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德学人抛妻弃子失踪十载
六旬老妇颠沛欧洲万里寻夫
作者：风波 （美茵茨）
意大利西西里岛上有一个著名的埃特纳火山，火山脚下有一个著名的古城叫卡塔尼亚，城里有一个年满六旬的中国妇人。妇人住在市中心一个破落的公寓楼里，房间不算太小，里面只有一张木板床，一个碰一下可能就要散架的衣柜。房间的一角放着一只黑尼龙布的行李箱，是八十年代中国人出国人人带的那一种，它是妇人唯一的一件财产。黑夜里，楼下的街道上汽车来来往往，车灯透过已经褪色得看不出原来的色彩的窗帘在高高的房顶上变幻无穷，而整个大楼有是安静得可怕。说它是公寓大楼，但却一年四季见不着几个房客。房客们都是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难民，他们散落在罗马、那不勒斯甚至巴黎等大城市里合法或不合法地打工糊口，很少回到意大利政府为他们安顿的这个窝。这一天是圣诞节，爱热闹的意大利人在大街上熙熙攘攘地走动，傍晚5点钟的时候，妇人提着一个鼓鼓囊囊的旅行包，三步一喘地爬着制吱吱呀呀的木制楼梯，回到了久违了了三个多月的“家”。
妇人是2000年的圣诞夜登上从慕尼黑开往那不勒斯的夜车的。包厢里黑暗狭小，空气中弥漫着发霉的味道，随手碰到的地方都是油腻腻的感觉。尽管是冬天，包厢里却燠热难耐，妇人想关掉暖气，但开关的把手已经坏了。圣诞夜的列车空空荡荡，是一年当中唯一的不满员的一班，她的卧铺号是上铺，但等了一刻钟，包厢里仍然没有进来别的乘客，她知道这个包厢今晚属于她一个人了，索性就把一个下铺整理好，而把行李扔到对面的铺位上。快开车时，乘务员来查票，顺便提醒她把门从里面反锁上。乘务员走后，妇人打开包厢的门透气，她不怕有歹徒进来。从慕尼黑到那不勒斯的这班夜车上盗贼猖獗，为此每个包厢的门上都装有从外面难以打开的内锁。妇人不怕窃贼，她身上没几个钱，旅行包里除了破旧的衣服和盥洗用品别无长物，更主要的是她对窃贼已经司空见惯，几年来流落意大利和德国的大城市，她常常与这些社会边缘人为伍，可以说是“同是天涯沦落人”吧。
妇人习惯了这样的旅行。她六十年代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工作，每次回浙江老家探亲，二十多小时在肮脏拥挤的硬座车厢里的长途旅行，对于一个年富力强的年轻人来说都是一次对意志和耐力的考验。最艰苦的旅行，无论是意志还是对体力来说，便是六年前，她乘坐穿越欧亚大陆的火车，历经十天十夜从北京第二次来到德国，寻找她在德国突然失踪了的丈夫袁以中。
灯火通明的城市圣诞夜被列车渐渐抛在了后面，妇人伏在小茶几上，想给远在北京的两个儿子写封信，也许是光线太暗和车厢晃动得太厉害，她的眼睛很快就疲劳了，眼镜后面的双眼里竟充满了泪水。她掏出手帕擦了擦眼睛，可过了一会儿，眼睛里又充满了泪水，她感到有些意外。她自认为是个意志刚强的人，她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哭过了，该流的眼泪早就流干了。在一个欧洲人家人团聚的夜晚，她，一个年逾六十的中国妇人，一个人躺在卧铺上，好像被隆隆地在重重黑暗中穿行的列车带入寂寞的深渊和生命的尽头。她感到自己是真的老了，她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力气再来一次德国，再回到那充满了不堪回首的往事的小城克劳斯塔尔。第一次来到那里，是十五年前。
二、
1985年9月，马凤祥来到德国的克劳斯塔尔与丈夫袁以中团聚，那时她45岁，丈夫的实际年龄是47岁，不过护照上，他是43岁。袁以中于1982年由中国冶金工业部派遣来德国，研究的课题是“铁水提钒动力学”。他在克劳斯塔尔大学工作了七年， 于1988年获得了工学博士。
