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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威胁着整个世界，成为当今世界从政界到民间最大的焦虑。11月26日，德国议会举行了大型讨论会，各党派对2009年的救市计划进行了激烈争议，而总理默克尔对前景则充满乐观。
默克尔表示，尽管2009年将会是一个非常艰难、“噩耗”频传的年头，但德国毕竟是强大的，德国一定能够经受这次的考验。这次德国政府的大规模救市计划，要在危机中建起一座桥梁，使德国经济最晚在2010年能够重新好起来。到2010年，德国政府将灌注320亿欧元，投资500亿欧元。总理希望银行们能使用国家援助，迄今4000亿欧元只拿出1000亿欧元作为银行担保，还有100亿欧元作为银行再投资，总共政府拿出了800亿欧元备用。对欧盟金融救援的2000亿欧元，大家不必过急地去拿，现在拿走的资金中因为根本用不上，又有几十亿欧元还给了欧盟。对企业的救助只能是临时的，所谓“为了自救的救助”，长期国家投资是不可能的，因为这阻碍了经济结构的调整。对于目前的国家赤字也不必担心，很快就会再平衡的，最晚到下届政府。
基民盟、社民党议员提出，对劳工市场的救助，要有方向性，要同时能吸引对市场有需求商品的私人投资，例如建路、修房布置宽带电缆。不应投资到消费品上，而要投资到吸引投资。社民党Struck反对降低税额，因为降低税额对那些低收入的家庭来说，并不能带来多少优惠，德国大约有一半的家庭反正是不缴纳收入税的。而降低工资的附加费用却提高了人们的实际收入。
自民党主席则指责德国政府的政策几乎是社民党、绿党和左翼党的方向，不愿降低税收，而欧洲许多国家现在就在讨论降税。德国政府在过去的三年中多从纳税人那里获得1600亿欧元，居然还增加了730亿欧元赤字，德国政府的财政是完全失败的。
2008年的联邦政府共支出2832亿欧元，2009年计划2884亿欧元，但2009年估计的联邦政府收入仅2715亿欧元，即还缺64亿欧元，而明年的联邦政府赤字可能达到185亿欧元。当然，2009年的数字是在没有发生金融危机时估算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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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毁灭性的金融危机
2009年：通过经济低谷
翟少华
当2008年和2009年各自的使者在午夜交岁之际传递时间的交接棒时，一定会忧心忡忡。默默地注视2008年留下的巨大烂摊子和人们经历了毁灭性打击之后所难以掩藏的痛苦和彷徨。像往年一样，两位使者也会在新年之初送给人们希望，面对未来。然而，使者的表情不再像往年一样坚定，而是隐隐约约，似有难言之隐，“衰退(Rezession)”二字脱口而出……
2008年的天空直到8月份还是蔚蓝清彻。在这片天空之下呈现的是全球蒸蒸日上景象。从中国到美国，从欧洲到拉丁美洲，从钢铁到原油，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的数字都显示着世界经济的生机勃勃和蒸蒸日上。中国的经济增长以不可遏止的速度连续十年来超过10％。 在著名的“中国效应”背后，人们不仅将全球原材料价格的狂涨归咎于中国，也同时看到一个可以与美国作为世界经济大国和出口市场相制衡的第二大经济市场。人们坚信，即使美国的经济会呈现弱势，中国经济也将会一枝独秀，挑起维持世界经济的大梁。
与此同时，作为欧洲的最大经济国和世界上最大出口国，德国也最大地受益于经济全球化。许多企业对雪飘般飞来的订单应接不暇，生产超负荷运转。企业的利润指标作为衡量企业管理层的尺码也一再被提高， 而企业经理们的
薪水更是超比例地增长。
世界性企业不断诞生，兼并与合并的规模越来越惊人，强行兼并更是不惜代价。世界最大的钢铁公司Mittal的诞生，小小的Porsche汽车公司巧用股市投资手段，兼并比其大许多倍的欧洲最大汽车公司大众汽车公司，以及舍弗勒(Schaeffler)公司步其后尘敌意收购大陆集团公司(Continental)都是2008年的产物。
然而这一趋势在8月份骤然改变。美国几家金融机构的突然破产就像晴空霹雳，使世界经济的天空一下子黯淡下来，而且暗淡的速度越来越快。
毁灭性的金融危机
毫无疑问，产生这场我们正面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的根源是金融危机。这场金融危机毁灭了千万亿欧元的资本，将上百万房主赶出了住房，迫使千千万万的企业破产倒闭。随之破灭的还有无数大小银行和投机家们的暴富梦。
正是对暴富梦的追求，使全球绝大多数的著名银行参加了一场失去理智的游戏。这场游戏就是将小钱变成大钱，把借来的钱变成自己的钱，让没钱的人来借钱，让数字创造富裕感。美国的华尔街就是这场梦的诞生地。走进华尔街的人马上会感到富裕了许多。这条街上的银行家们会拿出一条条曲线。每条都是笔直向上，显示着前天的一万美元今天已经变成了五万，预示着今天的五万，明后天会变成二十万美元。当然，这一切都发生在纸上。就是在这种氛围下，一对到银行去的夫妇本来要贷款买家具，出来时却贷了一笔买房款。而这样的例子多如牛毛。由于买房的人增多，房价也在不断增长，就这样买方和卖方互相忽悠，房地产价格也冲天而上。
而那些银行和银行家们最初是悠忽客户，后来是悠忽自己。当上面的趋势越演越烈时，银行的利润数字也越来越长，职员们的佣金也越来越高。银行家们开始相信，这种状况，是历史性新的有利的世界经济形势所赋予的可能性，是金融界产品技术创新的结果。与其说是创新，不如说是冒险和赌博。事实上，许多银行到了晚期都意识到了这场游戏的危险性，但是不愿也无法刹车。如世界上的最大银行美国花旗银行 (Citibank)前总裁普林斯(Prince)先生就在危机快要出现前还毫不掩饰地表白：“只要音乐还响，人们就得站起来，跟着跳舞。我们依然还在跳着。”
不仅是小小百姓失去理智，金融评估机构和政府监督机构也慢慢地失去了敏感，纵容金融专家们的技术创新操作。各个政府之间的经济竞争也使政府监督机构睁眼闭眼。投机参与公司(Beteiligungsgesellschaften)或者基金公司在高潮期间更是颐指气使，成为令企业和政府惧怕的“蚂蟥”。在德国，他们能够左右DAX指数公司德国证券交易公司(Deutsche B?rsen)，令甚至像戴姆勒(Daimler)这样的世界著名公司都公开担心，会被敌意收购。
拥有百年历史的世界著名银行雷曼兄弟 (Lehman Brothers)的倒台，使这艘历史性的金融冒险之船出现了不可弥补的漏洞。同时，也拉开了世界资本毁灭的序幕。尽管美国政府通过了高达七千亿美元的救助计划，然而，这一数字比起银行和其它金融机构资本折旧数额宛如杯水车薪。按照世界货币基金组织数月前的估计，在这场金融危机中资本折旧的金额将高达十万多亿美元。而按高盛银行(Goldman Sachs)更近期的估计，这一数字甚至高达十七万亿美元。
十万和十七万亿美元的区别具体意味着什么，已经超过了许多人的想象。但是人们能够看到的是，世界上最大的保险公司美国国际保险公司(AIG)，美国著名的不动产信贷机构房地美 (Freddie Mac)和房尼美(Fannie Mae)都因为濒临破产，只好接受政府控股抢救。赫赫有名的美林银行(Merill Lynch)为了生存也只好出卖自身，屈就在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a)的名下。甚至连美国的旗舰银行花旗银行也多亏美国政府的紧急抢救行动，为其注射资本两百亿美元， 提供债务担保三千亿美元，才免遭破产的命运。尽管如此，其前途依然未卜。伤筋动骨的结构改革势在必行。最近，花旗银行宣布将裁员将近六万名员工。
从美国诞生的金融危机已经早已蔓延到了世界各地。德国的IKB银行，巴伐利亚州际银行(Bayern LB) 和房地产信贷银行 (Hypo Real Estate)等等或是被迫卖掉，或是靠国家的高额信贷担保和资本注射才得以为生。
作为经济形势和发展的晴雨表，2008年世界各地的股市发展都以不言自明的曲线记录下了这一历史性的金融危机和其巨大的资本毁灭效应。
世界上所有的股市恐怕都将带着损失结束2008年。美国和德国的重要股票指数道琼斯(Dow Jones)和DAX都分别跌落了约40％左右。而中国的股票指数上海加权指数 (Shanghai Composite)更是从年初的5261点跌到了2000点左右，相当于60％多的跌幅。各国政府和中央银行的救市的措施最终都显得软弱无力，毫无持久效应。而一个又一个救助计划的公布和通过，常常像一针强心剂，使股市短暂地上扬一下，接下来又跌入更低的深谷。
无数的投资者都遭受了深重的损失。不过，最突出的例子恐怕是德国的大富豪之一麦克勒(Merckle)先生的投资失误。这位拥有十万名员工的老板在大众汽车公司股票上的投资失误，蒙受损失据说高达十亿欧元。由于在短时间内找不到银行向其提供贷款，他很可能会被迫卖掉一家心爱的企业。无独有偶，多家投资基金公司同样在大众汽车股票上的投资失手，损失几十亿欧元。这两家例子再次表明，股市上没有百分之百的可预测性。
当经济和金融专家们还在分析预测美国或者欧洲是否会出现经济萧条的时候，经济萧条早已悄悄的到来了。仅仅11月份一个月，美国就有53万多人失去了工作，创造了美国三十四年来一个月内失业人数最高的纪录。而曾经是传奇般的美国三大汽车公司(Big Three)的总裁们截止12月5日还在向美国议会叩头，申请340亿美元的紧急资本注射。通用汽车公司(General Motors)和克莱斯勒汽车公司(Chrysler)的总裁们警告说，如果不能得到政府的资本救助，他们在2008年底之前将被迫宣布失去还债能力。
而英国伦敦这个欧洲最重要的金融重镇，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一座半空的都城。千万名曾经得意的银行和投资专家们都在很短的时间内失去工作，只好在其他的行业寻找就业机会。英国中央银行在短时间内连续四次降息，一次甚至降低了150个点，新写了英国央行的降息历史。同样，欧洲中央银行连续三次降息，而且也走出了历史性的一步，一次降息75个百分点。出口作为德国经济发展迄今为止的重要动力，也大幅度地消减。德国工业的重要支柱汽车工业正在面临着严重的销售危机。11月份大众汽车公司在美国的销售下跌了近20％，而保诗杰的销售额更是下跌了50％。越来越多的企业都被迫连续几周停止生产，办公人员停止办公。一家又一家的中小企业宣布失去还债能力。
企业对经济现状的评价降低到了十五年来的最低水平。
中国显然还不能代替美国来独立支持世界经济。事实上，中国受这场全球性的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影响丝毫不小于欧洲。世界银行以及合作与经济开发组织(OECD)预测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2009年将减缓到7,5％，为199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尽管中国政府宣布了高达4600亿欧元的扶持经济计划，但其效果究竟如何，还尚未可知。位于广东东莞的许多以出口为主的中小企业，由于来自美国和欧洲国家的订单剧烈下降，接二连三地被迫关厂。而东莞仅仅是这类企业的一个缩影。
新的经济形势的变化也直接影响了各种货币之间的比价。对比2008年的汇率发展，在欧元，美元和人民币中，欧元贬值得最厉害。兑换人民币，它的价格从年初10,7316元下跌了19％左右到12月初的8,7150，与美元相比，它的价格跌落了近14％，从年初的1,4692美元到12月初的1,2665美元。虽然美元对人民币同样贬值，但其幅度仅接近6％。这样看来，欧元对人民币的贬值程度基本上等于它对美元贬值和美元兑人民币贬值的合成效应。
毫无疑问，在一定程度上人民币在过去的升值是由于来自美国的压力。已经有迹象表明，中国未来在扶持经济的过程中也会把汇率作为一个重要的手段来调控。也就是说，中国政府有可能会人为地让人民币贬值。中国的出口目前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人民币的贬值会增加中国出口产品的价格竞争力，但也会增加同美国以及其它工业国家的摩擦。
2009年通过经济低谷
尽管德国和整个世界正在面临着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但这场危机的低谷还远远没有达到。2008年德国的失业人数连续地下降的趋势至今还没有被打断，失业人数和失业率连续下降。11月份失业人数再次减少，降低到299万，失业率相当于7,1％，达到了十六年来的最低水平。
然而，专家们普遍认为，这个趋势很快将会被扭转。失业人数和失业率将会不断增加。德国汽车协会预计2009年德国国内汽车销售量仅为290万辆，为两德统一以来最低水平。数万个工作位置将因此受到威胁。宝马汽车公司的工厂在圣诞节期间将连续五个星期停止生产。戴姆勒汽车公司也将从明年开始大规模缩减工作时间。另一方面，最新的企业调查表明，40％的德国企业都抱怨从银行得到贷款越来越难。企业的投资计划不光会因此被放弃或者推迟，整个宏观大环境更使企业投资谨慎和缓慢。虽然各国政府都出台了各种各样的扶持经济计划，中央银行也纷纷降息，但所有这些措施要发挥出作用，都需要时间。而连续不断的企业裁员的消息更使雇员们担心失业的危险，而抑制消费。失去出口和国内消费这两个经济发展的动力，经济发展必将会进一步滑坡。
专家们对未来的经济发展期望跌落到许多年以来的最低点。与此同时，而德国消费者对未来经济发展的悲观心里也达到了十七年来的最低水平。
2008年德国的经济增长预计为1,6％左右。按照德国联邦银行(Deutsche Bundesbank)以及OECD的最新经济预测，2009年德国国内生产总值将至少衰退0,9％左右，而德意志银行的首席经济专家瓦尔特(Walter)先生甚至不排除2009年德国经济会衰退4％！德国商业银行和Bank Unicredit的专家们都认为德国目前正在经历着二战后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之一。尽管与此，德国总理梅克尔(Merkel)还迟迟不决，不肯采取果断措施，制定和通过更大规模的经济复兴计划。 尽管要求减税的呼声来自各界和各个党派，她还是持观望态度。各种迹象显示，德国经济在2009年将走向这场危机的低谷。
另一方面，世界各国政府协同抗争这场历史性危机的决心显而易见。从美国到欧共体，从中国到德国，每家政府都时刻准备着，必要时采取更果断更有效的办法来刺激经济。各国的中央银行的携手降息行动，以及不寻常的大幅度降息，都顽强地鼓励着人们的信心。2009年的下半年开始，各种各样的金融手段将开始显示效果。
这期间，世界原材料价格发生了大幅度的下跌。原油的价格从2008年初的每桶100美元跌倒了略高于40美元一桶，达到了四年来的最低水平。钢铁价格也从其今年的高位值跌落了一半还多。随着经济发展的萎缩，这种趋势还会得到进一步加强。
此外，在这场危机开始时，德国企业大都处在十分健康的状况。虽然企业经济形势红火，但这完全依靠其生产高效率和产品技术创新而拥有的高度竞争力。企业并没有出现人员浮肿和高成本低效率的状况。
德国联邦银行也同样期望德国将在2009年走出低谷，预测德国2010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将达到1％。
