人类遗址，西方历史中少了这一章节，因此一般西方人对猿、猿人的熟识度、认知度可能不如东方人。作为中国人，最起码学历史时听说过。
猿和猴在德文中没有明显的界线。我家有本德文书《最初的人类》，其中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人还是猿（Mensch oder Affe）?在《德汉词典》中，Affe既译作猿，又译作猴。在语言概念上这方面还是中文占优势。中国人可能有时会将猿猴混淆，但绝不会有人说“北京人”是猴人、孙悟空是猿。猴在中文中除了作名词，还可以作形容词和动词。形容孩子机灵用猴字。象猴似地蹲着也用猴字。
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人们看猴有其共性，更多的是动物意义上的猴。猴唤不起我们悠久的历史感。猴是动物界的一员，与我们距离不远，甚至很亲近。儿子小时候，带他去动物园玩总免不了看猴。在中国动物园看，在德国动物园看，同样有趣。往往在猴笼前逗留很久，看它与人的相似之处，看它的敏捷、机灵、可爱，看它究竟会耍多少花样，直看到猴技穷尽。猴的种类虽很多，但我们看的是来自大自然的动物，不会为哪种猴、哪国猴贴上什么历史的、文化的标签。
猴 戏
汉语中猴戏这一固定概念有双重含义，既指用猴耍的把戏，也指以孙悟空为主角的戏曲表演。前者主角是猴，耍的只是雕虫小技，意义轻慢；后者则是人创造的伟大艺术，意义庄重。
中西方都有猴戏，但西方没有孙悟空，所以西方只有第一种意义上的猴戏。中文成语中有沐猴（指猕猴）而冠，又作沐猴衣冠，为我们描绘出猴戏的情景。穿衣戴帽的猴装成人样，模仿人的动作，但徒有其表，只能聊博一笑，猴还是猴。德文中有类似的成语：衣着华丽的猴还是猴（Affen bleiben Affen, wenn man sie auch in Samt kleidet）。此表达比中文的直接，但两者皆含贬义，表示不管怎么装扮，本质不变。
马戏团的猴戏在中西方尚能见着，而街头猴戏很少见了。我曾好奇地请教过德国的老者，德国的街头猴戏是啥样。回答说，典型的一景是猴子以手摇管风琴为舞台，显其本领，很具德国特色。德文中的猴戏概念（Affentheater）内涵不同于中国的，只指可笑的事情，过分的举止等，已是象征意义、抽象意义。
我认为，悟空猴戏是全世界最精彩、最杰出的猴戏。孙悟空这一形象出自中国明朝的神话小说《西游记》，作者吴承恩，与我同姓。有时我想，莫非他也属猴，是只神猴，神通猴性？否则怎能塑造出孙悟空这一形象。惜其生卒年不详，无从考证了。孙悟空勇敢、机智、风趣，神通广大，所向披靡。它炼有火眼金睛，曾大闹天宫、三打白骨精，还会七十二变，既是猴界，也是美学意义上的美猴王。《西游记》是中国神话小说中的传奇，是中国猴文化的代表作。
中国著名的猴戏世家是绍兴的章家，一家四代都演绍兴猴戏。第一代演猴已被称为活猴，第二代赛活猴。等到第四代章金莱演猴，从舞台跃上了银屏，播出当年他就获得全国十大电视明星第一名。章金莱的艺名是六小龄童，我看过他在电视连续剧《西游记》中扮演的孙悟空，演得惟妙惟肖，演艺可谓登峰造极。
美国好莱坞将《木兰》以动画片形式搬上银幕时，在全世界宣传了一回中国古典文化。我在德国看了电影，非常喜爱，还收藏了牒片。我暗想，要拍《西游记》，他们一定拍不过中国人。且不谈《西游记》的美妙神话，单是六小龄童的猴艺就是无人超越的一绝。为什么我们不能把它推向世界? 我不知难处在哪儿。真地非常可惜！李连杰将再演孙悟空，这次回国我在报上见过他的扮相，估计他很难有所突破。我衷心希望新版《西游记》从一开始制作就能考虑一个国际版，让全世界都能欣赏到中国独特的猴文化和神奇的猴艺。
猴 爱
猴爱由德文Affenliebe直译而来，也可译作猴之爱，意为过分的、盲目的、不理智的爱，非常形象，与中文的溺爱同义，为贬义。