马凤祥到了德国后的生活内容就是作为陪读照料家务。他们有两个儿子，一个叫袁钢（1968年生），一个叫马铁（1969年生）。1988年，20岁的大儿子袁刚在父亲的担保下也来到德国，异国他乡的小家庭虽然还缺一个小儿子，但也有了融融的家庭气氛。
1989年，袁以中在联系去美国未成后，决定到卡赛尔大学继续攻读生物化学博士。也就是在此时，他的在江苏老家的弟弟来信告诉他父亲去世，要他回去商量母亲的生活安排。
袁以中要去卡赛尔参加考试不能回去，就派妻子代劳，并交给她一个任务：回国办理公派护照变因私护照所需要的一些材料。
1989年5月29日，袁以中送妻子到Braunschweig火车站，并对她说，他一定要帮助大儿子袁刚在德国进入大学，并争取年底让妻子和小儿子来到德国从而使全家在德团聚。马凤祥含泪与丈夫告别，此时她万万没想到，这一别就直到今天。
回到北京后正逢“89民运”，几天后就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六四”事件。在这动荡不安的日子里，她先到丈夫老家料理了后事，然后开始东奔西走搞丈夫所需要的材料。经过多方求人、以钱铺路，终于搞到了丈夫所需要的材料。丈夫来信指示她说，还需要一些材料，必要时可以私刻公章和做假材料。马凤祥感到很为难，因为她从来没有干过欺骗的事情，因此她始终也没能给丈夫提供这些假材料。袁以中来信说，由于搞不到这些材料，他无法将公派护照改换成因私护照，因此他的签证只能三个月一延，从而也没有资格担保她和小儿子来德国。在来去不断的家书中，袁以中还抱怨德国政府的排外，说帮助儿子在德国入学后，他自己打算回国工作。
就这样书信来往两年多，一家四口半分东西。马凤祥出国前和丈夫同在冶金部钢铁研究总院工作，技术职称为讲师级工程师。因为她在德国陪读四年，回国后单位把她算作编外人员，不再安排工作，没有工资，每月只有80元的生活补助。在原单位不能工作，又不能回到德国，马凤祥想调往一所大学工作，但单位以补偿费为由不放人。为了生存，她只好改行，凭着坚强的毅力自学了宝石学，并用学到的知识为个体宝石商服务，虽然没有工资，但常常能得到些中低档宝石座为劳动报酬。
1991年11月8日，她像往常一样劳动半天回家，看到门上有一张字条：“你大儿子回国，现在机场海关，据说病了，请速去接人”。这字条犹如晴空霹雳，令她两眼直冒金花。她顾不上吃饭，在通往机场的路上拦住一辆中型卡车直奔机场。在机场海关，她见到心爱的儿子。儿子低着头，坐在那里，面黄肌瘦，毫无血色，来眼只有微弱的光。海关人员问他是否认识这位妇人，他默默地点点头。她只能流着泪摸着儿子的头不断地呼唤他的名字。海关人员告诉她，这个学生讲话口齿不清，问他家在哪里，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如果放行，必然迷失在人海中和家人失去联系，海关是通过护照号码查到了他的出国登记表才找到家长的。
马凤祥把儿子领回家，儿子说，爸爸不见了，被人暗杀了，还说在一张报纸上看到爸爸的半个头。儿子担心害怕，说有人要追捕他，晚上他把窗子都关上，还不时地向窗外看是否有人监视他。第二天，她带儿子去北医大附属医院看病，医生确诊是精神分裂症，是由突如其来的刺激所致。