所有这一切，都使人们有理由相信，德国的经济同样会在2009年走出低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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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冲突根源试析
区言
欧盟轮值主席、法国总统萨科齐在11月14日 出席20国集团金融峰会前夕，宣布将于12月6日在波兰出席波兰前总统瓦文萨获诺贝尔奖25周年庆祝活动期间会晤达赖喇嘛。该消息引起了中国政府的强烈抗议，导致12月初第11届中欧和中法高层会谈搁浅。11月28日中国对一名给台湾“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提供情报的原旅居德国和奥地利的中国公民沃维汉执行死刑，引起欧盟的抗议。由于沃维汉的两个女儿已是奥国人，奥地利全国的反应更是强烈。中欧关系自去年9月德国默克尔总理接见达赖喇嘛以及今年4月奥运火炬在欧洲传递发生的干扰事件再次出现裂痕。
对中国政府来说，西藏问题和中国司法的处理方式都属于中国主权的内政，绝不容任何国家指手画脚，横加干涉。达赖喇嘛上世纪50年代曾搞独立，失败后逃到国外。当年血气方刚、阅历未丰的年轻宗教领袖，在国外流浪了几十年后，世面见多了，对宗教和政治便也有了新的理解和不同的看法。近30年来，达赖本人的立场已从要求独立转向要求自治，并公开宣称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他以此新的立场派代表同中国政府进行过8轮谈判，却没取得任何结果。在中国政府眼里，叛变集团就是叛变集团，谈可以谈，但得听从政府如何给你达赖喇嘛在祖国安排个归宿。看来，谈判要有个结果，就得看达赖喇嘛是否愿意当现代《水浒》里的宋江了。至于中国司法如何判处和执行极刑，中国政府发言人认为这是中国的内政，中国司法机关无需看外人眼色行事。
对欧盟来说，人权是自18世纪法国大革命以来被视为人类最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其之重要性已成为任何想加入欧盟的国家必须首先认同的最主要价值观。所以不管在欧盟境内境外，凡有人权受到侵犯或威胁的事件存在，欧盟朝野都会发出批判或抗议的声音。举两例。
2001年奥地利人民党与具有极右派特征的自由党组成联合政府。由于后者的一些言论具有歧视外国人倾向，欧盟其他国家便对自由党加入奥地利的联合政府表示抗议并强烈反对。照理说，奥地利选举后其政党之间如何组成联合政府是奥地利国家的内政，其他国家没有干预的道理。但欧盟担心居住在奥地利的外国人的人权会遭受侵犯，因而在阻止极右党参与执政未果的情况下，当时所有其他欧盟14个成员国决定中断与奥地利政府高层官员的外交往来，并委任三位资深观察员观察奥地利新联合政府有没有采取歧视外国人的行动达半年多之久，直至确认不存在歧视才取消了中断外交往来的制裁措施。
第二例是2005年底前奥地利裔好莱坞电影明星和现任美国加州州长施瓦辛格不愿宽赦一名美国犯人的死罪，让其死刑得以执行，引起欧盟和奥地利全国的抗议。死刑执行后，施瓦辛格的故乡格拉茨市曾考虑要取消1999年颁给施瓦辛格的荣誉市民称号。施瓦辛格为了不让保不保留它的荣誉居民这事引起过多争论，就主动把荣誉市民戒指寄回给格拉茨市。他没有指责奥地利老乡们多管闲事，干涉美国加州的内政，而是平心气和地对他不愿推翻法院作出的判决作了解释。（后来施瓦辛格顶着自己本党领袖布什总统所施行的反环保政策在加州反其道而行之才又赢回大多数奥地利人对他的尊重。）
两起事件都是人权与内政发生矛盾引起摩擦的事件。但由于摩擦双方都能理智地自我克制，没采取过激反应，所以摩擦并没导致严重不可收拾的后果。有意思的是，人们看到，凡能把人权和内政这对看似互不相容的矛盾辩证地妥善处理国家，都能在人权的“干扰”声下使自己本国的内政朝更文明的方向发展。
东西方的冲突究其原因跟东西方政治和文化发展的相异很有关系。这种相异体现在多方面。譬如西方人所称的“civil courage” ，翻译成中文叫“公民勇气”。这个概念在西方社会已使用了一百多年，西方人人基本都知道是什么意思。中文的翻译不做些注解，就很难透彻理解它的含义。“勇气”指在危险、挑战或困难面前有胆量，这不难理解。但“公民勇气”与普通勇气有何区别呢？这就需要对“公民”的概念做些注解。“公民”在普通人的理解里就是持有某国国籍的国民，享有选举和被选举权及法定的各项福利等。至于公民对社会所应尽的责任却容易被忽视。公民责任包括必须承当和自愿、非必须承当的两类责任。前者指爱自己的国家、遵守法律、纳税、必要时服兵役、出庭作证及任公职者所应尽之责等——即所谓的义务；后者指监管政府、了解国家大事、维护共和国的各种职能、接受国家委任之职、参与或支持各种有利于公民社会健康发展的活动、尊重即使自己不赞同的见解主张、行使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力、维护公民道德和社会公德等。“公民勇气”就是指一个公民即使明知履行公民责任会有风险或对自己不利也不应该放弃的勇气。譬如一个公民见到一个窃贼抢了一个老太的挎包，是明哲保身地袖手旁观，还是挺身而出，呼唤大家一起去抓贼。选择后一种表现需冒与窃贼搏斗的风险，但也恰恰是一个健康的共和国所需要的“公民勇气”。
西方的共和国历史较悠久，所以西方公民的公民意识比较强，“公民勇气”的能见度也比较高。其实，早在2000多年前春秋时期，中国的大贤人老子就对“公民勇气”有过言简意赅的论述。《道德经》第73章曰：“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此两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恶，孰知其故？是以圣人犹难之。”看！圣人对“公民勇气”行为犹觉得很难做到，何况一个子民呢？但在下一章老子提出了一个倡导“公民勇气”的办法：“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意思就是说，那些敢让公民“常畏死”的人就得抓起来杀掉，看还有没有畏死的人。这与德国、法国、巴西等国对公民在自家范围目击犯罪行为而不报案须处罪的法律有异曲同工之处。
西方人为捍卫人权而觉得有必要表现出他们“公民勇气”的例子可以说多得举不胜举。施瓦辛格了解欧洲人的“公民勇气”，所以没有与之对着干，通过迂回搞环保他又赢回欧洲人对他的尊重。不过，欧洲也有些人已意识到“公民勇气”与“恨达赖喇嘛情结”对着干于事无补。但“公民勇气”应该如何以更妥当的形式出现？“恨达赖喇嘛情结”应该如何与时俱进地有所缓解？这些都是探索中欧之间避免发生冲突须思考的问题。
也许，老子在第73章的后半段话值得参考：“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应而善应，不召而自来，繟然而善谋。天网恢恢，疏而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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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律师张思之荣获2008年佩特拉·凯利奖
小明
2008年11月，著名的中国人权辩护律师张思之先生荣获德国海因利希·伯尔基金会的佩特拉·凯利奖。海因利希·伯尔基金会周一在柏林宣布，授予张思之这一大奖是为了表彰他“为在中国保障人权和建设法制国家及律师制度做出的杰出贡献”。八十年代初期以来，张思之为无数批评政府的人士、其中包括政治异议人士魏京生和王军涛做辩护。魏京生通过大字报传播民主要求，社会学家王军涛1989年曾为在天安门广场上抗争的大学生提供咨询。
在中国法学界，81岁的张思之被视为“律师的良知”。海因利希·伯尔基金会称赞他为年轻律师的成长以及为中国的独立司法做出的努力。海因利希·伯尔基金会每两年颁发一次佩特拉·凯利奖，奖励为人权、环保和社会公正做出贡献的人。这项以绿党创始人佩特拉·凯利女士命名的奖金总额为一万欧元。德国之声记者采访张律师的时候，谈到中德之间的法治国对话问题。张律师表示对该对话的详情不甚了解。实际上这一情况刚好说明这种对话存在严重问题。两国的对话内容对于民众和两国的法律界都信息不透明，实在是匪夷所思。全德学联代表曾经走访过德国司法部，当面批评德国一方对中国存在“政法委员会”掌控一切判决的情况都不了解，说明中方长期欺骗德方，给自己脸上贴金。全德学联将把批评的情况通过张思之律师告知国内法律界，提升两国法治国对话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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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将成为弘扬人权的多媒体声音
德国之声电台台长贝特曼宣布对德国之声重新定位
周雯
围绕德国之声中文部的争论一直在继续。根据2005年德国议会通过的德国之声法，德国之声广播电台同时受到德国之声监事会Rundfunkrat和德国议会的双重监督。在德国异议人士、联邦作者圈、魏京生和国内异议人士的指责下，德国之声决定将今年播出和德国之声网站上的一万篇中文文章译成德语，这期间已经将几十篇德国之声中文部的文章分今年发生的五大事件为专题译成德语接受监督。这五个专题是：中国人大会，西藏事件，四川地震，奥运火炬接力，奥运会。
11月17日，德国之声监事会下属的听众委员会H?rerrat举行会议，就德国之声中文部的问题举行讨论。讨论中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德国之声中文部节目存在技术问题，但还没有意识形态问题。据此，德国之声台长贝特曼在次日一再重申，且被德国各大媒体写作大标题：“德国之声中文部不是中共的海外办事处”（明镜周刊），“德国之声中文部不是中共的传声筒”（德国广播电台DLF），“德国之声中文部不是中共在海外延伸的手”（法兰克福汇报）。“这次事件不是一个丑闻，而是一个呼吁”（科隆城市报）。德国之声中文部还是保证了声音的多元化。但他在德国的十几家媒体上坦承，德国之声中文部确实存在新闻性的和语言上的问题，“要进一步提高质量和人员培训，加强对每篇稿件迄今两个人、甚至以后增加到三个人的审稿监督”。“德国之声是德国的人权之声，这次事件对德国之声的这一任务确实带来了很大的声誉损伤”。
在谈到德国之声一些编辑的父母是中共使馆官员的问题上，贝特曼表示：“仅仅因为她的父亲是使馆官员还不能因此而对她产生负面影响，尤其是，如果她在1989年发生的天安门残酷镇压抗议后，她还反叛了中共。”
谈到张丹红在德国媒体上表述“中共是世界上所有政治团体中对人权促进贡献最大”的问题上，贝特曼认为：“她这样的表述是不对的，所以我立即决定她在谈清这个问题之前，不得再去播音，而且不能再到公众媒体上去。我还去确认了，她的这种说法是否也在我们德国之声的节目中也出现过，应当没有，至少在抗议信中还没有人提到过。人们对她的这一指责是正确的，她已向我表示，她做错了。但这已经损伤了我对她的信任，所以我把她副主任职位给取缔了。现在又可以重新建立信任”（法兰克福汇报）。
11月27-28日，在柏林召开了德国之声监事会的会议，就德国之声中文部问题进行讨论，得出基本与上述听众委员会相似的结论。刚好在这几天魏京生先生也同时在柏林拜访德国议会，德国记者马上将这消息告诉了德国之声台长贝特曼，问他是否有意愿与魏京生会面，记者没有得到明确回答，但会后德国外交部的人权特使诺克先生向记者表示，他见到贝特曼后也问及此事，贝特曼明确表示很愿意与魏京生面谈。几天后，德国之声电台正式向魏京生基金会发出邀请，希望在12月18日下午召开德国议会听证会之前，贝特曼能先与魏京生面谈一次。但因为日程安排原因，魏京生婉言谢绝了。
德国之声监事会会议结束后，德国之声自己的德语网站上马上报道了贝特曼记者招待会，重点报道贝特曼对德国之声的重新定位：
2008年12月1日的柏林记者招待会上，德国外语电台台长贝特曼作出宣布：德国之声将定位在全世界“（弘扬）人权的多媒体声音”，德国之声监事会主席施密特说，监事会在首次咨询中，一致首肯了“德国外语广播的这一发展和前瞻性——德国之声2010”。
德国之声台长说：德国之声的最重要任务是，“在一个布满冲突的对话声音中，保障德国之声在国际上的德国媒体代表”。作为依靠纳税人钱资助的媒体，电台要弘扬德国作为欧洲文化中成长起来的民族所具有的价值观和前景展望——这里尤其是人权、自由和民主的发展。此外，德国之声发展合作，如促进民主，民族建立，优秀政府和保护自然资源。为此，它将成为“德国对外关系的重要因素”。在未来几年中，德国之声最重要的电子媒体将促进德国的语言和文化。贝特曼说：“德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对外媒体代表。我们需要一个政治的意愿表达，德国的媒体“名片”在世界上长久地加强。这里包括，德国之声在德国公法电台系统还要加强。
12月18日下午3点半，德国议会的外交委员会、人权委员会、文化委员会和内政委员会将共同举行听证会，特别邀请了德国异议人士议会申诉案代表、“联邦作者圈”公开信代表、德国部分汉学家与政治家公开信代表和魏京生共四方人士前来听证，同时邀请德国之声台长贝特曼与会。而这期间，德国议会中就德国之声中文部问题各党派也形成了两大阵营，各方人士都在积极行动。看来，德国议会中的一场激战将要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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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尘仆仆的柏林之旅
—— 魏京生拜访德国议会
程风
2008年11月底欧洲已经转寒，魏京生风尘仆仆地从美国来到德国首都柏林。因为是临时决定，他在德国的朋友匆匆与德国议会各党派联系，在两天居然就获得了政治家们的热情确认。在柏林的三天行程中，魏先生分别拜访了德国议会各党派的五位议员和外交部，就德国对华政策和德国之声广播电台事件，与政治家们举行了磋谈。
11月26日中午，德国政府的人权专员冈特·诺克先生(Günter Nooke)在外交部内的国际餐厅与魏京生共进午餐，陪同的还有诺克先生的秘书阿斯童博士(Jurij Aston)。诺克先生代表德国政府参加中德人权对话，刚从中国回来。他本人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就在东德参加过民主运动，所以见到魏先生如故友相逢。他告诉魏京生，在1989年北京发生“六·四”血案时，他还写了抗议信要求发给中国政府，可惜被东德政府截留。会谈中，魏京生介绍了中国内部社会矛盾的尖锐，金融危机更加速了社会危机的爆发，同时也介绍了欧美各国对华政策的变化，希望德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继续保持对中国政府的压力。
诺克先生同时是德国之声广播电台监事会17位成员之一，所以魏京生向他介绍了近年来中共收买海外华文媒体、渗透西方主流媒体的情况，还介绍了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在人员管理上防止中共渗透的措施，中共对海外媒体的渗透，已经不亚于其对西方外交、军事领域的渗透。诺克先生非常有兴趣地倾听着魏京生的叙述，作为当年东德反对党成员，对共产党的渗透活动，他十分熟悉。他表示，他一定会将魏先生的意见带到次日柏林召开的德国之声监事会的讨论会上，不希望德国之声中文部成为中共在海外的传媒。