它来自于大自然的一个动人情景。文首提及的金丝猴是中国的珍稀动物。据介绍，到11月份，成年雌性金丝猴几乎都抱有猴仔，它们在母亲的怀抱中长大。同样的情景我在北德的动物园中也见过。因是动景，有时也见猴母背着猴仔。当时立刻明白了什么是猴爱。
这一德文词我最初从我儿子那儿听来，他是冲着我说的。饱猴之子自小就显灵性，因此饱猴对他宠爱有加，呵护备至。直到有一天，他对我用了猴爱这个词，我感觉他长大了。雨雪天为他送去雨伞，他名之为猴爱。偶尔提前放学，“桃”还未采摘好，让先吃点巧克力，也是猴爱。他一言以蔽之，德国人才不象你这么管哩！但他说的猴爱要比德国人的内容丰富，多了生肖猴的成分，且褒多贬少，语意双关，有饱猴的母爱,也稍有溺爱之针砭，让我从中感受到东西方人情感、理智各有偏重的特点。
拿饱猴来说，也是自小就显灵性，有事（诗）为证。饱猴儿时耍赖瘫地，刚听见打字，便连忙爬起，拍拍屁股，直说：不闹了！不闹了！免了一场场皮肉之苦。这样的玲珑谁不疼爱？因此父母视之为掌上明珠。直到有一天，饱猴举家迁往波罗的海的海滨居住，临海而不能遨游其中，独坐沙滩的饱猴才悟到自己被猴爱所害。
因自幼体弱，饱猴从小便带上了“不许游泳”的紧箍咒，与水绝了缘。而饱猴兄妹无禁锢束缚，都是游泳高手。饱猴临海思绪如潮，脑中滚动着德文的猴爱和中文的溺爱，并有所发现，即发现中文的溺字真是造得妙极了。溺义一为沉迷不悟；过分。观其字，左边三点水，与水相关，右边弱字。本来从理性的角度，弱者应该强身，但父母爱之深，造成爱河泛滥，淹没了理智的堤坝。其结果呢？为水中的弱者带来灭顶之灾。这正好切合了溺字的另一意思：淹没在水中。
饱猴50岁那年，除去紧箍咒，开始学游泳，并时刻以悟空精神激励自己。
下水之初，水凉刺骨，饱猴眼前浮现着悟空在八卦炉中备受熏烤的情景。不经火炼，哪来火眼金睛？饱猴身上顿时有了暖意，添了力量。哪知饱猴的灵性因束缚过久此刻却得以勃发，很快学会了蛙泳、仰泳，在水上腾跃如猴轻松，在水下穿梭似鱼自在。此猴变之一也。为达到自由这一更高的境界，饱猴正学自由泳。有时饱猴在泳池边观看蝶泳，觉得简直是高不可攀，不由得抓耳挠腮、眼珠骨碌，寻思着：是不是能发明一种易学的猴泳？
有一本书叫《盛世危言》，其中谈到溺爱问题是伴随独生子女而来的大问题。每家就那么一个宝贝，谁不宠爱? 爱之一过，家中就有一个难以侍候的小皇帝，祖辈、父辈都得为其当牛作马，最终将使子女遭受毁灭。若成普遍现象，将为民族带来灾难。由德语猴爱概念我想到，溺爱更多的来自于本能的母爱，几乎没有理性的成分。为了减少溺爱所带来的悲剧，我们应该中和情感和理智，在情感中增加理性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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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棵棕榈
朴康平
实在不想总拿人家奥地利说事儿，可实在又是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总用让世人震惊的举动往你的舌头尖儿上撞。这不是，刚刚有了父亲蹂躏女儿几十年之久的乱伦丑剧，马上又是一起残忍的凶杀案，一点儿不给人喘气儿的机会。一个39岁的男子，在家里用斧子劈死了妻子女儿，又开车去灭了亲生父母，还没忘记顺手也杀了老丈人！据说理由还很“高尚”：因为他自己背上了巨额债务，不忍心让家人跟着背黑锅度日如年，干脆先替他们做了主，让他们都一死了之！弄不懂奥地利人这种思维的独特逻辑，只剩下了目瞪口呆的份儿。
眼下，在这一连串丑闻曝光之后，连奥地利总理都迫不得已地开始为自己国家的形象担忧了，真的也不是没有道理。