马凤祥一边给儿子治病，一边着急地给丈夫写信。一封又一封，这些信如石沉大海。她开始担心起来，莫非丈夫真的在德国被杀了？她找到德国驻北京使馆，使馆的一位秘书对她说，你丈夫是中国人，你应该找中国驻德国大使馆。于是她委托原单位以公函的形式给波恩的中国写信求助，1992年7月波恩大使馆的答复是：“袁以中下落不明”。一个好心同事曾提醒她说，信没有一封被退回，说明袁以中是收到信了，也许是他不愿意回信。马凤祥听了心里一沉，但她不敢相信袁以中会故意不回信，心想，即使丈夫想抛弃她，但总不能如此狠心，放弃生了大病的儿子和八十高龄的老母不管吧。自从德国探亲回来后，袁以中只给家里汇来过2500美元，这些钱要用来给他托关系办材料、供小儿子上大学和给他江苏的老母修缮被大水冲坏的房屋，很快就用完了。接下来的日子里，她的唯一经济来源就是每月80元的生活补助费，现在大儿子生病回来，更是给家里的经济状况雪上加霜。与袁以中失去联系后的几个月里，马凤祥和儿子生活困难到每天只能吃黄酱和面糊糊。后来，她的大学同学、老同事和老朋友知道了她的困难，纷纷捐钱给她，她的原单位钢研院也连续三次给她补助共800多元。
时间一晃到了1993年10月，钢体研究总院有人参加了冶金部的访德代表团访问了德国九个城市，回来后有团组成员透露出这样的消息：袁以中还健康地活在德国。马凤祥喜出望外地去找团组成员打听详细情况，对方却支支吾吾地避而不谈。后来她了解到，是冶金部外事局有人特地关照不要透露有关袁以中的任何消息，这是他她想起以前也有冶金部外事局的官员给原单位施加压力，警告他们不要管马凤祥的事。她知道袁以中在冶金部外事局有老乡加同学这样的后台，她于是不得不痛苦地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丈夫袁以中有意抛弃了她、他们共同的两个儿子和亲生的老母！
她和袁以中都是60年代分配北京的大学生，他们在工作中相识，并于1967年结婚。袁以中来自农村，在那个年代，即使大学毕业在科研单位工作，生活依然十分拮据。结婚时，他鞋子没有后跟、袜子上漏着洞，他的生平第一件毛衣就是马凤祥打的，后来她还给他打过四件毛衣和三条毛裤，而她自己直到85年出国探亲时还穿着她学生时代的毛衣。
袁以中“失踪”以后，他的江苏农村的家人也都很着急。这期间，他的大弟弟已经因癌症去世了，小弟弟多方托人打听他的下落毫无结果，他的妹妹们不识字，只会哭，他的老母如今已经九十多岁了，因终日哭泣早已双目失明。虽然袁以中对她如此绝情抛弃了她，但马凤祥没有抛弃他的老母，婆母是无辜的，年过半百的她决定无论如何不会放弃供养年逾九旬的婆母。
马凤祥咬着牙承担着生活的重负。她要供养在上海读大学的小儿子和生病在家、交不起5000元人民币住院费的大儿子。然而要在家中照顾治疗一个精神病人谈何容易！她要哄儿子吃药，而儿子是不肯吃药的，她只能按照医生的嘱咐暗中为儿子服药，因此每次为儿子服药都成了异常艰巨的任务。她同时还要做儿子的护理员和保育员，一句话不顺儿子的心，发病的儿子就会揪着她的头发往墙上撞。经过两年多的精心照顾和治疗，儿子的病情终于稳定了，但同时家里也欠了同事、朋友的很多情和债。
两年中，她没有放弃打听寻找丈夫下落的努力，然而毫无进展，她感到好像有一张无形的网禁止着她，敷衍着她，束缚着她，任她挣扎，就是冲不破这张软绵绵但又无可奈何的网。她不再指望能和丈夫破镜重圆，她只是希望能找到他讨个说法，让他象个男人一样好聚好散，对20多年的婚姻、家庭和孩子有个交待。
三、
1993年12月11日，马凤祥坐上了横穿欧亚大陆的火车。她费劲周折得到了一天的德国国境签证，为了这宝贵的一天，她在十天十夜的火车旅程后，又辗转颠簸二十多天，终于于94年1月2日回到了她生活过四年的克劳斯塔尔。五年后重归小城，已是人去楼空，当年相识的中国朋友也都渺无踪影。这里的留学生听说了她的情况，出于同情，想方设法帮助她；大学外办也很同情她的遭遇，还请当地的小报报导了她的情况。马凤祥电话与波恩的中国使馆联系，一位官员告诉她，袁以中最后一次与使馆联系是1990年9月，当时他来信申请将留学类别由公派改因私，但没有得到批准。这位官员说，袁以中由公费转自费，大使馆就不管了。这位官员还奉劝她早日回国。后来，马凤祥从克劳斯塔尔中国学生会那里得知，使馆曾打电话给他们，让他们不要管她的事。