26日下午，魏京生拜访了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外交政策发言人埃卡德·冯·克拉埃顿先生(Eckart von Klaeden)，同时在座的有他的资深外交政策顾问亨利·克莱夫特博士(Heinrich Kreft)。议员克拉埃顿先生于2007年11月代表基民盟主持撰写和发布的“亚洲外交政策新战略”一文，成为该党和德国政府的亚洲政策大纲，报告中提出的价值观外交的新概念，即德国要与亚洲的民主国家加强政治与经济交往的政策，外交与人权结合，该文震动了中国政府。
魏京生首先感谢基民盟主席梅尔克出任总理后，在对华政策上作出了一系列调整，尤其将促进中国民主与人权看作自己的一份责任，而不再像其前任总理、社会民主党的施律德那样推行赤裸裸的利益外交。魏先生与克拉埃顿共同探讨了即将上任的美国总统奥巴马的中国政策，交换了他们各自所感受到的美国对华政策的可能动向。魏京生还谈到了在目前的金融危机下，中国和世界政治与经济可能发生的变化。当魏京生介绍中国政府的金融救市、尤其是中国政府可能还掌握的外汇储备时，克拉埃顿先生笑着说，与他估算的基本相符。
在谈到德国之声中文部直接或间接地负面评论梅尔克总理及其外交政策时，克拉埃顿先生表示，一定要亲自过问此事，并请求魏京生的朋友能帮忙收集相关文章直接交给克莱夫特博士。克拉埃顿先生表示，维护梅尔克总理的国际形象和价值外交是他不可推卸的职责。
27日上午，魏京生拜访了自由民主党议员克利斯朵夫·魏茨(Christoph Waitz)。魏先生回顾了当年与自民党老主席兰勃斯道夫伯爵的许多交往，感谢自由民主党对西藏问题和中国民主运动的关注。自由民主党很关心德国企业在中国的情况，希望加强中国国内的法制以保障德国企业的在华利益。魏茨先生表示，尽管德中贸易交流总是赤字，但从自由民主党倡导自由经济和自由贸易的基本理念出发，他不赞同德国和中国双方采取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魏先生则表示，美国将上任的总统奥巴马提出的对华经济政策非常值得自由民主党借鉴，即德中双方都应当排除贸易障碍，尤其是排除中国方面由于官僚、腐败和行政干预所造成的各种不利于中德经贸交流的障碍，这对两国人民和企业界的经济发展都有利。魏茨先生也非常关心在金融危机下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德资企业在中国的出路，双方就金融危机下的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交换了各自的观察和分析。
会谈时间已经大大超过了预定的时间，直到离议会投票只有十分钟了，秘书进门要议员赶快结束会谈。魏茨先生拿出他的投票牌笑着对魏京生说，非常高兴有这样一次开诚布公的交流，他的投票牌都已经事先放在口袋里，但现在却要跑步赶去议会大厦参加投票了。
告别魏茨办公室后，魏京生又与社会民主党议员约翰内斯·弗鲁克(Johannes Pflug)的办公室主任于尔根·洛伦茨(Jürgen Lorenz)在菩提树下大街的一家特殊餐馆喝咖啡。非常巧的是，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和前内政部长席利两人刚好也坐在邻座的餐桌上。施罗德向这边看了几次，但魏京生不想与他打招呼。
议员弗鲁克是德国议会中国组的组长，魏京生与洛伦茨谈论的主题当然也就是德国的对华政策。魏京生开玩笑地说，与办公室主任谈话可能作用更大，因为许多政治家的决策其实背后都是秘书们帮着做出的。洛伦茨说，确实经常如此，但也不尽然。他劝弗鲁克放弃明年二月再赴巴基斯坦，但议员一定要去，说这是他的决定。
弗鲁克在议会中负责世界危机地区的调停，在亚洲地区的巴基斯坦、北朝鲜和缅甸等都是麻烦地区，所以议员希望能得到中国的协助。但魏先生却说，他经常劝各国的政治家们在解决危机地区纷争时最好不要去找中国，如果把中国政府拉入谈判圈，则这个地区就永远不会得到安宁，北朝鲜、缅甸、巴基斯坦的危机就是例子。中国政府的谋略就是希望巴基斯坦的两股力量互相冲突，最终双方都依赖于中国政府。西方国家前来调停，又得向中国政府支付条件，这种冲突就成了中共手中的一张牌，所以西方联盟应该探索一条摆脱中共所控制的联合国的解决冲突的模式。魏先生认为，从科索沃战争以来，这一新的模式正在形成之中，虽然并不顺利。
27日傍晚，魏京生拜访基民盟议员斯特凡·埃瑟尔博士(Stephan Eisel)，他是上世纪80年代科尔当政时的总理办公室副主任，常年担任阿德纳基金会一个部门负责人，并长期参加国际大赦组织的活动。埃瑟尔非常热情，魏京生一进门就问是否可以与他一起照张像，并问能不能公开发表，魏京生欣然同意。埃瑟尔秘书马上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相机。埃瑟尔说，他已经阅读了魏京生的履历，非常感人。“我们生活在民主国家的人都不会珍惜自由，只有看到专制国家人们的痛苦，才会想到自由的宝贵，我们要为专制国家的人民获得自由尽一份心”。他说，三年前他曾去过中国，惊叹北京的豪华。但当他们驱车赴边远地区时，居然不让他下车，全程有“陪同”。但他们透过车窗看到农民的破草房，实在是惨不忍睹。所以他去中国大学的演讲题目就打算定在“批判马克思主义”，结果同往的三位德国教授马上劝他，在中国批判马克思主义是不礼貌的。
埃瑟尔博士说，当他一听到德国之声事件后就非常关心，不仅召见德国之声台长，而且亲自与张丹红谈了45分钟，他要仔细研究这一事件。魏京生向他介绍了他在美国议会谈论美国之音与自由亚洲电台的情况。美国议会主席波洛西每次与他交谈后都要再三叮嘱他，帮助美国议会监督这两个美国电台的质量。尽管如此监督还问题不断。埃瑟尔博士还表示，他就是德国之声所在地波恩的议员，他年底时要亲自去德国之声电台，与所有的中文部编辑座谈。同时，他立即决定组织德国议会与在异议人士的正式会谈。埃瑟尔博士当场翻日历，初定在12月17日举行议员与中国异议人士的政治餐会（后因异议人士的时间安排有冲突才改到18日，并扩大到四个委员会），立即让秘书与德国的中国异议人士电话联系，同时通知与此案有关的各党派议员，包括德国之声台长。告别时埃瑟尔博士再三表示，以后德国异议人士有什么事情，不用任何外交礼节，随时与他联系。
28日上午是议会拜访的最后一站，拜访的是绿党议员、议会外交委员会的乌西·爱特博士(Uschi Aid)，就在议会大厦的咖啡厅里。爱特女士几乎是绿党第一代政治家中仅存的现任政治家，上届红绿党执政时期任经济发展部副部长，同时担任联合国一个委员会的副主席。她非常高兴地与魏京生交谈，她说，她所关心的一个是环境保护，一个是人权，而且去过中国几次。中国现在飞船都能上天了，还需要我们什么经济援助？她去看了那些贫困地区的企业生产，尤其那些火力发电厂，对环境的污染程度简直不可想象。环境污染首先受害者当然是中国人自己，但污染最后毁坏的是整个地球，整个人类都深受其害。所以在她任内，她还是拨出巨资改善中国那些贫困地区的火力发电厂技术，使那些发电厂能多发点电，少产生一些污染。魏京生则谈到，在这样一个专制的社会中，官商结合，既没有法制，更没有道德，为了暴利根本不顾普通老百姓的生存，所以专制体制是中国一切灾难的祸根。
在谈到德国之声问题时，魏京生说，国内民众要收听的是海外自由的声音，而不是与中共广播电台唱一个调子的电台。爱特女士介绍了议会外交委员会和文化委员会对这一问题讨论的进展。她也谈到，现在议会各党派都对德国之声的现状不满，只有社会民主党在那里想含糊过关。那天与德国之声台长约谈时，那些从来不关心文化政治的社民党议员莫名其妙地都来旁听，也不说话，搞得她都感到很奇怪。当然，德国之声台长是社民党的，据说一位德国之声中文部的编辑的丈夫也是社民党的，签署那封公开信的德国政治家基本也都是社民党的。她笑着说，她要在社民党中去寻找“同盟者”，作为议员，她要在议会中为中国异议人士们游说。
匆匆三天的行程就这么过去了，这期间魏京生还接受了法兰克福汇报、明镜周刊和德国广播电台的专题采访。28日下午，魏京生先生飞往米兰，参加那里举行的三天活动。然后他将途经巴黎飞往布拉格。出席完12月16日欧洲议会为胡佳颁奖仪式后，他将再度赴德参加德国议会的听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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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总统烟缘尽矣
胡祖庶
奥巴马在步入青春期间，一度曾感到十分彷徨失落。他虽然是黑白混血儿，但毕竟他的肤色呈黑，一幅黑人样子，在学校里饱受同学们的白眼歧视。他的外祖父母用心良苦，让奥巴马以贝利Barry代替巴拉克Barack作为名，这样叫起来和听起来较像白人名字。但也没用。黑就是黑，叫“白”、抹“白”、穿“白”还是黑。他的外祖母虽然对他疼爱有加，但有时忍不住在他面前说起她在街上碰到黑人感到害怕之事，颇伤孩子的心。奥巴马做白人不成，做黑人天公对他又太不公平，使他陷入一场认同危机。何去何从？他感到苦恼之极。于是，他像当时社会的一些青年一样，在感到失落之际寻找麻醉品来麻醉自己，抽起香烟大烟，以求解脱烦恼。
但他毕竟是个聪慧绝顶的人，知道麻醉品解决不了他的问题。经过一阵内心冲突，知道他的黑人面貌这个事实是改变不了的，决定面对现实做一个堂堂正正的黑人好汉。于是，他恢复使用自己的原名巴拉克，刻苦用功，完成大学学业。毕业后他在纽约短暂工作了约两年，然后到芝加哥选择从事社区组织工作，献身于改善低收入阶层、尤其是黑人的生活。由于他接触过麻醉品，使他染上了烟瘾，因此便与香烟结下不解之缘。
奥巴马在社会工作五年后又进哈佛大学进修法律，实习期间遇到校友同行米歇尔，对她一见钟情，一阵罗曼蒂克后两人便结为莲理，之后生有两女。虽各有职业，但都不忘尽父母之责，尽心抚育两女，堪称一个美满家庭。但米歇尔眼里的模范丈夫也不是毫无瑕疵，对丈夫抽烟一事一直不以为然，但也找不出什么好理由逼他戒掉。
2007年初美国的下届总统竞选拉开序幕。奥巴马参议员面临作出参不参加总统竞选的抉择。在美国，政治家做出参选决定必须先过夫人关，夫人不同意就没戏唱了。众所周知。1995年共和党曾力挺声望颇高的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四星上将鲍威尔参加总统竞选，但他夫人出于安全考虑（怕他由于是黑人而容易被谋害）行使了否决权，鲍威尔只好屈尊在家陪老婆，等到2001年才出任性命风险系数较低的国务卿职位。奥巴马想参加总统竞选同样也得征得老婆大人的同意。
米歇尔知道丈夫正值中年，才华出众且精力充沛，绝没有意愿阻碍她夫婿努力上进的仕途，但意见和要求总得提一些。也许女人真有一种特殊的第六感，她们的灵感有时恰恰是一个男人走向成功之路最需要听从的意见。米歇尔一听丈夫想参加总统竞选，灵感一来，二话没说，提出的唯一条件就是要他从此戒烟。这个要求对一般人来说其实不高，但对一个染上烟瘾的烟民来说，要做到犹如登天一样难。奥巴马觉得反正他作为黑人要实现当总统的梦比登天还要难，干脆把“上青天揽日月”的难事全揽下来算了，所以毫无犹豫地表示愿意遵从夫人的“懿旨”。米歇尔见他答应得那么爽快，又补了一句，她要全美国人都来监督他是否真的戒烟。奥巴马只好认了。
米歇尔为何如此计较抽烟不抽烟之事呢？从前，在美国人眼里，抽烟是很“酷”、很有“品位”的事，也是表现身份和赶上时髦的事。当时香烟电视广告里一个牛仔骑着马潇洒地点一根“骆驼”烟抽着，多“酷”呀。好莱坞影星为了显“酷”，影片里也多少要穿插一些抽烟的镜头。一些政治领导人的偏好被视为“酷”更不用说了。二战运筹帷幄并挥笔写就诺贝尔文学奖作品的伟人丘吉尔首相一生嗜雪茄如命，他用以表示“V”字形的食指和中指中间只有在走进教堂时才不见夹有一根雪茄。中华人民共和国创始人毛泽东不管行军、开会或在窑洞里拟稿批文，也是烟不离手，唯有面对面地与他的非烟民对手蒋介石谈判时才不敢喷云吐雾。“上有好焉，下必胜焉”。这些榜样造就了一代代“好莱坞明星追梦者”、“小丘吉尔”和“小毛泽东”。君不见大陆人口的烟民比例（至少1/4人口）大大超过台湾的吗？
可是进入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人们的抽烟观开始改变了。调查显示，每年有280万人死于与抽烟有关的疾病。此外，肺癌病患者状告烟草公司的案件接连不断，成为轰动新闻；香烟广告大受限制；香烟包装也必须标有“吸烟有害”的提示。这样，抽烟折寿、抽烟是慢性自杀、抽烟污染环境等认识逐渐在人们的意识里生根。而且医学研究也发现，吸烟给周围人即被动吸烟者造成的健康危害大大地被忽视了。因此，一系列保护非吸烟者的措施相继问世。现在已很少人认为吸烟是“酷”了，人们根本不需要尼古丁的刺激也照样能取得伟大非凡的成就。吸烟者作为难以脱瘾的瘾君子所博得的不再是欣赏、而是同情的眼光了。米歇尔当然不能不为他们俩的女儿着想，但她更在意的是，她不希望看到丈夫若有幸当选总统的话，成为一位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里喷云吐雾的瘾君子。
奥巴马答应接受了妻子提出的条件后，确实真正去努力说到做到。但正如他那起伏跌宕、看似无望又看似有望的竞选过程一样，奥巴马的戒烟过程也反反复复，有进有退，但内情都不为外人所知。有老婆授命、公众代为监督，他在月月日日、朝夕四处奔波发表竞选演说和应付各种竞选危机的高度压力下，实在忍不住想抽根烟缓解压力，也只好找个别人看不见的小旮旯抽个两口。这一点他做得很成功，没被人发现过。只有一个记者说过，他有一次在奥巴马身上闻到一点烟味，但没找到证据。这使美国保守派的Fox电视台主持人吉布逊Gibson攻击他有一个见不得人的“肮脏的小秘密dirty little secret”。后来，奥巴马在美国《男人健康》杂志11月号的访谈中坦然表白，“在竞选过程中，我有几次破戒向人要过烟，但随即又重新戒掉。我个人认为，我目前参加总统竞选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调整过来。”他认为，他能给有志戒烟者的参考意见是：铲除几个关键的抽烟关联，如清早起身抽第一根烟、饭后一根烟或喝酒抽根烟的需要。他用于香烟的替代品是“尼科列特”Nicorette戒烟口香糖。另外，为了锻炼意志，不管多么繁忙，他坚持一周六天、每天至少有45分钟的运动锻炼；虽然他希望锻炼的时间能更长一些，但鉴于活动繁多，他却遗憾地觉得经常有必要让锻炼的需要屈服于睡眠的需要。
奥巴马获选后，他一家人的生活更是人们热衷议论的话题。他女儿搬到华盛顿后要上哪所学校、他答应让女儿在白宫养狗会选哪种狗来当“美国第一爱犬”、还有他用惯了的“黑莓”手机是否鉴于总统有安全保密的必要而不能再使用了——总之，奥巴马一成大名人，他的每个生活细节也跟着落入众目睽睽之下了。
现在，奥巴马戒烟到底是否真正成功，他自己没正式表态，所以引起各方猜测。非烟民族群当然希望他成功，给美国年轻人树立个好榜样。其他的意见则要求人们不应对奥巴马太过苛求，不应把他当着一个完全没有缺点的完人或超人来对待。美国两大报《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家就主张人们应该能体谅他，并指出正在戒烟的人在竞选中那种人们难以想象的压力下偶尔破戒向人求根烟抽是无可厚非的。《邮报》的金斯里M.Kinsley写道：“奥巴马表现出来的那种坚毅的从容不迫，是我们国家现在最重要的资产之一。如果他偶尔需要根烟来维持这种从容不迫，让我们递给他一个烟灰缸，帮他点燃烟，然后我们大家扭头望别处去吧。”