这就又要说到那位我很欣赏的奥地利导演Haneke了，1997年他在戛纳电影节上推出了一部让观众难以消化的《有趣的游戏》(“Funny Games”)，把一场纯粹杀人的游戏再现得淋漓尽致。最近，为了让这部影片更能走向世界，他又一次亲自执导，把十年前的旧作几乎是一比一地重拍了一遍，不过，这回是说英语的美国版，用的都是好莱坞的明星，所以叫“Funny Games U.S.”。电影我还没有看过，倒不是因为我受不了再一次感官上的折磨，而是因为那老片子在我心里太根深蒂固了，我想不出如此复制的东西能有多少高超之处，导演的良苦用心是不是真正值得？再拐着弯儿一琢磨，这里真的没有多多少少隐藏着导演故乡那变态心理的蛛丝马迹？
法国导演 B. Dumont 2003年拍了一部《二十九棵棕榈》(“Twentynine Palms”)，讲一个摄影师带着一个俄国女模特怎么在加利福尼亚一个叫“二十九棵棕榈”的小镇附近勘查外景。没有人烟的旷野，没有情节的起伏，荒芜冷寂，衬托着两个主人公内心的空虚。他们是在寻找景地，更是在一种几近歇斯底里的扭曲心理和原始本能的驱使下，走着一段没有内容的人生。影片的头一个半小时，全是这种人为抻长了的对观众欣赏习惯的挑衅，直到最后的二十分钟，急转直下，几乎把所有可能发生的暴力堆砌在一起，又让人看了个气喘吁吁！看完之后，再联想到那一出“有趣的游戏”，怎么也甩不开这样一个可怕的念头：你有能力用电影语言表现出格离谱的心态，创造的就是艺术杰作，反之，只是在暗室里身体力行，那就是令人作呕的邪恶……这个念头一出笼，我自己先让它“成者王侯败者寇”的简单推理吓住了，怎么也不敢再接着往下想了……
奥地利的山地美景也好，加利福尼亚的戈壁荒原也好，人的心里其实都横竖着这样那样的棕榈，问题的关键是怎么让它们在所谓艺术和现实的边缘地带摸索着生长，才能艰难地维持社会文明发展的平衡！这实在是摆在所有人面前的一道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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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的位置
邱昱
在得克萨斯州的一所小学里，一群天真无邪的孩子经常向玛琳娜老师询问天堂在哪里。为了满足孩子们的好奇和求知欲望，玛琳娜老师请来了莫迪神父。
莫迪神父首先在黑板中间画了一条线，把黑板分成两边，左边写着“天堂”，右边写着“地狱”。然后对孩子们说：“我要求你们每一个人分别在‘天堂’和‘地狱’下面写下与你们的想像或期望相符的内容。”
孩子心目中的天堂就这样呈现出来了：花朵、欢笑、树木、天空、爱情、阳光、诗歌、春天、音乐……
在“地狱”这一边，孩子们写下了这样一些字眼：黑暗、肮脏、恶魔、哭泣、残杀、恐怖、仇恨、流血、丑陋……
等孩子们写完后，神父对他们说：“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天堂是具备了一切美好事物与美好心灵的地方，这个地方有人称作天堂，有人称作天国，或者净土，极乐世界。地狱呢？正好相反，是亢斥了一切丑恶事物与丑恶心灵的地方。那么，有没有人知道：人间在哪里呢？”
孩子们说：“人间是介于天堂与地狱之间的地方。”
神父说：“错了。”
孩子们露出不可解的神色。
神父告诉孩子们：“人间不是介于天堂与地狱之间。人间既是天堂，也是地狱。当我们心里充满爱的时候，就是身处天堂；当我们心里怀着怨恨的时候，就是住在地狱！”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每天栖身于人间，却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天堂与地狱之间不断轮回，或者每时每刻在幸福与痛苦之中抉择。生活在天堂，还是地狱，不是由上帝或神替你作主，也不是由成功或失败来定义。如果你总是背对阳光，将自己置身于阴暗的角落，用丑恶或嫉妒来对待生活，对待生活中的朋友，那么你，就将在地狱里万劫不复；如果你时刻用微笑面对生活，用爱与善包容生命中的每一件事、每一个人，那么，即使你暂时身处逆境，最终必将走向成功。