马凤祥来到卡赛尔，有中国人告诉她袁以中确实在这里生活过，还拿了博士学位。有人说袁以中在卡赛尔的中国人中声称自己未婚，更谈不上有孩子了；也有人说袁以中在中国人中散布说，自己的婚姻不幸福，妻子是个“母夜叉”。这是卡赛尔知道袁以中结过婚的中国人对马凤祥的唯一认识，虽然他们从未建过她本人。关于袁以中的下落，卡赛尔没有人说得清楚。
因为持的是有效期仅为一天的过境签证，一个月后，马凤祥被外国人管理局驱逐出境。她不能回国，因为一个有过被驱逐出境纪录的人，是不能再指望能得到签证进入德国的。于是她铤而走险，在浙江同乡的帮助下，潜入意大利境内成了“黑户”，伺机再返回德国寻夫。不幸中的万幸是，不久她赶上了意大利当局大赦非法移民，她获得了合法的难民资格。六年来，她在意大利流落街头，靠摆地摊卖中国的清凉油、卫生香和手电筒之类的小玩艺糊口。即使是这种小生意也是违法的，她不得不处处与警察捉迷藏、打游击。她老了，找不到任何工作，哪怕是中餐馆洗碗都没人要。
这当中，她曾多次到德国驻意大利的使馆申请入德国境，但因为没钱和经济担保，均遭拒绝。1998年德意按申根协议开放边境，她才得以再一次进入德国。
她再一次与波恩大使馆联系，得到的答复还是，使馆曾于1992年接到国内冶金部钢铁研究总院来信请求帮助与袁以中取得联系，但经查询，袁以中获得博士学位后已于1992年3月离开卡赛尔，去向不明。但她从曾经与袁以中有过接触的中国人口中的得知，袁以中至少于94年1月还在卡赛尔，也就是说，她94年1月到卡赛尔打听袁以中的下落时，他那时就在卡赛尔。她感到很困惑，如果是这样，为什么卡赛尔的中国人没一个人能提供真实的线索，使馆是经过怎样的查询才一口咬定“下落不明”？
从一开始，马凤祥也曾向德国的司法和警察部门请求帮助，警察部门也曾帮助调查过，但都没有找到袁的任何线索。
2000年11月，马凤祥再次从意大利来到德国。她来到柏林，一是有传闻说袁以中在柏林开中餐馆。二是因为中国大使馆迁往了柏林。在诺大的柏林，她在茫茫的人海中逢中国人便打听袁以中这个人，但在大都市里，中国人的同胞观念似乎极为淡薄，很多人根本没兴趣听她的讲述，更谈不上帮忙打听。她数次来到大使馆，大使馆给了她一纸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德大使馆领事部应马凤祥女士的请求，寻找其丈夫袁以中。经向柏林地区华人华侨多方打听，未能找到袁以中的下落。
马凤祥又回到了西西里岛的卡塔尼亚古城。她不知道她何时才能攒够路费再次来德国，也不知道即使再来德国是不是还会失望而归。1月6日，她给本报从那不勒斯寄来一封信，说她正在那里摆地摊，她在信中写到：只要我还不死，我一定会找下去的。
本报致袁以中先生的呼吁
人人皆有选择幸福的权利，本报充分尊重您的个人生活选择。但是，在追求个人的幸福同时，不应当不惜给别人带来痛苦。抛弃妻子病儿和老母不但违反德国的法律，也有背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们衷心希望您有勇气面对现实，承担起丈夫、父亲和儿子的义务，通过正常的法律渠道解决问题。本报希望能为解决您的问题铺路搭桥，只要您愿意，您可以暂时通过我们在经济上给家庭以紧急援助，我们保证对您的个人情况保密。
捐款呼吁
马凤祥年迈体衰，现流落在意大利靠街头摆摊，生存难以为继。六年前为了给孩子治病，欠国内同事朋友共4万元人民币左右。本报诚恳呼吁读者朋友奉献爱心，只要有1000名读者每人捐10马克，就可以帮助马凤祥还清国内的债务。
捐款账号：
Konto-Inhaber: GCSW eV
Konto-Nr: 4138 171
BLZ: 518 613 25
BVB Volksbank
捐款时请注明：Ma-Hilfe
【
关闭窗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