但两报的文章却引来了一片驳斥之声。许多戒烟过来人以身作则指出专栏作家的“非局中人有所不知”的认识错误。他们特别强调的是，戒烟人一旦以压力为借口再求助于烟，一切便会前功尽弃，而且还可能出现变本加厉的情况。他们认为，奥巴马难能可贵的是，他在竞选中提倡的“变革”首先是从自身做起——从一个烟民变为非烟民，给自己锻炼出一种非同寻常的坚强意志力，从而使他能冷静和从容地处理竞选中的各种问题，也鼓舞了人们相信“对，我们能进行变革” Change we can believe in。人们在竞选过程中看到的奥巴马是，他没有因为抽不了烟而显得紧张不安或作出各种错误的决定。相反，他处理各种竞选危机处理得十分镇定、十分得体，而且在电视辩论中他愈辩愈出色，在所有竞选者中脱颖而出，鹤立鸡群，从而最终让一个人们不相信黑人当得了美国总统的梦想成为现实。但到底奥巴马这些不凡的表现是否与他戒烟有关系，还有待科学家进一步分析研究。
有米歇尔“太上懿旨”的存在，人们相信奥巴马入主白宫后绝不会以口叼一根烟的形象出现在公众眼前。在目前这段美国总统交接的过渡期间，奥巴马组阁至今所显出的高效率、大度包容和任人唯贤的作风已赢得各方的喝彩。但美国的金融危机却愈演愈烈，即将卸任的布什政府又已威信全无，拿不出任何良策。美国人现在看到的是一个尴尬苦恼的状况：一位“肠胃装满计策”的候任总统焦虑地守在茅坑前，不敢又不能把另一位合法占着茅坑却又“患有便秘”的在任总统轰出来。这使一些美国评论家忍不住损之又损地讽刺布什，不叫他“跛脚鸭”lame duck总统而叫他“烹熟鹅”cooked goose总统了。他们担心“烹熟鹅”叫不出声来，情况会越来越糟。于是，有人建议美国国会有必要修改宪法，让新选出的戒烟总统提前从布什手里接过棒来。老布什的幕僚前国务卿贝克急得也顾不得布什父子会如何想，公开呼吁在过渡期间“烹熟鹅”和“戒烟鹰”组成危机临时联合政府，赶快想办法把美国经济引上复苏的轨道。
奥巴马自戒烟以来，所经历过的是竞选连番出现险情，国家接连不断地出现房贷、金融、老牌企业面临倒闭等各种危机。但任凭乌云滚滚，恶浪汹涌，他自巍然不动，镇定自若，没再寻求香烟之助，而是召集了一拨贤人集思广益以策应对危机。反观有些国家政府领导人，面对经济衰退的威胁，他们慌乱地以为只有重新放任经济行为才能促进经济发展，并且认为有必要暂缓或放弃推行限制企业污气排放的政策。奥巴马深知，全球气候的变化异常对人类生存已造成巨大的威胁。虽然美国在这次全球经济衰退的到来首当其冲，但他一点都没乱方寸，他决心减少污气排放和缓解气候异变的计划丝毫不变。就如他在竞选中声明的一样，他再次强调，在他所要采取的振兴美国经济各项措施中，拨出大量款项用于研究和促动使用“绿色”能源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项。
奥巴马烟缘断了，焉知非福？起码一个广义戒烟的美国总统，将使美国加入世界不让烟随便四处冒出的国家行列里来。而且，对众多有志戒烟者来说，奥巴马烟缘了断的经验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参考：一个开始戒烟的人要取得成功的话，可以为自己设定一个类似“美国梦”的目标，然后在努力去实现它的过程中，借助替代品把烟戒掉，并请太太或女友动员大众监督自己，看自己是否经得起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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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露技术情报
钱跃君
近年来，德国社会、尤其是德国工业界都在埋怨来自中国的非法复制甚至工业“间谍”，并因此引起了德国工业界对来自中国的留学生的戒备，自然多少造成这些留学生毕业后在德国工业界谋职的困难。《明镜》周刊发表了文章“黄色间谍”，许多在德华人提出抗议甚至起诉。其实只是从刑法角度向检察院提出对该杂志的犯罪检举，而没能从新闻法、即私法角度提出真正的起诉。50年代《明镜》周刊曾非法获取并披露了德国最机密的军事情报（北约在德安置核武器），最后都被法院判为无罪，甚至就因为德国国防部向《明镜》周刊提出了犯罪检举，成为政治丑闻，总理阿德纳、国防部长斯特劳斯双双下野。所以，旅德华人向《明镜》周刊就因为文章“黄色间谍”而提出刑法检举，被检察院驳回；接着起诉检察院（而不是《明镜》），又被各级法院驳回，早在预计之中。只是在群情激愤之际，笔者也不敢乱发言论而成为众矢之的。但激情过后还是应当回到理性，真正要维护留德学人的权利，就必须冷静思考这一事件的背景，“黄色间谍”只是在德国大气氛下的一个新闻产物而已。知己知彼才是维护自己权益的基础。
剽窃与假冒
要促使科技进步，就必须保障知识产权，否则哪个个人愿意投身大量时间、精力去从事研究？哪个企业愿意投资大量资金去搞新技术、新产品开发？一个电钻的开发，公司投入的开发资金都在150万-200万欧元，这些先期投资都要等产品上市后加入到销售价，5年左右才能收回开发成本。更何况许多新开发的产品由于种种原因还不一定能投入市场，这些投资也都要加入到该企业的其它产品价格中。如果哪家厂非法仿制，不仅省下了开发资金，而且因为成本低而可降低市场价格，还冲击了真正投资开发该产品的产品市场，成为对开发厂家的经济惩罚。微观经济上，这显然违背市场经济的平等原则；宏观经济上，这打击了整个社会的科技发展，影响到该国的税收、工作位置等。
德国司法部统计，德国由于别人剽窃或冒牌德国产品，给德国国民经济每年产生250亿欧元损失，损伤七万个工作位置。更为严重的是，有些食品、药品的仿制，仿制者没有真正的配方，于是假货、毒货遍布市场，直接影响到消费者的健康。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统计，在假冒药品中，60%是根本没有药效的胶囊，而16%为有毒物质。
在世界剽窃和假冒产品市场上，中国产品独居鳌首。据德国机械和装置协会VDMA统计，中国剽窃产品占全世界剽窃产品的71%，这不得不引起世界工业国家的重视。究其原因可能有三点：
一、法制：2001年中国进入WTO后接受了国际上的知识产权保护，产生了几乎非常现代的法律。但中国没有独立司法，司法受制于各级政治领导者，造成很多地方政府、法院、检察院事实上为一体，严重的腐败造成官商结合，所以受知识产权侵害的企业根本无法通过法律渠道来维护自己的权利，造成中国的知识产权法名存实亡。
二、传统文化：中国的文化传统本来就很少有知识保护——欧洲成文的知识产权历史也不长，但不成文的较长——儒家还就提倡学习别人，取长补短。而经过这几十年的传统文化破坏，社会道德堕落，唯利是图、笑贫不笑娼成为社会思潮的主流。所以社会上或企业中，谁能非法获得国外高技术，不仅没有犯罪感，还被人看作有能力；只要能发财，全社会都会羡慕他，这实际是对犯罪行为的鼓励。甚至还有人认为，接受国外的先进技术何罪之有，西方人使用火药和指南针是否也付给中国专利了？
三、工业结构：中国以往是典型的封闭式经济，因为政治原因而隔绝了与东、西方的所有交往。这就要求中国必须有完整的经济体系，尽管只维持在一个很低的水平上。随着经济开放，国外技术进入中国市场。因为中国以前完整的经济体系，即各行各业都具备了一定的技术基础，筹备了技术人才，所以能较快吸收国外新技术投入自己的产品。加上中国人的勤劳，于是国民生产的所有领域都一起起飞，假冒产品当然也跟着全面起飞，于是在数量上自然就占世界的71%。
四、国外企业看到中国市场与廉价劳动力，纷纷前来中国投资，自然带来了新技术。但新技术进入了一个几乎没有知识产权保护的国度，其被盗版的情况就必然的了。前些日德国软件的龙头企业SAP老总来德国议会诉苦，说中国将推出一个软件标签法，表面是保护软件不被盗版，实际是将非法盗版的软件再合法化，所以要德国议会与中国政府交涉。
违法行为
十年前就读到德国企业家协会传下的不少关于中国窃用西方技术的专文，提醒德国企业人员来华要当心。文中作了许多惊险的描述：中国几乎每个涉外旅馆的房间里都装有摄像机，中方经常会派一些年轻女子来勾引你下水……似乎中国窃用西方先进技术都是政府行为，只有政府才可能在每个旅馆里下令安装摄像头呀，装摄像头的时候怎么知道以后这里会有哪位洋人来入住？
其实我想，早期80年代的中国政府还真会投资钱财来买通留学人员收集国外经济情报，每月给两、三百欧元的补助，与德国经济界打交道，定时写点经济报告。但今日的中国政府可能不会这么做了，也没必要这么做。经济资料比比皆是，还用得到花钱去买吗？要政府投资的，可能是针对西方的国防工业，而不可能是民用工业。现在大规模窃用西方技术资料的其实都是各个企业的企业行为。这个企业生产哪种产品，就想通过种种渠道获得西方同类企业的资料。投资是这家企业，盈利也是这家企业，与政府何干？但正因为是企业行为，中国的企业这么多，遍布在各个工业领域，都想通过各种途径获得相应西方工业国家企业的资料以改进自己的产品，所以广度、规模就相当大，形成了一个新的市场。几年前中国政府逮捕了一位华人所谓透露中国情报，释放回美国后又被美国逮捕，说是泄露美国的技术情报，成了双重间谍。其实，这些人就在中、美双方收集资料，哪些资料能卖钱、能卖给谁就去卖，哪顾得上主人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如果阿拉伯人愿买，他也一样卖。)
其实，想获得其它企业资料的行为在西方工业国家也同样存在，只是没有这么严重，或不以这样露骨的犯罪形式，谁也不愿为自己工作的、但不属于自己的企业去坐牢。有一次专业会上与一位竞争企业的经理闲聊，我说，你们产品的技术情况我比你还熟悉，因为我为了开发，研究了主要竞争企业的同类产品。他听了一怔。过后通过掠头公司偷偷来找我，愿高价聘请我，这样，我们公司的所有最新技术不用“剽窃”，就合法地成为他们公司的技术了。当然被我拒绝了。
但今日的海外华人成为一种特殊群体，一方面不想回国而留在国外企业从事技术研究和开发，同时国内同类企业又这么需要这类技术。于是略微贪财一点的人，就利用回国探亲机会去赚点“外快”，而这种行为本身，严格说来就构成了“泄露技术情报”，因为你的许多“知识”本身就属于你所被雇佣企业的“知识产权”，更何况如果你还带去了一些书面资料甚至图纸。有些学生去企业实习，刚好认识国内同类企业的人。实习本来没挣几个钱，如果下载几张图纸卖给国内企业，不就可以顺便多赚几个钱？实习者哪能知道哪些图纸是技术上重要的，于是下载了许多图纸，这就更成为赤裸裸的“偷窃技术情报”。
有些“泄漏技术情报”甚至是无意的。在这里从事了这么多年的研究和开发，回国探亲时母校让你做几场专业报告，而且就希望你讲一些国外的最新技术，否则还有什么意义？你在报告中所讲的例子，能保证不是你企业的“最新技术”？留德学生中有许多专业协会，经常举办专业研讨会。一位朋友到专业协会去做一个报告，这之前他将报告内容和图像给企业的主管看了，问是否能讲？主管说问题不大。他在做报告时特地表示他今天的报告得到了企业的认可。主持人与下面听众大为惊奇，这还用请示？——那说明其他报告人都没有事先请示过，可见专业协会的讨论会也是一个“泄漏技术情报”的危险地带。有一次公司让我给一个代表团做个科研介绍，我口若悬河地一口气讲下去，公司技术部门负责人急得直暗示我可结束了。过后埋怨我：你怎么能把我们企业的最新技术都说了？！我说，我怎么知道哪些技术是先进的？我看都是最最基础的东西。过后就想，如果这批听众是中国人，我还真会惹上“泄漏技术情报”之嫌呢。
后 果
无论你是有意偷窃还是无意泄漏技术情报，都是犯罪行为。少则罚款，多则判刑。而且中国各个工业领域的发展急需各种技术信息，从而提供了这么大、这么诱人的市场，就很难免不少留学生会陷下去。德国警方设立了24小时的热线电话，一旦发现立即追查逮捕。即使你逃回国内，因为中、欧之间没有相应的警方合作关系，但你的姓名等资料已经进入数据库，且全欧洲通用，你这辈子都无法重返欧洲的任何一个国家了，这且不是更大的个人损失？
因为中国产品的剽窃量这么高，西方国家都盯着海外中国人。海外中国人又这么多，靠西方国家的警方也无法盯着一个个中国人。于是许多企业家协会纷纷写资料告诫下属的各个企业，希望各企业能自我防备，靠警察是不够了。达姆斯达特大学的法学教授R.Erd和企业经济教授M.Rebstock专门合作完成了一个科研题目：中国的产品与商标剽窃。科研报告中详细研究了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现状，尤其是德国企业如何在中国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免受侵害。可见，中国侵犯知识产权不仅是世界冠军，而且成为德国大学的科研项目。
在今日这个对中国非常敏感的时代，个别留学生在德国偷窃或泄露技术情报，就给普通留德学生造成了就业困难，至少被德国企业造成了许多偏见，对中国毕业生的录取都存有戒心。可以说，极个别留学生的偷窃技术情报行为造成了更多人的谋职困难。所以，我们留德学生不仅要抗议德国社会对中国留学生的偏见，更要痛恶那些真正偷窃技术情报的国人。偷窃不是爱国，在企业偷窃一张图纸与在商店偷窃一双鞋子是一样的可耻，就像父母绝对不会希望自己的孩子去偷窃邻居家的东西回来一样。
同时，要提高知识产权的法制意识，无论在德国还是在中国做专业报告，要时时提醒自己别为了介绍先进技术而无意之中泄漏了技术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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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饶人处且饶人
毛栗子
最初的时候，不过是一件小事，为了房屋的维修和维修费用无法与家人达成协议，M 先生来寻求帮助。
M 先生来自一个大家庭，父亲上世纪六十年代就来到德国，家里兄弟姐妹一大群，一半在意大利出生，一半在德国，老母过世，老父虽然年过八旬，又身患癌症，开刀后依然硬朗健在。M 先生家庭美满、事业有成，前些年自己置办了房产，乔迁之喜后，其兄弟租了他的旧居。那座房有着二百多年的历史，修修打打是经常的事情。而他的兄弟无心过问维修事宜，也无心承担维修费用，每一次都闹得不欢而散、不了了之，M先生无奈之下来找先生帮忙。我先生平常总自诩善于调解，所以并未放在心上。俗话说，活到老、学到老，为人调节纠纷好几十年的先生，这一次狠狠地被上了一课。
那天共同约见的大约有十位家庭成员，大家团团坐，刚一开始就有剑拔弩张的气氛，再加上老父亲不说德语，他们彼此争论时都操意大利语，那充满南欧色彩的语言，飞快、敏捷、热烈、情绪化，把室内的温度很快就烧到了沸点，结果是大家闷闷而来，恨恨而归，先生神情恍惚回到家中，方知山外青山天外天，从此不再轻易吹牛。
人家的公案我不便多叙，只告诉你闹到最后谁都不肯退一步，M先生成了众矢之的，与他的家人几乎反目为仇。一不做、二步休，冒天下之大不讳，他要求拍卖自己在父亲老屋中的那部分房产，一了百了那总是无法得到解决的问题。小镇上的人们为此议论纷纷，先生也觉得面上色暗。可人情归人情，公事归公事，事情该怎么进行仍旧怎么进行。只是在拍卖那天，他没有前往，我却因为好奇去当了旁听。房子最后没有落到陌生人手里，全家人自己想办法买了下来，免除了老父亲八十有余不得不迁居的危险。从此以后，M先生和他的父老兄弟们就完全如同陌人了。各自过各自的日子，互不干涉。M先生带着自己的妻儿老小住在自己的新家，眼不见、心不烦，少了众多的亲戚联络，倒也一身轻松。