因为，天堂，在你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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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诚与信任
周铁钧
在公司的人都有这样体会：同事可以一起开会、出差，但很少串门；可以一起神聊、调侃，却很少谈心。宏观归结这种现象，就是我们了解、学习、接受的世故人情，强调的多是理智、控制和约束。越是有教养的人，应该越是理智、自制能力很强的人。于是，“有教养的人”逐渐做到了喜怒不形于色的含蓄与文雅，真诚和信任也就成了外在的装点。
曾读到一个故事：某大学餐厅的门经常被人踢破，管理员为此伤透了脑筋。门又一次被踢破这天，他来找校长：这帮小青年控制不住，我看干脆换成铁门！校长笑了笑说：放心，我已订做了最坚固的门。
没几天，旧门拆下去，新门装上来。果真，它居然没过挨过一次踢，学生们走到门口，总是不由自主地放慢脚步，纵是双手都端着东西，也要用身体慢慢倚开它……这是一道玻璃门。
这道门怎能不结实，它用真诚捧出一份足够的信任，把一个易碎的美丽大胆地交到孩子们手中，让他们在被信任中学会了珍惜和呵护。
卡耐基曾说：“得到别人信任的最好方法就是：真诚地信任他。”1948年，在英国的议会大厅举办庆祝“二战”胜利演讲会，会场聚集军界、政界和参、众两院的要员。首相丘吉尔上台演讲，他用手势止住大家的掌声，说：“我们取得成功的因素有三个，第一，你们真诚地信任我。第二，我真诚地信任你们。第三，我们时刻用真诚相互信任！”
说完他走下讲台。会场静寂了一会儿，突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
在一代伟人心目中，成功的秘诀竟如此简单，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导致群体性失败的重要原因就是：缺少真诚、互不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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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有上帝又如何
心言
真的有上帝吗？这大概是每当无神论者与宗教信徒对话时都会引起争论的第一个问题。其实，这是个很多余的问题，争论更是多余，因为即使真的有上帝，又能怎么样呢？
首先让我们假设，犹太教和基督教《圣经》中的记载都是真实的，一个全知全能的上帝确实存在，而且包括人在内的所有生物，以及世间无生命的其它万物，都是这个上帝所创造。尽管如此，如果我们依然不相信他的存在，那又怎么样呢？如果我们不但不赞美他，而且还要诋毁他，又如何呢？如果我们不但不服从他，而且还要反对他，那又会怎么样呢？
不论是路边的一块石头，还是云中落下的一滴雨水，它们都和我们一样是上帝创造的，因此也应该信仰上帝。但它们却没有任何信仰，那么它们会因此而在世界的末日受到惩罚吗？如果说石块和雨滴是没有生命的，那么一株小草、一个细菌、一只麻雀、在血管中游动的一个白细胞，会因为没有对上帝的信仰而在世界的末日受到惩罚吗？如果说这些小生命都没有心灵，那么难道不是上帝没有给它们一个使它们可以信仰上帝的心灵吗？难道不是上帝自己剥夺了它们信仰上帝的能力吗？那上帝为什么要和自己过不去呢？
