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导报] === [来德初年]征文选登 / 飞扬旅行社（法兰克福）赞助

弹指二十年  /作者：王阳

 路漫漫 

我右手拎着箱子，左手拉着挎包的背带，在机场工作人员的催促声中，穿过首都机场旧候机楼，直奔停机坪。忙乱中，竟然忘了与送行的单位领导及母亲合妻儿道别，进舱刚坐下，飞机已经滑向跑道。其情其景，犹如仓皇出逃。

这是1978年7月27日，我们由单位和教育部选派的 1978年度十名留学生和进修生经过出国教育并分别到大庆大寨学习后，登上了赴德的万里行程。其实，我并没有迟到，是起飞提时间提前了一小时，头天却没有人通知我。飞机上，三分之二的座位空着。近三个小时后，飞机降落在乌鲁木齐机场，等到再次起飞时，除了我们十个人外，几乎没有别的乘客了。

    那时，中国与德国之间还没有直飞的航班，我们乘坐的中国民航班机，从乌鲁木齐调头向南，飞越喜马拉雅山，经过巴基斯坦，伊朗，中东后，在贝尔格莱德降落加油，接着飞行近一个小时，到达瑞士苏黎世，再转机前往我们的目的地—德国科隆/波恩机场。

从机舱眩窗看出去，我的心情就象脚下的山峦一样大起大落，说不上是激动，还是喜悦？早在三月份，单位领导决定推荐我去参加出国考试，我已足足兴奋了一阵子：我高中毕业后考上北外德语系，毕业后在大学教德语，算起来已有十七年的历史，现在让我去测试德语水平，能不稳操胜券？此时，我心中更多的是感激之情，感谢“英明领袖华主席”，没有他，象我这样受过“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毒害”的知识分子，接受批评尤恐不及，遑论出国深造！

    到达苏黎世后，我们的一个女同学一路上因病加晕机只剩下半条命了。经中国民航办事处接机人员交涉，我们虽然没有瑞士签证，瑞士边防仍同意我们在苏黎世过了一夜。第二天一早，我们改乘瑞航直飞科隆。

心惶惶 

到达科隆，使馆领事处派人把我们接到莱茵河畔招待所住下，进行纪律教育，并安排我们在八一建军节招待会上做服务工作。八月初，我们一行十人乘火车南下，来到德国西南的一座只有一万人口的小城—布劳鲍伊伦。

按规定，德国学术交流服务署发给我们奖学金，住宿由歌德学院安排，饮食自理。当地的歌德学院分院按两人一组，把我们分别安排住在五户居民家中。放下行李，已是傍晚时分。我们中午在火车上，节省了一顿，早已饥肠辘辘。我与室友走出“家”门，街上寂静如旷野。只有火车站前有一家餐馆。走近一看，不对了！既是餐馆，为何如此光线昏暗，隔着有色玻璃，看不见里面的庐山真面目。“不会是不正当场所吧？”我们想起了出国教育时领导的叮嘱。沿着餐馆走了两个来回，实在没有别的选择，只好硬着头皮 推开了大门。

当然不是什么“不正当场所”！我们在烛光下吃了我们到德国后的第一顿西餐，量少，乏味，价格不菲，是我们的八字总结。我们的房东 为人和善，为了我们能节约吃饭开销，主动提出晚上可以在他家厨房做饭， 从此，我们晚上可以做一些简单的饭菜，有时也邀请房东老两口共进晚餐。

遵照使馆领事处的指示，我们十个人由一个党小组领导，每两个人为一个学习兼伙食单位。星期六下午，为组织生活时间。因为当时党员只有两人，党小组会总是扩大成全体会议，最后以体育娱乐活动节束。

细算账 

两个人为一个学习单位还好说，反正是各人学各人的，而伙食单位就麻烦了。所谓伙食单位，就是两个人在使馆规定的伙食范围内，计划开支，月底结帐。为了集体向使馆报销帐目，我们选举了一个同学担任“财务部长”。

我们在九月底转入海德堡大学后，德国学术交流服务署每月汇给我们每人800马克，使馆的规定是：房租双人房间每月 98马克，实报实销，伙食费每人每月最多可支出 180马克，此外每人每月零花钱人民币十元，按当时比价为 1：3马克，剩下的钱，除去月票和学校少许必交的费用，全部交使馆。为了避免伙食费挪作它用，伙食开支，口说无凭，须凭单据报销。当时德国的商店还没有数码扫描收款，收据上只有单项金额和总额，每次买回食品，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单据上逐项填上大米，面粉，食油，面包，蔬菜等等，由两人伙食单位的另一人签字确认。

对这一套分散精力的繁琐做法，同学们颇有微辞，但是想到出国学习的幸运，心理上就平衡了。两人伙食单位后来名存实亡，但是向使馆结帐的制度一直陪伴我们到进修结束。1980年初，美藉华人科学家丁肇中给当时主管教育科技的副总理方毅写了一封信，要求终止领取外国奖学金上交使馆的制度，原因是西方国家一旦发现个人不能全额支配奖学金，就会降低奖学金额度，苏联留学进修人员的奖学金低于其他国家人员就是一个例子。方毅把这封信批转至中国驻七大国使馆，却遭到各使馆留学生管理部门的一致抵制：“大使一个月才领几个钱，留学生动则几百，甚至上千，这样合理吗？况且留学生钱多了，能专心学习吗”领事处的孙女士在传达中央文件后特别强调指出：“文件上说奖学金交由个人支配，并没有说归个人所有。”果然，此文件实行了三个月就收回成命了，凡是用结余的奖学金买了照相机等“大件”的同学，结帐时都以物抵“债”。

   我们在歌德学院参加作文比赛获取的奖金，也要上缴。我和一个同学分别获得了三等奖和一等奖，使馆马参赞最后同意奖金一半上缴，另一半我们个人保留， 作为我们为国争光的奖励。

通信难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句口号在七十年代后期依然是一切行为的指导思想。身居国外，处于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上，更要百倍提高革命警惕性，这是我们出国教育时的一句高频率用语。为了防止阶级敌人窃取“国家机密”，信件的传递一律通过外交部信使队。国内亲友写信时，信封上收信人的地址是：北京外交部信使队转中国驻西德大使馆海德堡大学进修生某某收。这样的通信方式倒是很经济实惠，，我们往国内寄信，北京地区贴四分钱邮票，其他地区贴八分钱邮票就可以了。

但是，这种模式带来的麻烦也真不少。首先，外交部信使每两个星期才来一次，国内寄出的信件一趟没赶上，就要等两个星期。而我们收信的一方，离波恩数百公里，不可能每两周去一趟使馆取信，只好托顺路人把信件带到海德堡，这样经常会同时受到同一寄信人的两三封来信。一旦听到有人要去波恩，我们就连夜写信，托人带到使馆发出。后来，使馆领事处同意我们定期去使馆取信和发信，路费从上缴使馆的奖学金中扣除，我们的通信状况就好多了。

轮到我去使馆时，我在使馆看了家信后，连夜写回信，还可以及时交信使带回。而同学们则要在我去波恩之前把信写好，交给我带到使馆发出。等我回到海德堡后，他们才能看到国内来信，这样形成的时间差，使通信双方的对话失去了连贯性，变成了“自说自话”的“独角戏”。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