天有不测风云，M先生的邻居去世了，丢下老太太一人独守大房，老太太就把楼上部分出租了，既能帮助家政，又能添点人气，何乐而不为。有一天我和老太太聊天，问她什么人要搬进来。老太太说，“你不知道？！就是M先生的姐姐啊！”我当时就傻了眼。M先生经过那场变故后，尽可能地避免不与亲戚们接触，现在可好，亲姐姐就要搬来，还将住得高高在上，他们家的活动都会一目了然地呈现在他姐姐眼前。我把消息汇报给先生，还一个劲地替他们感叹，要是没打到六亲不忍该有多好！几天后，也是凑巧，M太太从先生处得知了此消息，惊得立刻花容失色，说要搬来的姐姐不是一般的姐姐，而是母亲从小就恨不得把她嘴缝上的那个姐姐！这个碎嘴姐姐的到来，于M先生一家无疑是个晴天霹雳，我和先生都很同情，但却无奈。
姐姐虽是单身而来，可她有自己的孩子、孙子和一大家子亲戚们常来常往，而这些人同时也是M先生的亲戚，没打架之前都是常来常往，现在呢，恐怕都成了眼中钉，至少是万般无奈的眼中钉。尽管堵心，日子还是要继续过，倒是我总替人家惋惜，好好的一家人不会珍惜，何苦来呢！要是我的父母姐妹兄弟都在一起，肯定先就美得不醒人事，哪还能去打架呢？能和你作为一家人来世的，与你不是亲缘就是怨缘，无论亲怨，都是要维护的。维护好了，你享用终生；维护糟了，到死都是心病。人们总奢谈什么随其自然，岂知那随其自然也离不开勤耕善做之苦心。
天又有不测风云，继M先生邻居之后，老太太也病故了，老太太孩子要出售那座房子。M先生家一定心怀希望，新主人的到来，或许也意味着姐姐要搬走，我这样推测。看房的人来来往往，却始终没有结果。就在人们几乎不再谈论这件事时，房子被人突然买走，是谁即将进驻？是谁即将搬走？又是我最先得到消息，我在此地眼看就要成为地头蛇了。买房的不是别人，更不是外人，竟是M先生的另一个姐姐！而M先生这一次得知消息，又是通过我先生之口。他听后可以用中国的一句成语形容：呆若木鸡。是啊，晴天霹雳之后，怎可能不呆若木鸡呢？！我本是能说会道之人，也只能哑口无言、爱莫能助，再说，这糟糕的消息总是从我这里流出，我还是免开尊口为妙啊。
为此，我想起了中国的老话，“得放手时须放手，得饶人处且饶人”，它总结得那么有水平！M先生一家本也是勤勤恳恳工作、辛辛苦苦挣钱的人家，为什么就不能和和美美地相处呢？为此我也有了新想法，鼓动他们学习中文，得些中庸教化，或许能够为今后的生活指点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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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圣节,跟孩子一起去讨糖
许简加
德国流行万圣节，孩子们上街讨糖是最近几年才有的事。
去年10月31日万圣节的那个夜晚，我家所在的居住区大街小巷鬼影丛丛，尤其是那个会流血的骷髅面具，回忆起来，至今还令人毛骨悚然。今年，我的两个宝贝儿子早早地就盼望着这一天了。
还是几个星期之前，大儿子就被“狐朋狗友”们给预约走了：结帮串伙地一起做“营生”，晚上连家都不带回了。小儿子也不肯等闲视之，立马占山为王，邀请一个好朋友到家中过夜。这不，老大不在家，老二乘机大闹天宫噢。
这两个小家伙组成了一个小分队，一个装扮成红色的吸血鬼，一个反穿着大人的黑衬衫——权当披风，就这么红黑相映，简约地在暮色中出发了。有句话不是说重在参与嘛！
第一炮打响很重要，直接影响到自信心和收获之乐趣，那就先从邻居这里下手吧！看呵，对门的那个德国甲级足球守门员家的门前，好几个大头大脑的南瓜咧着嘴巴，吐着火焰，给人一种温暖的人气，这儿肯定有戏！
门铃的响声，引来大狗一阵不高兴的吼叫，接着里面传出“来了，来了”的应答声。开门的正是守门员，听到两个孩子稚嫩的“sü?es oder saueres”(不给糖，就捣乱)的“恐唬”，赶忙转身回屋去张罗吃的了。孩子缴获了好大的两包糖，高兴得眉飞色舞。哇！初战告捷！孩子边走边乐边说“他人真好，真友善。”
接着又去敲左边邻居的门。主人没有准备，但又不忍心扫孩子们的兴，旋风似的取来两个大大的红苹果，笑脸相迎地“安慰”孩子们说：“这个更健康哦！”
右边住着一位退休的大律师，门厅里折射出橘色的灯光，但孩子们却未能敲开大律师的大门。遭遇拒绝，并非在预料之外，好在孩子有所准备，一点儿也不气馁，继续向下一目标。
在我家后门口停车场旁边，住着一对老年夫妇。女主人打开门，看见门外是两个可爱的小男孩儿，马上回头对屋里喊道：“老伴，看啊，家里来了稀客！”然后征得我的同意，将孩子让进屋里去挑东西。之后，还连连表示自己落伍了：“实在不晓得小朋友今天有这个节目啊……”多么感性善良的老人，她多么高兴孩子带来的活力、朝气和惊喜啊！
不远处的丁字路口，有一家刚刚搬来不久的新住户，里面看去还空荡荡的呢。听到门铃声，主人撂下正在下放的百叶窗，出来迎接门外的孩子。估计给的是夜点心之类的吃物吧，孩子对这位主人又是一通表扬。看来，孩子们对成人态度好坏的重视程度并不亚于糖果收获的数量。不自觉之中，他们也在体味人生百态。
接下来的问题是路线问题，右转呢还是左走。两个孩子谈论了一番，最后一致决定向右，缘由是右边住着一个同班的小朋友。果不其然，行至同班小朋友家门附近，迎面晃来两个“小骑士”，看上去2岁左右，身高还不足一米。红黑组合赶紧“先人后己”，扶着院门让小不点儿们先进去，而自己却按耐不住馋劲，全然不顾事先“回家再分糖果” 的约定，趁着夜色，各自往嘴里悄悄塞糖。我看在眼里，笑在心里，孩子！这才叫孩子呢！他们哪里经得起“糖衣炮弹”的考验啊……
我们随后拐进一条笔直的单行道，街道两边尽是风格迥异的洋房。平日白天开车经过这里，几乎不见人影，宅门紧锁，从一幢幢美屋里透露出的是水泥钢筋的冰冷，用壁垒森严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只有夜晚从窗口折射出来的灯光，才给人一种温馨人气的感觉。我满心好奇，不知两个孩子今晚在这里会遭遇什么。
随着铃声和狗叫声，一扇距离院门大约有七，八米之远的红蓝相间屋门打开了。一个大约50、60岁的女主人出现在门前，一手叉着腰，一边发问：“啥时开始耍这种讨要东西的把戏？”两个孩子所答非所问，耳语般齐声回答：“sü?es oder saueres”。那女人又问：“什么叫sü?？”这时我家小儿大声而响亮地回答：“sü?就是Gummib?rchen！”“知不知道巧克力是不健康的？我从来不吃这些东西！”女主人怨气冲天，按自己的思路一个劲儿地唠叨着，两孩子不知所措地愣在那里，我赶紧示意他们离开。还好，两个可怜巴巴的孩子临走时还没忘记说再见。
又是一幢二层别墅。透过二楼上落地窗看到这家今晚宾朋满座。门铃响时，只见一个人影站起，躬身向对讲机发问：“是谁？”孩子答“不给糖，就捣乱！”话音还未落，对方就来了个厉害：“我是警察！”我家小儿子吓了一跳，即刻本能地回答：“噢，对不起！”“没什么对不起！OK。”愣了几秒钟之后，孩子才想起撤离，但也立马意识到：“他肯定在撒谎，耍了我们！”“他若是警察，我还是 Kommissar 呢!”看来，吸血鬼骨子里还是害怕人间的警察哟！
转身来到一个坐落于斜坡之上，庭院起码有20、30米深长，灯火通明的豪宅，院门居然大敞。院子里有一个高高的旗杆，旗杆上挂着德国国旗，还有个室内升降电梯。孩子们见铃就按，当得倒“快上来”的回答时，两个孩子跑的那个欢啊快啊！一溜风又回到了街上，满手满嘴都是糖，还不忘评论：“这家人好！屋子太美了！”
孩子们手中的布袋儿此时已经蛮有份量了，他们的腿脚也渐渐地沉重起来，然而小儿子的朋友仍然坚持再到他自己家里去“捣乱”一番。哇呀！那岂止是捣乱——大把大把地那个抓呀搂呀，简直是抢劫！
回府的路上经过一个好朋友家。这个好朋友有四个孩子，每年的这一天她都要召集好多小朋友一起讨糖。等待我们今天的不仅一满桶各式糖果，还有一大盒白白的，令人馋涎欲滴的棉花糖。我忍不住抓了两颗放到嘴里，借孩子的光哦！孩子此时已疲惫不堪，南瓜灯也打不起他们的劲头。回家的路上，小儿子如是说：“Hallowin hat uns viel gebracht！”
其实，何止孩子，何止糖果。人生本是一出戏，每天每时每刻皆不重样，皆不同过去，既就是一个剧本，一出戏，也会是一台一样。万圣节年年有，而人态却千差万别。跟着孩子一起去经历，一起体味人生的细节，真的是乐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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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只冰凉的手
朴康平
那天听革命歌曲演唱，耳边正铿锵着有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呢，热血沸腾的当口，忽然掺进了儿子一句半懂不懂的提问：“什么叫‘不许调戏妇女们’？”费力蹩脚地给他做解释的同时，眼前出现的是那些虽然没有亲身经历过、但确实是被早年的宣传机器深深刻进了脑海的图画：人民子弟兵拼着性命解放了水深火热的城镇，进城以后，霓虹灯下仍旧一尘不染，还坚持着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优良传统。而翻了身的人们，特别是妇女们，发自肺腑地感激，热泪盈眶地大红枣儿送亲人……这说的还是咱们人民解放军呢，苏联红军就更不用说了，那是老大哥，是让人敬重的楷模、学习的光辉榜样……
错就错在这个没有亲身经历，多少年来一直是糊里糊涂让人牵着鼻子走来着。而谁要是真的经历了那段苦难岁月，眼前的图画可就完全不同了！配合德国新片《柏林无名女》（“Anonyma – Eine Frau in Berlin“）的公映，我们这儿的报纸搞了个电话征集信息的活动，意在请幸存的妇女们回忆当年和电影相近的故事。不想，一石激起千层浪，报社的电话线几乎要被挤炸了。不少老妈妈们、还有她们的儿女们掺着血泪的声音，让当年苏联红军挺进德国后的真实场景，一幕一幕地立体在我们的面前——
“没有任何一部电影能真正再现当时的残酷！如果只有一个强奸你的人，那是你的幸运；而常常是十几个苏联士兵一拥而上……直到今天，说起当年的往事，我都觉得有一种张不开口的羞耻。”“我哥哥就是母亲被强暴后的结果。父亲发火时总叫他‘杂种’，我不懂这个词的意思，父亲说：就是没有爸爸的孩子。”“一个士兵递给我一小盒巧克力，然后就开始动手动脚。至今一看见巧克力我就浑身发抖，什么时候我也能挺直腰杆儿去买上一盒啊……”“火车刚刚启动，一个苏联士兵就把手伸进了我的内裤。今天，我已经七十岁了，还能感觉到身上有那只冰凉的手。”……
报纸说这部电影还有这些故事“打破了一个最后的神话”，给当年苏联红军解放欧洲的壮举加了个实在不光彩的注脚。受了震惊的同时，不能不再追问一句的是：难道英军、美军就是百分之百廉洁的救星？这之前、还有这之后世界上的所有战争，直到今天，如此的悲剧难道不是在一演再演地绵延不绝？
问得再狠一点儿的话：不管是谁家的“子弟兵”，这祸害的起源只能归到这些血气方刚的男儿的名下吗？如果没有战争这个丑恶的东西，没有冠冕堂皇地践踏和扼杀所有人性的大背景，这世界上如此被凌辱的女人们一定会少得多。可惜的是，人类改变自己命运的能力实在是微乎其微，要把冰凉的手都换成巧克力，远远不像把小布什换成奥巴马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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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的理性 东方人的感性
孙方
虽然我也认可德国社会表面上是冷冷清清的，但同时我也慢慢感到这是一个可以让人静心思考、认真并理性对待生活的社会。我前三十年的人生是在上海度过的，其中有将近两年的时间生活在新加坡。两年多前一个极为偶然的机会让我开始了旅居德国的生活，虽然当时连一个最简单的德语单词都不会说，但我并没有对柏林感到陌生，同时也觉得自己很幸运生活在这里。我也经常听说德国人的冷漠，但从另一个角度我觉得这是一种极为理性和中庸的态度。我觉得与其说德国人冷漠，不如说他们真实。回头想想现在的中国社会，尤其像上海这样的大都市，在近二十年中，除了经济每年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外，还有什么？市民素质的低下，离谱的房价，落后的有时甚至是不人道的医疗制度，让人恐慌的食品安全问题，很多无聊的炒作，司空见惯的包养情妇，每天犹如人肉运输的公共交通，以及近年来灾难性的夏季酷暑，走在街上给人的感觉就是杂乱无章，永无停顿地喧闹，浑浊的空气和恶劣的环境让人经常感到心情浮躁。最让人无法接受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缺乏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诚信以及社会财富分布的极不均匀，等等等等……难道这就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近二十年人们所要付出的代价？我经常在想，若干年后的中国社会状态将何去何从？
记得您在一篇文章中讲到西方人讲理性，东方人讲感性和灵性，我也深有同感。我更认同西方人的理性，生活是现实的，有时候更是严峻的，理性是主流，感性和灵性终究是调味品。我并非认为德国社会完美无缺，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都有他的局限性。我也非常想了解德国社会千百年来的发展历史，和您对德国社会的历史、现状及将来的评价和看法，以及您对德国人为人处事，思维方式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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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捷克
王狐狸
10月王狐狸赴捷克，开始她的求学生涯。正如她在捷克大使馆跟签证官所说的一样，她愿意到欧洲来看看，学习这里的城市设计与建筑。下面这是她写给她妈妈的信。
妈咪：很想你，今天在肯德基收完邮件就跑了。没有网络的王狐狸是瘸腿的王狐狸，我真的一切都好，那茁壮顽强的生命力，我在努力学习绿眼睛郝思嘉。遇到困难不哭，只会绿眼珠子滴溜溜转的。甚至把眼皮都涂成了绿色。回来的路上才5点，看见天上已有月亮，忽然想起小时候在四川的时候，天也是那么早黑，可以看见美丽的月亮。等车的时候看见那些屋顶，蓝绿蓝绿的，真好看。
妈咪，我的衣服够穿了。因为我在室外的时间不太多，即使等车也很方便，这里站台上都把车次的时间写出来。所以我就按时间出门。车上的人少，基本都有空位。毛衣也够穿了，不仅是近年来这里气候特别暖冬，而且还有那所谓的洋葱穿衣法，里面保暖的毛衣，外面挡风的外套。反正我倒不觉得衣服很大的问题。看见这里年青的女孩或老太太穿的都是裙子。年青的穿布的，老一点的穿花呢的，无一例外都穿丝袜。不过我也看到了后果，这里的老太太很多拄拐杖。
晚上在家里已经开暖气了，我住的地方是个老太太的别墅，楼上住着一个捷克女孩，老太太一个人寡居，既想赚钱，又害怕，我们中国人就只能住在楼下。因为别墅在半山坡上，我们住在那种算半地下室的房间，不过光线很好，也有独立的门和走廊，窗台望出去就是老太太的花园。这里冰箱洗衣机什么都有，大家公用，我一般就洗外套，内衣都是洗澡时全洗了。因为天气冷，这里的水管都有冷热水。地板是木地板加地毯，每周吸一次尘，所以我们几个住在一起的女生都比较注意干净。
这里有越南的批发市场，里面就像成都的荷花池，什么乌七八糟的东西都有，价钱很便宜。不过最近批发市场给烧了好多次，估计是有人故意捣乱。华商有苦难言，虽然有保险，但很多东西进口过来的时候报的是低关税物品，所以即使损失很大也没法说清。