如果一切都是结果，而只有上帝是唯一的原因，那么人徒然具有一颗智慧的心灵又能怎么样呢？不信仰上帝的心灵，不也是上帝自己创造的吗？创造一颗不信仰他的心灵在前，惩罚这颗心灵对自己的不信仰在后，难道这真的会是上帝的所作所为吗？或是上帝在创造过程中犯了错误？难道一个全知全能的上帝居然不知道自己创造出了不信仰自己的心灵或无法在事后改正自己所犯下的错误？即使如此，应该受到责备或惩罚的依然不应该是这些属于残次产品的无神论者们，而应该是上帝本人。
再或者说，无神论者们是受了魔鬼的诱惑，就像夏娃受到蛇的诱惑而偷食禁果一样。然而，不论是夏娃一颗能被诱惑的心，不论是禁果还是蛇，难道不都是上帝自己创造出来的吗？全知全能的上帝对自己创造的后果难道不一清二楚？一方是全知全能的上帝，另一方是不全知、又不全能的亚当、夏娃和蛇，那么在偷食禁果的事情上谁应该负更多责任呢？谁更应该受到惩罚呢？同样，如果无神论者们是受了魔鬼诱惑而不信仰上帝，那么无神论者的一颗能够被诱惑的心和诱惑他们的那个魔鬼又是谁创造的呢？上帝难道没有能力创造一颗使人能够抵御魔鬼的诱惑的心吗？或者没有能力制止魔鬼对人的诱惑吗？
由此可见，如果上帝有责任感，而不是闯祸在前而推诿责任在后，那么，不信仰上帝的人们不会在世界的末日受到惩罚，因为他们不信仰的原因在上帝自己那里，他们本人并没有错；信仰上帝的人们也不应在世界的末日受到奖励，因为他们信仰的原因依然在上帝自己那里，他们本人并没有功。既然如此，心里想信仰上帝的人就去信仰吧，不信仰的就不信吧，有什么好吵吵闹闹的呢？
另一个谈论很多的问题是：真的有天堂和地狱吗？这依然是个多余的问题。用上面说过的道理来说，如果一切都只是结果，而只有上帝是唯一的原因，不信仰上帝的人不应在世界的末日受到惩罚，而信仰上帝的人们也不应受到奖励，那么，就算真的有天堂和地狱，对上帝来说又有什么用呢？
还有些人希望通过信仰上帝得到死后的永生，其实这同样是多余的。如果真有上帝，不论是否信仰他，人们都依然会得到永生。即使一个人不信仰上帝，即使在生前作恶多端，上帝也不会让他在死后消失得无影无踪，否则世界末日的审判大会还有必要举行吗？否则地狱里的阎王和小鬼们岂不就失业了吗？
这些人也许会说，他们不仅要永生，而且要在天堂里永生。但从人的本性来看，天堂里的永生绝不会成为永乐，而地狱里的永生也绝不会是永苦。俗话说得好：习惯成自然。如果我们的这一本性也同样是上帝创造的，那他就又犯了一个自己和自己过不去的错误，因为这一本性使得地狱对恶人的惩罚不可能成为永久的惩罚，而天堂对善人的奖励也不可能成为永久的奖励。据《圣经》中记载，当初亚当在上帝的伊甸园中虽然不用劳动，但没有房子遮风挡雨，没有衣服御寒遮羞，没有亲朋好友来访，没有各种餐馆也没有旅游观光，更没有电视或电脑网络以消磨时光，每日也不过摘些树上的果子充饥。向往这种生活的人现在住到非洲森林里就好了，又何必费那么多心思，经历那么久的等待和那么多的自我折磨。
按照《旧约·创世纪》所说，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的原因有两个：首先，偷吃禁果而获得了智慧，使上帝十分生气；其次，有可能还会偷吃另外一种禁果而获得永生，又使上帝害怕。上帝的信男和信女们呀，上帝甚至不想让亚当和夏娃得到永生，难道你们比他们更有面子？
其实，人也许并不是上帝创造出来，而上帝倒可能是人创造出来的，创造出来以满足有些人在心理平衡方面的需要，和有些社会在人心凝聚方面的需要。对这样一些人和一些社会来说，这样一个上帝倒是个好东西，对上帝的信仰倒也是件好事情，因而也可以不算是多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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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小城期盼的中国艺术家