我来捷克最大的感受是：这里真的是欧洲，美国的品牌比较少见。我基本认准了百佳(tesco)的东西，那里的东西比较便宜，我买过那种巨大的面包500克的9克朗不到，一个就够我吃很久了，我把它切片涂黄油和果酱吃，没有一般的面包那么松软，但也不算难以下咽，我在想，要是切片的面包实在吃不完，还可以切成条炸了吃。
这里的物价真算便宜，和国内差不多，那种大盒的牛奶9克朗一罐，低脂的12克朗一罐，一升葵花油39克朗，够我一个月多的。还有那种小的面包棒1.9克朗一个，我自己切开，加上鸡蛋、菜叶子、番茄、火腿。淋上番茄酱、蛋黄酱。正在寻摸要不要买个切鸡蛋的，做鸡蛋片。
这里洗衣粉巨贵无比，我买的那种洗衣粉6公斤240克朗，折合人民币100块，钱贵了一倍。搬回家的时候暗下决心，一个月只用一斤，合起来就是12月。还有就是不认识哪种是洗羊毛的洗涤剂，所以买了那种tesco的洗发水来洗羊毛衣，这个价钱算是超高性价比。最便宜的算这里的巧克力，国内的瑞士莲大概17块钱那种，这里39克朗。我吃本地的或比利时、德国的，可可含量高的那种，或花式的，有坚果的。一样大小的100克才20克朗。不过就是要节制的吃，还好，我不像以前“好吃吃个死，不好吃死不吃”。买菜是在菜市场，很便宜。这里白菜一颗中等大小的够我吃一周，10克朗。蘑菇贵，69克朗一公斤，这个蘑菇不是那种凤尾菇，是宜宾的口蘑那种，差不多国内肉的价格了。不过我就是炒菜放一两朵而已。每天炒菜有骨头汤，等等等。
我目前研究了辣椒酱的做法，我在方姐的餐馆买了罐辣椒酱120克朗。天啊，巨型，像那种小油漆桶一样。都不知道吃到猴年马月。这里人用圆白菜切了做酸菜，我稍微改良了一下，做了四川泡菜，天气冷，这个泡菜还很成功。泡了泡菜，鱼香肉丝就有的想了。最好的是这里的胡萝卜，很小的那种，不像广州的胡萝卜，难吃得要死。
我上课时间是9:00-13:25。在学校吃，一顿饭65克朗，贵。我一般早上7点半起床，下午2点回来吃中午饭，所以一天做两顿饭。早餐吃两片粗粮面包，一碗麦片、2个鸡蛋，偶尔吃稀饭，实在觉得早上吃稀饭吃不饱。吃稀饭，我就擦些黄瓜丝，撒点盐，当咸菜吃，我买了那种搽丝器，也是 made in china。一天内还会吃一个苹果，一杯牛奶，好几杯柠檬水，每杯一勺蜂蜜，一两个核桃，350ml普洱茶带到学校里喝，还有一点点巧克力。中午米饭和意大利螺丝面交替吃。意大利面先拿盐水泡，然后煮，煮完再泡一会捞出来，炒锅上面放上油，乱七八糟加上青菜、肉丝、鸡蛋什么的一起炒。幸亏我超级喜欢吃番茄酱，这里番茄酱也是厨房的必备良品。晚上饿了就吃点水果，实在是怕胖了。
我买的意大利面500克9克朗，可以吃3-4次中午饭，算起来100克朗可以囊括我一个月的正餐。我准备去囤一点这种面条了，估计很快这些东西会涨价，毕竟中国的粮食开始慢慢涨价了，所以干的意大利面囤一些或干脆批发实在是一个明智的选择。这里骨头很便宜，我买了很多骨头鸡架子，熬高汤喝，因此做的青菜也会放。这里的鱼头很便宜，可惜没有蒜苗，要是有蒜苗，做鱼头豆腐汤那真是鲜美无比。说起来这里牛腿的骨头真好，虽然29克朗一公斤没肉，但里面满满的牛骨髓。熬汤真好喝，特别是骨髓想起来刷刷流口水。偶尔同住的方姐会带餐馆的红烧海鱼还有鸭翅膀给我吃，我每周还吃一次豆腐。这里豆腐贵，两块方豆腐就20克朗，不过吃点豆腐挺好的，还有鱼。
我买110克朗的肉就够我吃一个月了，一般买新鲜肉还有鸡肉红肠做意大利面。我这里材料齐全，所以做的东西都好吃。这里蔬菜很好吃，是自然生长的那种。周末会做米饭吃，主要是做中国菜太麻烦了。我买了蚝油、海鲜酱，以后估计还会买柱候酱，下次做咖喱鸡吃。
我蛮喜欢这里的披萨，面包店里现烤现卖，四分之一个30克朗，一个是79克朗。四分之一就够我一个人吃。我还迷那个烤面包圈，50克朗折合人民币20块钱。有肉桂的，在火上现烤，甜的。吃过一次，贵，少，吃不饱，遂不吃了。
在捷克真的没有什么不习惯的，吃的也是中西结合，因为同住的方姐来这里十年，在餐馆做跑堂，每天10点半才能回家，所以基本白天就我一个人在家。我的房租是2200克朗，水电气全包。我觉得一个月3500克朗花费，已经包括了我的住行吃。
现在我适应了这里的天气。刚来时穿一条秋裤一条外裤，现在就只穿一条外裤，这里的衣服我基本没得想。首先是难看，加上家里的衣服已经泛滥了，所以对买衣服实在缺乏胃口。这里的衣服基本可以用50年不变来形容，是雪花呢那种大衣，总之和老妈以前形容俄国人穿的感觉基本一模一样。如果实在缺，我考虑童装，号码是12-14岁的，14岁以上的我还不能考虑，大了！最没办法的就是我的高跟水晶鞋，这里起卖是36。所以我绝对回家要把漂亮的鞋折腾过来。唯一让我念念不已的是那些水貂毛的帽子，戴在脑袋上真是19世纪安娜卡特琳娜的样子！不有这里的首饰做工真的很精良。我在国内也有那么多，就是难得他们把手工的东西做得那么好，而且工艺一代代传下来。看看我们的东西，说到绣花就是机器的、死板板、僵僵的！漂亮点的项链哪里见过？不过这些东西仅限于看看，我倒也不眼馋，眼馋的是人家的建筑，工艺随便一看就知道是老工艺，纪念品也都是手工做的，当然粗制滥造，但也算有个交代的粗制滥造！
最让我觉得温暖的是这里也有旧书店，老老的捷克人做掌柜！你要一说英语，他就摇头，哈哈！
另外说起来那些什么波西米亚，小资，我真的觉得国内的人没资格嘲笑人家小资，人家的小资全都在老房子里喝咖啡，看文艺书，听音乐会，中国那些咖啡馆恐怕连厕所里的水泥还没干呢！
我在捷克花钱主要是吃，另外就是洗发水之类非买不可的，真没啥好花钱的地方，因为这里的商业不发达，不过等我捷克语学多了，估计花钱的地方就多了，听音乐会、博物馆。不过我花了300克朗办了国际学生卡，很多博物馆都有折扣。
我在布拉格早起不仅仅是怕迟到，更是喜欢看这里的风景。这里有轨电车慢悠悠的准时准点。我坐的17路有轨电车一路上风景不断，真是幸运，一开始坐的22路有轨电车，现在上学的17路电车基本囊括了布拉格最漂亮的风景，特别是在火车站换车的时候，早起偶尔有雾。你能看见5路有轨电车从雾蒙蒙的树林里面开过来，那种感觉，比哈利波特还要充满想象！这里的树是五彩的，黄绿红深浅不一，真好看，加上雾，调和了油画的重彩，像水彩，但又不通透，又比山水写实，也不是英伦城市的风格，我觉得是福尔摩斯乡村探案的一个画面，但又不同，因为有那个有轨电车，看得我飘飘然，有点催眠的感觉！
捷克的空气不错，经常能看见蓝天，能见度很高，从车上望过去，半山坡上是一幢幢小小的别墅。我很诧异捷克的绿化，不知其他欧洲国家是不是这样的绿化。经常可看见成片有年代的小树林，这点苏联也没有破坏过么？几栋建筑之间就有一片小小的树林。蓝蓝的天空下是这样绿的黄的红色树，黄黄的房子，果然只能在这样的世界才会有油画，重彩呢！我们的国家确实适合中国画，清雅的。然后车就到了伏尔塔瓦河边，河水不算清澈，但因为冷，所以给人清冽的感觉。你能看见老房子，落叶，天鹅！这里鸽子很多，时常想，哄一只回家宰了做乳鸽吃的问题。十足的狐狸和乌鸦的故事。在河边一会，有轨电车过桥，然后就是老建筑，你仔细看看那里，不小心你能看见某个名人浮雕，一块砖见方，在某个单元门口，然后写着名字和年代！
17路继续向前，布拉格音乐学院、查理大学、查理大桥！河边、风景，冷不防舞蹈房子跳出来。这个舞蹈房子说起来鼎鼎大名，我倒觉得名副其实，也说明人家的艺术品位，整体真的不错，很像蜡笔画的那种没骨画法的年青女子，穿的是略彭的过膝裙子，不隆重，是一个快三的转圈，活泼泼！
好笑的是央视大楼，央视自己人说，自己内部都叫惯了大裤衩！正内部征集小名呢，我去看了，顶顶讨厌这个央视大楼。丑也就算了，还修出来了，最要命的还修得那么大。这个舞蹈房子是在炸塌了一半的房子边修的，我觉得天衣无缝的妩媚。颜色的和谐，造型的和谐，以及韵律的和谐！我羞愧国内说什么美丽的天际线……滥了街的。
在布拉格我最妒忌的就是人家随便折腾那个大点的建筑都是历史建筑。不过说起来N多年前在书上看见老城广场和博物馆，就像戒严一样。如今这里都是自由散漫的人，还有广场上、街边都是敲竹杠的咖啡馆！这么说其实不公平，因为布拉格这些餐馆的价格与西欧比不算贵。但王狐狸同学立志做穷学生，只好酸溜溜的说：这里的咖啡、猪蹄、土豆统统都是酸的。
最爱的是这里河滨的露天咖啡馆，风景好，啥都好！就是我冷得哆哆嗦嗦的，不敢去！看见那些欧洲人还怡然自得地在那里喝咖啡，还穿得特少。看风景的人在河边喝咖啡，看风景的人装点了——站在充满暖气的有轨电车上看风景王狐狸的风景。对于南方的我来说，冷是巨大无以伦比的考验。
布拉格对于王狐狸来说最心满意足的是，这里很少看见塑料的东西。我在布拉格还从没迷过路，因为这里高高尖顶的建筑挺多，没什么高楼大厦，所以很容易搞清自己的方位。布拉格也是旅游城市，地图遍布大街小巷的主要路口。倒是遇到过一次吉普赛的或罗马尼亚的女小偷，那天我在等车，一边看站牌，一边还和别人说话，给她盯上了。正在拉我包，我就感觉到了，这种技术含量还来做小偷，无语，想广州的小偷多可怕。说到这里，就要说捷克的外国移民。这里算是比较落后的国家了，整个城市翻新的程度不是那么多，建筑物的底层基本上都会给人涂上图案。整个街道不是特别干净，纸片什么的垃圾随处可见，当然市中心主要街道例外。整体感觉环卫做得还不如广州。这里吸烟现象比较严重，估计是因为天气冷。还有就是人人带狗上街，能看见垃圾堆旁边有给狗装大便的袋子，车上也能看见巨大的狗趴在那里，不过嘴上是加了笼套的，所以不会叫也不会咬人，看上去很可怜，但也很乖，趴在那里或坐在那里。
最好玩的是这里的人给予孩子死亡的教育，我想就是那场中世纪的瘟疫——黑死病吓死祖宗。我来的时候正好万圣节，骷髅啥啥的，在童装和玩具部一大堆！
顺便说一句：王狐狸终于见到了这里的南瓜！天，原来灰姑娘的南瓜是真的，王狐狸半个身子那么大的南瓜，在那些乖乖宝宝的眼里，可不就是南瓜马车么！最搞笑的是王狐狸的另一个心病，某某作家常去的酒吧——金虎酒吧，狸居然梦里梦见了。令王狐狸感动的是，经常看见街上某个铭刻某某生卒年的小小纪念碑前，一些特别的日子里会有鲜花，蜡烛，自发的。
那种老派的作风，让王狐狸温暖并且遥想。真真切切地看见风中之烛的时候，那些摇曳的微弱光芒从来没有想过要做星星之火燎原。却让我记得，有那些人和事曾经存在过，那些存在是世界的一部分。我忽然很想知道，中国人是怎么回忆历史的。对于祖宗谱系的记忆是私人的、宗族的，口述的！对于历史的记忆是一片模糊，似乎是考试的。除此以外是什么呢？我能在我的身边抚摸到什么？
欧洲不就是那次大瘟疫死了N多人，土豆都吃了N多年，教会和皇庭，政教的战争。欧洲的政治历史文化艺术，对于王狐狸来说已经是熟得不能再熟的了，估计我混几年，连这里的童话也会熟到家。我倒是奇怪那次黑死病死了那么多人，欧洲的生产力就跃进了，可是我们死了那么多人，也没见啥。这是为什么呢？看来中国的精耕细作，食不厌精，剔了肉的骨头还要熬汤这种事，真能养活人哦。王狐狸要用这种方法把自己养的肥肥胖胖的。
布拉格最令我喜欢的是到处都是音乐会，虽然我没去听过，但这种氛围令人欢喜，都是自己喜欢或熟悉的音乐家：从瓦格纳开始——威尔第、普西尼、罗西尼、莫扎特。阿依达、茶花女、弄臣、理发师，也是自己熟悉的曲目。不过那些古典音乐家似乎就是那些对五音不全的王狐狸来说：歌剧花腔女高音是一个类似于磁场的概念！是不可触摸的！
现在的问题主要是学习问题，我的老师是个老太太，喜欢用花体，我看她板书一开始真的好吃力，那个t、b、s分得我有点迷迷糊糊。上课完全捷语，老师会一点英文，第一天上课那真是大眼瞪小眼，现在好很多了。老师说，如果学过俄语，学这个捷克语大概半年就可以学会。我的天啊，所以学校专门给俄国来的学生们分了一个班。班上一共7个人，3个中国人，不过我们几乎也不怎么交流，没啥好说的。完全没有基础学习这个捷克语真是有点困难。主要是那个课本，信息量特别大，简直是当我们学过300课时捷克语那种！我自己另外准备了一本用英文写的捷克语课本，互为补充吧！这下好了，英文和捷文双丰收。发音也是一塌糊涂，英文、捷文、拼音、法文搅在一起。平时上街随身带着电子词典，遇到什么都会赶紧查，不管英文还是捷文，感觉英文进步比较大。不过我想，我学会了捷克语之后会分得清语法上的宾语等等。那些格哦，妈咪是有深切体会的，捷语有7个格，我才上了2节课这格就出来了。和我们先说拼读的教学方法基本上不一样。其他的只能是慢慢来吧，我也不想焦虑，恐怕这个也是焦虑不来的。
最后要汇报的就是圣诞节大减价的事情，据说圣诞节这里是70%的折扣，每年两次大减价是买衣服的好机会。我对这里衣服兴趣缺缺，H&M、ZARA这些牌子在这里还算是大牌子，王狐狸撇撇嘴说：这些衣服给王狐狸提鞋子也不配呢。只是对这里的帽子很有兴趣，还好帽子便宜，100多克朗就有交易。
该说的都说完了，估计会有一阵子不再写信了，希望家里一切顺利，我估计圣诞节会去打工什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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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舞声中的后海酒吧街
冯建民
第一次来后海酒吧街的人会为其魅力而震撼，而北京的老朋友、老学生、老亲戚，对这里入夜的街景和活生生的情趣，也是流连忘返，更何况一个老北京的域外游子？
北京，美极了，因为此，因为后海的酒吧街。水中有游船，岸边是酒吧、餐厅，全部的建筑都周圈镶着彩灯，湖面上倒映出各色彩灯和古色古香以及现代风格的建筑。更特别的是，各家都把音乐开得震天响，河这岸的能压过河那岸的，在西方能有这么里里外外、街上室内都震响着同样音乐的世界吗? 这种淋漓尽致的宣泄和享受声色，令人震撼不已。
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不过是北京魅力的一个小小角落。作为20多年前在这里读过书的北京的老学生，我曾经在三年前带老外逛过夜色中的后海酒吧街。我当时为此感到十分自豪，因为这样丰富和透明，而极尽淋漓尽致的夜生活，是西方世界也没有的，这里是音乐、美食、可谓灯红酒绿的世界。
这次来后海，是有备而来的，应该说是受心灵的感召。我利用一个晚上三个小时的时间去了三个音乐吧，喝了三种不同的茶，以茶代酒，虽然不合时宜。震耳的音乐使我灵魂出窍了。我正襟危坐，但看到到处写的是不准不开心的冰镇嘉士利啤酒的招牌，于是我不允许我不快乐呵。因为那么彻底的震撼，把灵魂深处的东西全给震颤了出去。我想起在不远处另一个城市里的父亲，不愿跟我见面的老父。我想起母亲，我多少次想，母亲呵，如果你还活着，儿子将把你几辈子都花不完的钱给你，让你实现曾经有过的无数的梦想，但这些都成了遗憾。
后海的音乐中除了震耳欲聋的噪音外，还听到了布莱曼的歌声，天籁之音其内涵那么深远，它跟其他后海的流行音乐和流行歌曲不一样。后海的音乐和歌曲是现代人的，现代中国人的，是中国人中20岁、30岁人的，他们的情感世界。如果你想知道当代人在想什么，感觉什么，那就听流行歌曲，多是情感的故事，但也有精神世界的宣泄和引伸，如王菲的不少歌曲，流行歌曲是一个民族中年轻人直接表达自己内心世界的独特方式，它当然也代表了这个时代所有年龄的人的内心世界，只是中年、老年人已经不再愿意去那么直接露骨的表达了。
游人在这里真正是过客，而这里的音乐人却以此为生。不仅仅混饭吃，而且都曾经或者仍抱着梦想，有的从此成为演艺界的明星，人们说的韩红可能就是这里唱出来的一个成功者。当然还有寄生在这里的三陪小姐,那些陪唱陪跳陪玩的年期女子。这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特殊阶层，他们依托夜色的障蔽寄生。
在一个音乐吧，我要了一壶果茶，独自饮起来。不久来一个女客人，她要了一瓶啤酒。两人都靠着吧台独自饮茶饮酒，谁也不说话，但终于还是不堪尴尬，向对方问了好。互相想介绍自己，但震耳的音乐如此之大，任何声音都是徒劳无功的。女孩问，为什么不喝啤酒？我摇头，说一年前最喜饮酒尝遍天下美酒，现在嘎然戒酒了。似乎她没听明白，就说我请你，于是就去要了两瓶啤酒，就是那个不准不开心的嘉士利啤酒。两人尝试再说话，还是因为乐声太大，而放弃了。女孩开始随音乐晃动身子，问我，你跳吗？我摇摇头。女孩说，我们经历了这个时代，那模样好像要告诉我，她这一代才有这种自由放任的生活专利。当然我没告诉她，在80年代初期，我们大学里正是我这一代开始了文革后的第一批跳舞风。
两瓶啤酒来了，但女孩独自斟饮起来，我想她是听明白了我说戒酒了。我心里真有点过意不去，想还是喝吧，但终于没有。女孩也不提起，独自喝着啤酒，还在跟着音乐晃动身子。接近12点时，音乐更强了，几乎所有的人都跳进了舞池。女孩转身看着我，想问跳吗？是我的表情告诉她不要问了。这期间，那些漂亮而显露的年轻女孩身上挂着一闪一闪的灯，他们是陪人的舞女，从身边飘来飘去。我问自己，我属于这个世界吗？不属于，因为我不能彻底地像他们那样宣泄自己。但随后又告诉自己，你属于这个世界，由此我想起当今这个世界是多么疯狂，比如现在几乎造成战争的金融危机，那是知识人和金领白领的疯狂，另一个世界的疯狂。还有布什的伊拉克战争，对叙利亚的轰炸，还有毒牛奶、毒鸡蛋等，哪一种不是人性的疯狂？与之比较，后海音乐吧的震耳音乐和歌手们歇斯底里的嚎唱他们的亢奋追求，还有那些年轻的出卖情感和身体的女孩，还算得上疯狂吗？他们是生活中的另类，自由却是无奈的自由，放浪却是无奈的选择，在长年的夜生活中去打拚金钱和名誉，这是后海淋漓尽致的生活所赖以建立的基础，是后海演艺生活底下的真正声色。我坐在吧台下，每每真诚地给他们鼓掌，每次都那么认真地鼓掌。
我走进了一个叫琥珀的音乐吧，但开始时徘徊了好一阵，里边的音乐很特殊，很悠长和温柔，跟其他乐吧不同。我已经走过去了，而又反转回来进去了。里边的唱歌的女歌手因为是正面对着门，所以当我进去时，就在唱歌的间隙说，欢迎这位先生光临。他刚才在门口徘徊了好一阵，终于进来了，欢迎，我现在接着唱一首怀旧的歌曲献给他。那歌名我说不出来，随后她又唱了布莱曼的歌曲，差点把我的灵魂唱出了窍，我要了一杯玫瑰茶。我又看到对面墙上大幅画面上粗狂描绘的不准不开心的嘉士利啤酒广告。到这里，到后海，到这灯红酒绿的地方，不准不开心，到处在提醒你。歌手唱了几首后就休息出去了，这时接下来仍旧放起磁带音乐布莱曼，这些曲子不少是我熟悉的，比如名曲，对你说再见！我听着听着，感觉分辨起这布莱曼的乐质和内涵跟大多数现代流行音乐的不同来。半小时后，我起身离开，在门口，遇到休息后赶回的女歌手。她非常诧异遗憾地问，这么短时间就走啊？我不置可否，渐离渐远。
整个酒吧街沉浸在音乐的高潮中，整个的后海湖面跟着音乐剧烈而悠扬地晃荡。我问自己，人的一生中会遇到各种人，有时会留下点记忆，不久又被时光给洗刷殆尽；有时不留下丝毫痕迹，遗憾未必是短暂的，执着也非圆满。最好的就是徐志摩式的身在声色场中却能无牵无挂了，轻轻地来了，轻轻地走了，不带走一片云彩，不带走一丝烦恼。孔子评价诗三百时说，诗三百，乐而不淫，就是说人生乐趣中的不弃不离而能中庸之道。人生真象在时刻走着独木桥，下边时而惊涛骇浪，时而风和日丽，你必须非常非常的小心关注自己，小心不要被水打湿了鞋子，甚至被卷入深渊。这些就是我们常说的故事，我的故事，你的故事，他的故事，是自己的悲欢和他人的谈资。
我至此还在为那瓶被人邀请而没接受的嘉士利啤酒心里不舒服，她该怎样想呢？从此将是一个教训吧，不该邀请陌生人。但王菲不是唱一首歌叫我爱的就是那个陌生人吗？多么有趣的感觉呵。但她很自信自己年轻，似乎她正在经历的灿烂的后海音乐生活是我这一代不曾经历的。她在这个刚有秋意的夜晚，戴着一顶白色的圆帽，圆脸，活泼生动的样子，告诉我说，她是南京人，在上海读书，在哪里工作我没能听清，说，来这里酒吧的都是外地人，因此我也是外地人了。不仅如此，我还是这个场合格格不入的怪物。当零点十分，乐吧高潮到来，客人，歌手，那些一直隐身密室包间的三陪女孩，忽然出现在半明半暗的大厅舞池。她们身上带着忽闪忽闪的彩灯，特别引人注目。我要起身告别了，因为诱惑象潮水一样汹涌而至，使我越发难以再坐下去。我习惯地伸出手表示要跟眼前的女孩握一下手道别，在那个场合，跟这个时代的独特的一群。她有点诧异还有这么正规的举动。是的，我的手悬在半空，她迟疑了片刻终于握住我递去的手。真要走了？她说着，但并不挽留。
后海的魅力在于它深层的神秘，它里边有很多真实的故事，实实在在的故事，不是虚幻的、不是虚伪的，它能解释中国这个时代，这个时代的年轻人和其他年龄代的人的情感和命运。我竭力用理性的思维去解释我为什么不跟它一样，告诉我自己，不能太真实了，太真实时，生活就不能接受你。但我又问自己，那么后海呢？后海的生活不真实吗？
我去过歌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也去过西湖三月半，它们似曾相似，却不尽然。秦淮河的文人脂粉和西湖的富贵气，均散发出文人骚客的自作风雅和成功得道的中老年人的逢场作戏，而后海的主角那些演艺者和酒吧蹦迪的客人，却是自娱而娱人，他们是年轻人的自我解嘲和放浪声色，尽管也有中年人参与其中实为配角，而老年人则是身影全无。潮流变了，时代变了，后海的歌声水影不是提供给回忆的，而是提供给眼前的。
我从后海音乐吧出来，已是凌晨一点，是音乐把我震得灵魂出了窍，好像脱胎换骨了一番。外面冷得很，一出门，就有年轻的男女走过来揽客：请问要酒吧吗？有漂亮的小姐陪呢！一路走来，那些揽客的人不断，呼声不断，一路音乐不断……
我把此次后海音乐吧的造访当成心灵的一次探索，事后发现我跟很多人一样，始终在生活的表层浮悬着，很久很久了。我没有去想过去、感知过自己心灵和情感的声音，我至今想的和感知的都是别人在想什么，怎么为别人想的、需要的去生活：公司，地位，前呼后拥，号召属下，金钱，荣誉，衣锦还乡，修祖坟，造豪宅……其实，生活可以很简单，很简单，像那首流行歌曲里唱的那样，跟着感觉走，跟着你的感觉走。
北京，后海酒吧街，开心之地，不准不开心……我问自己，今夜，在后海，你开心吗？那一刻，我的心灵异常寂静，那是被后海音乐吧的音乐震颤过的，象一片未经开垦的处女地，空旷，荒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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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不要违背新闻人的良知
—— 劝人民日报驻德记者刘华清
彭小明
歪曲和隐瞒
人民日报驻德记者刘华新向国内一再发出关于张丹红事件的跟踪报道。跟踪是应该的，但应该客观从实。可惜，刘华新的报道并不客观。欧洲的媒体都知道，在八名旅德异议知识分子给联邦议会发出公开信以后，联邦德国作家圈的五十九名作家和批评家立刻也发出了公开信，这封公开信的措辞更加严厉，更加急切地要求对于德国之声的节目和人事结构加以审核。后来才有四十九名汉学家和中国问题专业人士的公开信。刘华新说这四十九人中，有前司法部长、议会人权与人道援助委员会主席等名人。可他竟不向国内读者介绍，五十九人作家圈中更是名人社团，还有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和其他著名奖项获得者。刘华新的报道给人的印象，好像四十九人的阵容比五十九人的阵容更加强硬，更令人瞩目似的。实际上五十九人中不仅包括德国和欧洲名人，更有美洲的名人，范围更加广泛。此外，他把作家圈描写成“朋友型”组织，也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他的目的是要把这个组织说得不那么重要，不是一个宗旨明确的组织，仅仅是一个松散的随意集合。实际上联邦德国作家圈是一个十分严谨的社团，他们的成员一般不随意发展，保持在六十人左右。这是作家圈的章程里写明的。它的宗旨是：联邦共和国作家圈在正名之下还有一个副题：文学与政治之论坛。作家圈是一个独立于政党政治以外的作家、艺术家、人文科学家和批评家的组合。其成员凭藉反抗专制、思想自由和非意识形态化而结盟。在作家圈的理念上，民主与人道主义，自由与责任担当都是不可分割地维系在一起的。
作家圈把自己理解为一群立志促进当代文学并捍卫包罗万象的人类价值的、具有批评精神的时代同龄人，因此他们将坚定不移地迎击一切反智和反民主的倾向，不论其来自左的一方还是来自右的一方。作家圈自觉自愿地站到那些人文批评者、怀疑论者、反叛者和持不同政见者们的精英政治传统一边。这一欧洲启蒙的传统跨越了海涅、毕希纳和莱幸等人，直至二十世纪两大德国的专制政体的逃亡者和被整肃者。作家圈的每个成员将如尽义务一般地认同此一宗旨。
恰恰相反，四十九名汉学家和中国问题专业人士倒是一次临时的朋友式集合，而作家圈完全是一个宗旨绝对明确的反专制反迫害的文学与政治的论坛型社团。
作家圈的公开信发表以后，德国的中文报纸《欧华导报》立刻就发表了我的《联邦作家圈礼赞》，对该社团做了比较详细的介绍。该文在网上也有流传。作为驻外记者，刘华新也可以上网查询，立刻就能找到作家圈的德文网站。所以人们有理由怀疑刘华新并非疏忽，而是有意为之。发布一个消息，只说一部分情况，隐瞒另一部分情况，是误导读者最狡猾的方法。你无法说他没有报道，但是你又无法从中了解事件的全貌。老实说，我们从小就是在国内被这种欺骗宣传给“忽悠”长大的。十月革命，红军长征，西安事变，延安整风，反右斗争、三年饥荒，哪一个历史事件党政宣传部门都没有把真相告诉我们。近年来海内外学者才把一些真相披露出来。二十一世纪已经来临，刘华新作为中国驻德记者报道新闻，继续这样说一半，藏一半，是违背新闻工作者的良知的。
夸张和编造
刘华新把德国朝野各方面对德国之声电台的审核夸张为“清洗”，把德国公法机构德国之声电台不允许其公职人员（以编辑部负责人身份）发表与国家价值观相违背的言论说成是“不公正的待遇”，也是混淆视听的说法，是“忽悠”国内读者的说法。张丹红仅仅不再担任中文部副主任，依然是编辑，继续播音。根本没有什么批斗会、开除公职之类的事情。张丹红事件跟德国的言论自由完全没有关系。刘华新完全知道，说德国没有言论自由是可笑的。批评德国政府及其领导人的言论，在德国报纸上无日无之，尤其是每周一次的议会辩论实况电视转播，各党派议员慷慨激昂地抨击执政党在各个方面的失误。而且德国的（中共）马屁华侨报纸几乎每期都有抱怨和指责德国政府和总理本人的言论，所有这些批评者，包括那些马屁华侨社团的负责人和编辑，一个个都活得好好的，不受任何干扰。刘华新的手法是很卑劣的。他为国内的党政宣传部门编造了一个谎言，好去欺骗没有出过国的国内青年和知识分子：你看，所谓自由民主的德国也没有言论自由。
选择性的呼吁
刘华新支持四十九人的公开信，强调说明应该坚决地反击进行中的审核，要保护受到审核的相关人员。他口口声声谴责德国没有新闻自由。仿佛他跟四十九人一起成了人权和道德的捍卫者。然而，正如八名旅德异议中国人的申诉信和国内民间知识分子的公开信所指出的那样，這些挂着各种头衔的汉学家和中国问题专业人士可曾为中国国内那些因为发表批评言论而判刑、坐牢的诗人、作家、新闻记者呼吁过吗？现在师涛、杨天水、王小宁、清水君、杨子立四君子、胡佳、高智晟和其他许多知名和不知名的网络作者们身陷囹圄，正在忍受关押和劳改的折磨时，这些汉学家和中国问题专业人士做了些什么？张丹红照常上班，继续播音。而这些中国知识分子都在劳改，在监狱里受苦。他们为什么不向北京当局发出公开信，去捍卫这些中国人的人权？若说汉学家和专业人士不了解远在中国的异议知识分子，所以未曾为他们奔走呼号；那么住在德国的我本人因为写了一篇文章，说到六四惨案，认为邓小平、李鹏总有一天将受到历史的审判，结果被中国使馆的官员逼写检讨。我坚决拒绝检讨以后，他们指使华侨将我从已经教学十年的中文学校开除教职，威胁我将来回国会有麻烦，并且暗中通知所有华侨报刊，不准刊用我写的新闻稿件以断绝经济来源，以此逼我就范。我始终没有认错，反而向德国劳工法庭提出了诉讼，让中国使馆及其官员暴露了政治干扰教学和新闻自由的丑恶面目。这件事情不仅在中文报刊上被广泛报道，例如德国导报，欧洲日报，北京之春、香港亚洲周刊等等，而且在著名的德文媒体上曝光，例如法兰克福汇报、德国N-tv 电视台都有采访报道；德国之声电台，正是张丹红本人都来做过采访，并广播了有关消息。中国使馆的文化参赞还出面游说德国之声女记者胡兰，叫她不要为此发表评论。那个时候，我和妻儿面临忽然断绝收入的困难，许多华侨都被威胁不准跟我接近。我作为德国的一名中文教师和报刊编辑，为什么没有权利批评那些杀害学生和市民的中国党政军领导人？我跟张丹红一样也来自中国大陆，从事新闻报刊和中文教学工作，这些汉学家和专业人士为什么不站出来为我的人权和自由呼吁和反击？
我所经受的迫害和打击充分地说明，中国当局的专制不仅在中国非常野蛮残酷，而且还把他们的魔掌伸向了国外，一直伸到了德国的华人社会。千千万万来自中国的华侨虽然来到了西方国家，很大一部分都已经加入了当地的国籍，可是他们的思想言论还是不能自由地表达，他们可能面临在求职和回国方面的麻烦和障碍。美国纽约的华人甚至在法拉盛遇到了使馆指使的暴力伤害，也都说明了同样的问题。刘华新和四十九位汉学家、专业人士了解这些情况吗？如果了解，为什么不捍卫这方面的人权和自由呢？他们的呼吁是有选择性的。凡是受中国当局迫害的人士，他们根本不愿意保护。
新闻人的良知
我常常回忆自己1978年刚刚考上大学的日子。社会上对77、78两届新生寄予了无限的期望：文革浩劫过去，这些新生将重新接续文化和科学的伟大进军。重托让我感到兴奋，也感到压力。欣喜之余，我再审视自己的专业，中国语言文学，前景如何？一位同学邵祖武发表了一篇论文，认为1949年的前面三十年（1919-49）还有鲁迅、沈从文、老舍、巴金等作家作品，后面三十年（1949-79）几乎没有可以载入史册的作家和作品，什么高玉宝、我的一家、铁道游击队、青春之歌之类革命故事，甚至根本称不上文学。（这位同学毕业时遭到整肃）。而且思想的禁锢依然威风凛凛，难于抗拒。每念及此，不觉黯然神伤。可是新闻系的同学却还羡慕我们，因为当时“伤痕文学”（卢新华）正好源出于我们所在的复旦大学中文系。“你们文学系好歹还能讨论社会主义时代有没有悲剧……而我们新闻系的理论前提就是‘党的喉舌’，不容商量！”
中国的宣传和新闻出版机构中主要的业务骨干主要都来自中文和新闻这两大科系。今天，文学领域中，毛泽东“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之类的紧箍咒早已遭到或明或暗的唾弃。新闻领域中，“党的喉舌论”也已经受到“人民喉舌论”的质疑和挑战。刘宾雁奉献了新的报告文学，六四学生运动中记者们则发出了“不要逼我们说假话”的吼声。当今的新闻记者群中也有非常独立的李大同、卢跃刚这样敢说敢当的人。难道邵飘萍、林白水、史量才、储安平、成舍我这些中国新闻前辈的故事对于刘华新们竟完全没有一点触动吗？驻外记者，应该有一定的外文基础，有幸派驻德国，更有机会直接了解德国的著名新闻界先贤，比如奥西茨基Ossietzky（纳粹时期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死于集中营）和奥格施泰因Augstein（明镜周刊的创始人）。他们都曾被诬为泄露军事机密者，甚至被控叛国罪，最终他们抗拒了专制的力量，树立了新闻界的榜样。中国新闻界并非没有这样的优秀人物。新华社退休记者杨继绳先生就是一个典型。他从父亲在三年饥荒中饿死的问题中逐渐醒悟，认识到社会主义专制社会由最高领导人决定一切，社会就失去了活力和效率。他追求真理，走遍城乡，终于调查和整理出三年特大饥荒的历史真相，写出了他的新书《墓碑》，翔实地记录了那一场由毛泽东和共产党人的错误和罪恶造成的、死亡人数达三千六百多万的惨剧。国际上评论说，这本书堪与俄国作家索尔任尼琴的《古拉格群岛》（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相比美。两相比较，杨继绳是中国新闻界的骄傲，而刘华清则还在党喉舌的迷梦中沾沾自喜。我真诚地希望国内派驻西方的记者们，既然奉派到欧洲的新闻重镇，就应洗心革面，逐渐认同欧洲的传统价值观，清醒地看出，新闻自由，司法独立、教授治校等等普世的原则必将在中国重新出现。而极端民族主义喧嚣在世界的任何地方都是浅薄低俗人群中的救命稻草。当然，拿了党国的俸禄，胆敢反抗的人毕竟不多。那么即使不免因“稻粱谋”而为“五斗米折腰”，好歹不要明知故犯，去做违背新闻人道德良知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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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费良勇先生