── 记王小慧在Eislingen 的摄影展
芮虎
Eislingen是德国西南斯瓦本地区的一个小城。最近，那里的艺术家协会举办了中国著名摄影家王小慧的摄影个展，主题是“接近眼睛”。展览结束时，王小慧在百忙之中来到这里给观众见面，和评论家、诗人谈她的人生、艺术，并给她的著作、包括德文版的“我的视觉日记”的读者签名。
摄影艺术是什么？作为一位来往于中国德国的艺术家有何特别感受？对于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看法如何？对这些德国听众所关心的问题，王小慧都微笑着作出了回答。
王小慧二十二年前来到德国留学，学建筑设计，电影制作，后来却在她从小就喜欢的摄影艺术领域开出了一片天地，成为业内承认的富有才华的艺术家。其作品在1998年就被欧美著名出版社选在艺术摄影150周年纪念册里，与世界上著名的六十名摄影大师并列一起。
不过，王小慧真正成为公众人物，还是从她在国内出版了自传体著作“我的视觉日记”之后。这本书获得上海优秀图书奖，全国女性文学奖等。2006年，王小慧被香港“凤凰生活”杂志评为“影响世界未来华人”之一。2007年，为了表彰她在中德文化交流中所作出的贡献，德国政府颁发给她“德中友谊奖”。
这些年来，她来往于世界各地，在上海和慕尼黑都有自己的艺术工作室，应邀在各地举办展览，参加活动。最近，她筹备在罗马的艺术个展，所以很难抽身到斯瓦本的小城来与观众见面。当地报纸的消息在她来的当日都还模棱两可，观众们也在猜测打赌，她是否能来。不过，这里的艺术家协会主席Kottmann是她的铁杆粉丝，从她在德国摄影杂志上发表的第一张照片就开始收集她的作品和出版物。而且，主持人、艺术评论家Tolnay博士，前柏林新艺术家协会主席也是她多年前认识的朋友，还有国际笔会成员女诗人Stroheker也是中国人的朋友。更重要的是，这么多德国读者在盼望着她，王小慧还是终于在百忙之中抽身来了。
在与观众对话时，由托尔奈博士和女诗人斯特萝伊克主持，王小慧对自己的人生经历、艺术追求做了回答。听众读了她的“视觉日记”德文版，对她的艺术生涯有了更深刻的印象。
这次展出的几组摄影作品，其中“花之性”是比较大众化的题目，对于各种花卉独具慧眼的写真，捕捉了常常为人视而不见的美的瞬间。而“挣脱束缚”系列摄影，则拍下了一个女人艰难地解除捆绑在身上布条的过程。艺术家诠释道，这关系到人性的解放，不仅仅适用于女性。她自称不关心政治，是边缘人，却在她的作品中表现了艺术家的道德天性，自然流露的人文关怀。而展览主题“接近眼睛”系列肖像，则是一般观众难以解读的作品。这些是艺术家走遍世界各地所拍摄的形形色色的人物，不同性别、肤色、人种、年龄。王小慧抓拍的是从他们的眼睛里流露出来的感情、思想。她说，眼睛是人类灵魂的窗户。只有通过眼睛，才能进入人际交流。而这些眼睛里所表现出来的种种情绪，包括喜悦，惊奇，严肃，迷惘，困惑，怀疑，甚至冷漠，鄙夷，蔑视，愤怒等等，都表现了艺术家的不断发现，寻找的精神及艺术家的灵性。
正如王小慧在接受中央台“瞬间时间”主持人黄文的访谈时所说，她之所以不停止艺术创作，这是“艺术家的本能，是对艺术的痴迷、狂热和瘾”。在接受“上海一周”记者于是的采访时，她说，要将艺术进行到底。这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实在表现了作为摄影家的艺术执著。
王小慧在历经磨难的生命历程中，将苦难化为艺术，正是这种精神的表现。
王小慧给德国听众回忆了她三十二年前在天津经历的地震，她在木桌下幸存下来的经历。不幸，在她这次谈话数日后，发生了汶川大地震。灾难须臾，生命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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