谈伍维汉死刑案
彭小明
在北京当局处死震惊世界的杀警抗暴人士杨佳之后，又宣布处决奥地利籍华人伍维汉博士。本报记者访问了曾经与伍维汉同时在慕尼黑留学的著名中国异议人士费良勇先生。
费先生回顾了二十多年前的生活印象。伍维汉是东北齐齐哈尔人。出身贫苦，从小吃苦耐劳，相当精明能干。在慕尼黑留学期间，我们经常见面。后来发生了1989年学生运动，我当选为慕尼黑学联主席，伍维汉也是学潮的活跃人物。李鹏下令北京实行军管以后，慕尼黑学联提议到首都波恩举行抗议示威，当时伍维汉出任学生代表，前往中国大使馆表达学生意愿。
90年代初，伍维汉离开慕尼黑，到奥地利经商。据我所知，他是跟中国的军火出口企业北方工业公司的一位亲戚一起做进出口生意。以后我和他的联系就逐渐断绝了。
根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的说法，伍维汉出卖导弹资料的复印件给台湾三民主义大同盟。并且将中国领导人的健康信息透露给台湾方面。于是被判处死刑。奥地利外交部和欧盟为此都感到震惊。可是中国当局在宣布时，实际上死刑已经执行。
北方公司是一批高干子弟垄断的军火出口大户。是党政高官及其子女的摇钱树。
秦刚的说法是反法治的典型。伍维汉是生化专家，并不是核武器及其运载火箭的专家，隔行如隔山。他又具有海外身份，（滞外留学生，后来是奥籍华人），按照中国的保密制度，一般接触不到国家的高度机密。如果他能接触到高度机密，必有涉案更深的同犯，更应当处死。这是重大的疑点。另外，所谓对外透露国家领导人健康信息的罪名，更加不打自招，暴露了中国专制而非法治国家的本来面目。一个公民的健康信息本来属于个人隐私，受到保护。可是一个国家领导人的健康因为关系到公众的利益，反而不应该成为隐私，一旦健康发生重大问题，就应该立刻公布于众，如果不能视事，就应当依法由法定继承人接替。只有像朝鲜这样的独裁国家，明明领导人已经病重，却秘而不宣，凡是胆敢议论者，即予严厉处罚。胡锦涛曾经说过要向北朝鲜学习。在这个问题上，中朝实属难兄难弟。在欧洲普遍取消死刑的时代，中国当局对一宗涉外死刑案，不公布基本案情，仓促行刑，虽遭国际舆论质疑，仍一意孤行，反而显示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形迹。
三民主义大同盟是国民党的一个外围组织，旨在推行孙中山的理念，实现两岸统一的理想。跟军事情报机关毕竟还有相当的不同。在台湾总统马英九努力接近大陆，三通和经贸往来进一步发展的时期，忽然处死外籍高级科技人员伍维汉，并且指明是与三民主义大同盟这样的国民党机构有关系，恰恰描绘出北京的嘴脸，仅仅限于经贸往来，拒绝和平民主统一。
在欧美全面废除死刑的前景已经逐渐不可逆转的今天，中国当局接连处死杨佳和伍维汉，让中国当局微笑、宽容的假面具剥落殆尽，露出了狰狞、暴戾的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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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军人到三无的旅程
采访军转干部黎常岱
杨雨
老黎参加读书会也有一段时间了，给我的感觉是不大发言。有次大家喝茶聊天时谈到军转干部问题，他说：“全国几十万军转干部，有些省的问题解决了，有些还拖着不办，比如南京的军转问题就解决了。我们四川就不解决，我们跟政府没完。”我接过话茬：“你们那一代军人的故事我倒想听听。”于是，2008年10月12日，我在成都送仙桥河边采访了原边防部队的军官黎常岱。约好的时间地点，茶刚刚泡起，却见老黎打开了话头。
黎常岱：我1954年出生在四川简阳，在老家读完中学后，于1974年冬季当兵，被安排到云南临沧军分区独立团，后来叫边防六团，位置是“金三角”的所在地，对面就是缅甸。
杨雨：那你们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黎：1975年我在前哨排，主要任务是巡逻界桩，看有无损坏和遗失。由于缅甸的主要经济作物是鸦片，于是我们还有一个任务，就是把他们撒过界的鸦片苗拔掉。我们一般是一周出去巡逻一次，走路要走三天，连骑马都无法前行，到处都是悬崖，一不留神就会栽下去。巡逻的第一天是没有村寨的，晚上我们就住树林里。先砍点树枝放在地上，把塑料纸垫上去，再把被子铺上去，两个人睡一块儿。还有，云南山区的气候一年只有两季，每年4月至10月是雨季，刚看见天边一亮雨又来了，一天要下数场雨，我们身上随时都是湿的。一般的战士身上的装备100发子弹，四颗手榴弹，一支长枪，外加背包，重量为40斤左右，可以说浑身内外都是湿的，雨水汗水交织在一起。现在我的风湿病就是那时候埋下的根子。
杨：确实辛苦啊，那你们出去巡逻吃什么呢？
黎：压缩饼干。那会儿压缩饼干的质量比现在差远了，又苦又干，吃了就要喝水，山上的泉水就是我们的水源。一直要走到第二天晚上才能到达和保山交界的村寨。前哨排的驻地位于半山腰上，吃水要下山去挑，一个来回至少45分钟。而且那些水很脏，因为云南农村喂猪，全是敞放，不像我们四川有猪圈。水面上经常漂浮着猪粪，用水桶荡开一下，拿回去稍微沉淀片刻，就用这个水煮饭吃。
杨：这种生活过了多久？
黎：三年。1977年我到了临沧军分区化工厂站岗，任班长。说是化工厂，实际上就是提炼铀235的地方。铀矿石看起来像煤，很大一块，质量却很轻，一摔就烂，用火柴都能点燃。到了年底，部队下了文件，凡军龄两年以上、班长级别、初中以上文化，经过简单考试可以上军校。我以上所有的条件都符合，于是就进了昆明军区步兵学校，现在叫昆明陆军学校，学习军事指挥。
杨：军校相对前几年巡逻而言，生活条件可能是好一点吧？那你们学制有多长？
黎：学制两年，谁知刚学了一年多，中越形势紧张起来。当时昆明步校军事指挥专业的学员有500人，78年11月我们在陆良搞“师进攻演习”，我们军事指挥专业的学员全部下到14军，我是下到40师118团2营指挥所，每天跟着大部队推进。步兵全是走路，一直走到第二年的１月。
杨：那你们推进到越南境内没有？
黎：我没有。我们指挥所距离前沿部队有100多公里，每天早上４点过起床，一人发两个馒头，然后乘车４小时前往阵地视察，主要指导各种炮应该安放的位置，炮阵怎样摆。真正战场的情况不是电视上演的，大炮一排一排密密麻麻的放，这样不行。而是每门炮的距离要在35米以上，否则喷出来的火要烧到人；还有，火箭筒的正确使用方法，后面35米都不能有障碍物，不然喷出来的火焰回转来把发射者都要烧着，俯角不能超过45度，否则火箭弹要掉出来……还有许多其它军事知识，我们都要一一督导。1979年2月17日凌晨两点，在炮击两小时以后，越战正式打响了。14军是从友谊大桥过去的，11军是在红河那边由舟桥部队搭桥过去。14军的伤亡比11军惨重，当时内部的伤亡统计是4比1，即中国死4个越南死1个，我个人认为这个数据有问题。人家越南有数年丛林战的经验，我们的坦克在那些地方根本用不上，火箭筒也没作用。因为在火箭弹飞行过程当中，两边30厘米不能有东西，否则它要改变方向。中越边境的地貌特殊，火箭弹碰到什么树枝一类的东西立刻改变方向，怎么打得准？
杨：你们是否要上最前线？
黎常岱：我是边防来的，上面让我们这批学员都回到学校。同时也有没有撤回来的学员，比如和我同一寝室的赵吉昌，在118团一营一连任排长，就牺牲了。到了3月5日，大部队就从越南撤回境内，说是“达到预期目的”。我们明白，不是什么“达到预期目的”，而是由于后勤供给线跟不上，推进到越南境内80多公里的地方只能撤回来。说实在的，我们看见大量受伤的士兵从前线送到昆明来救治，一个个也是磨拳擦掌，请战书不断往上面递，准备大干一场。到了4月，有在战场上立了功的战士送到军校来学习，于是就让我们提前进行毕业考试。由于我是边防系统来的，又让我回到了边防系统，这次把我分到边防５团２营６连，任前哨排排长，任务还是巡逻，位置是云南省沧源县。当时的情况我记得很清楚，团里面用了一台解放牌大货车把我送到连队，已经是夜里12点过了，第
二天早上５点过就让我带了13个人去接防。
杨雨：不对啊，一个排怎么才13个人呢？
黎常岱：当时还在打仗，边防编制不齐。如果按正规配置，一个排是三个步兵班，一个机枪班，共需30余人。我已经是老边防了，从连队走到前哨排用了５小时，要是其它人至少10小时。从到达前哨排开始，一直呆到10月份，我除了在地图上看到过连队的位置，还真不知道连队在哪儿。没有连队通知，我是不能离开岗位的。
杨：在如此偏僻的地方，后勤供给如何保证？
黎：当时，我们的供给由当地政府送来。没有吃的了，派个兵到附近村上给公社粮站打电话，然后粮站请马帮给我们送上来。当地政府也知道我们值勤的地方偏僻，每次还要让马帮给我们送一桶酒来，玉米酿的，我就是那时学会喝酒的。在那荒无人烟的地方值勤，无所事事，我就打猎玩。仓库里面有的是子弹，又没有点数，随便用。时间一长，我的枪法也练出来了。步枪，机枪，冲锋枪，火箭筒，炮，样样精通，打靶基本都是10环，不知怎么的，就是手枪不行。1979年9月，我们参谋长和军分区的作训科长来视察边防，对着军事地图向我提问无数，我一一作答，他们十分满意。于是，在1979年10月连队让我探家。
杨：这时你到部队几年了？
黎：５年了。那会儿交通不便，从哨所到成都要一周的时间。哨所到连队要走一天的路才能到县城，县城到昆明的汽车一天只有一班，一班车只能坐40人，要坐三天的车才能到昆明，到了昆明才有到成都的火车。来回都是这样，仅路上这一趟就够折腾的。我回到成都才耍了十几天，接到部队电报，让我赶紧回去搞全军大比武。回到连队以后，上级直接让我到昆明军区射击队去搞射击，我打冲锋枪连发从来都是九环以上，步枪速射基本都是十环。但由于我手枪不行，４个月以后还是让我回了边防５团２营６连任火力排排长，主管轻型武器。从此，我再也没有回到前哨排了。
杨：那会儿越战还没结束，没让你上战场吗？
黎：没有，到了1981年，我被提为副连长。刚上任不久就有人打我的小报告。
杨：告密文化果然遍布于中国的各个角落啊！
黎：事情是这样的，我们连部以前是营部，有家属
房，现在成了连部了，不需要家属房了，我就把房子拆了，砖瓦共卖了三千元，这在当时是个大数目。本来，这笔钱按规定属于营房费，是营房费就要上缴，我签字把这笔费用变成了生产费，生产费就能转成生活费，拿给大家改善伙食了。上面接到“违规”的举报信，派了个副团长来调查。这个副团长是四川宜宾人，我把情况一讲，他也没有说个子曰，倒是这个副团长经常把我叫去喝酒。此事过去不久，我接到通知，让我去团里报到。结果是让我到特务连当连长，此时是1982年。特务连在县城，各方面条件都有所改善。我们特务连有四个排：警卫排，工兵排，防化排，侦察排。刚当连长不久，部队又来了个“一专多能”的运动，就是搞军事的要会政治，搞政治的要会军事。于是，团里让我在轮训队当指导员，主要负责班长集训、新兵培训等等，实际上还是做军事工作。到了1985年边防交武警之前，团里又把我调到楚雄军分区政工科收发文件。
杨：带了数年的兵，突然干这类工作，能适应吗？
黎：肯定不习惯，于是我就要求转业，正好也是裁军100万。于是我在1986年1月转业到成都某区百货公司任副经理。在我看来，这个单位应该还是赚钱的，刚去的时候营业面积只有几百平米，后来发展到三千平米。这样我一直干到2003年单位垮，拿了三万三千元所谓买断工龄，成了“三无”人员。当时我还找了体改委主任，他说只能一视同仁。
杨：你们单位这个“一刀切”倒是来得挺快的。据我所知，军转干部和我们这些工人不一样，是不能成为“三无”人员的。
黎：实际上，在2002年中央就下了文件，凡是在企业的军转干部一律不允许下岗，由上级主管部门调到公益性事业单位工作。由于信息不畅，直到2004年10月我才知道有大量的军转干部在上访，于是和很多军转干部有了接触。05、06、07年，我们几个维权代表跑的地方比较多，找省人事厅，省信访办，省政府以及警备区，要求落实中央文件。正在我们到处找政府相关部门解决问题的时候，中央军委有个叫于成龙的副秘书长写了篇文章《不可忽视的困难群体》，专门讲述军转干部的困难生活，甚至还有军转干部沦为乞丐的个案，引起了高层注意。自然我们的问题也得到了部分解决。
2005年1月，四川省从2003年10月开始算，由政府把社保给我们买了，然后按照四川省最低工资的最高档次每月发450元。现在的物价，450元能够生活吗？粗茶淡饭都不能维持，何况我上面有老人，小孩还在读大学，老婆又有病，这日子怎么过？我们仍然不服。49年以前的已经离休，2000年后转业的是自主择业，先抱几十万，每月少说也是三千多，要是西藏回来的更高，每月至少七、八千。所以我们军转干部戏称这样的现状是“前面的养起来，后面的包下来，中间的挂起来。”
2007年8月20日，我们在全省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上访行动，有一千多军转干部都到商业街（四川省委所在地）站起，把整个商业街的人行道全站满了，过路的问我们啥事，我们说是军转干部，对方回答：对的，弄它们！让贪官们把钱拿出来。你说，现在民意是向着谁的？当下中国社会，到底是盛世还是乱局？这个复杂的问题，到处都是正确答案。这次行动以后，区公安分局派了两个人来找我，我把文件内容讲给他们听，连他们都说“你们的要求不高，应该解决”。
后来，我们当地办事处、武装部的负责人都来找过我，我把情况一讲，他们也认为我们的要求合情合理，虽然中央有文件，但省上市上不执行，基层拿着也难办，大家要以“和谐”为主……
杨：你们是否走过法律渠道？
黎：走过。我们在全省共征集了一万多军转干部签名，把资料打成几捆，有17公斤，寄到北京中院，是否立案也没有答复。有人去问，法官还说了句真话：我们还不是法治国家，权大于法，没有办法。
杨：你们军转干部的问题国内有媒体报道吗？
黎：除了海外媒体有报道我们军转干部维权的事，国内媒体没有一家敢报道。前几天我又去找了一趟人事局，刚回家，当地武装部的电话就来了。我说要是不经常找他们，害怕他们把我忘了怎么行呢？我们这一拨人，政府不解决我们的实际困难，只要我们不死，永远都是政府的一块心病。我们有理、有据、有节的维权，又不违法，问题不解决，我们的维权行动就不会停止。
杨：就你个人情况而言，你现在的诉求是什么？
黎：政府应该按文件办事，至少要让我们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我们这一代军转干部，虽然很多都没经历过枪林弹雨的洗礼，但毕竟还是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干了那么长时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最近中科院不是说“中国政府是世界上最负责任的政府”吗？难道这个“最负责任的政府”就是这样对待我们的吗？历史已经翻过，我的经历虽不是炮火连天，却也是大汗淋漓。我这看似平常的人生，从军人到干部，从干部到“三无”，再到维权人士（在读书会听到的说法是“新四类分子”），“从前”和“现在”真的没有一点关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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