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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是你的生日…… /作者:朴康平
对十年浩劫的反动,是那股一发就不可收拾的开放大潮,它松动了我们几十年如一日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框架,一下子把许多从未有过的可能性摆在我们面前。比如出国,到一个新的世界去开发自己的新世界,成了一种时尚,很让人心旌摇动。
本不是冒险型的我,也以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丢开了舒适的工作,看轻了刚刚成型的家庭的温馨,拖家带口地随了潮流。虽然前边的道儿是黑的,但抱定走一步说一步的方针,总能走出个树挪死人挪活
的天地,有朝一日,叶落归根,朝花夕拾,肯定还会有不尽的欢愉。不是有哪个名人早说过了吗:过程就是目的。
朋友们特别关心,问我靠什么养家糊口,我的回答还真是掷地有声:绝不挑肥拣瘦,不嫌贫贱,就靠干活儿吃饭。还引用了当时一句流行歌曲的唱词,“生存是人类第一尊严”,觉得恰到好处。
纸上谈兵到底不腰疼,而真正的腰疼也并不难对付,怕的是情感的创伤,心的疼痛,正是这一点,我没作多少思想准备。这是后话。
不管北京人在纽约,还是上海人在东京,去中餐馆打工,天经地义。尤其对没有正式工作许可,语言尚未过关的学生,这几乎是唯一的生存之道。作老板的也都明戏,利用你非他不可的心
理,深信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人有的是,便增加工作量,延长工作时间,压低工资标准,使“黑工”更黑了一层。这是现代社会
里其实只一厢情愿的周瑜打黄盖。
只要你心里有底,这一关倒也并不难过。无非人生一场戏,就做他一次“跑堂”,跑上一个来回,尝一尝酸甜苦辣,反正恶梦醒来是早晨。中国人不是死都不怕吗?
我就是揣着这么一肚子的豪言壮语,登上去打工的远程有轨电车
的。这一天我永远不会忘记:一九八八年十月一日。
也象北京一样秋高气爽,万里无云,只是不见王府井的人流长安街的彩灯,全没有普天同庆的节日气氛,就是德国鲁尔区一个安安静静普普通通的星期六。这是我从不认识的十月一日。也是我要重新认识的十月一日。
这家餐馆在另一个城市,由一对台湾夫妇经营。经朋友的朋友介绍,我妻子已在那里做了一阵子,现在,该轮到我扛大个儿了。
忐忐忑忑坐在车里,有两个原因:百分之百的人生地不熟,既张不开
嘴询问,又听不懂人家报的站名,只好傻傻地盯着窗外,细看停在路两旁的汽车的车牌。看见属于另一个城市的车越来越多,知道已接近目的地,便更是绷紧了神经。
再就是这全新的工作,让我有说不出的恐慌。
真的不再有领导和同志们了,真的要看老
板娘的眼色行事了,一种要亲口尝尝什么是二遍苦二茬罪的感觉,紧攫着我,冲动着我。不论是戏非戏,越临近登场,越不知所措。幸好妻子事先说过,老板娘精明强干,
又知书识礼,这多少给了我些定心药,便暗暗地编排着文明词句礼貌用语,想着怎样有一个好的开场,以建立有更多人味的劳资关系。
上工时间是十八点整。我本想提前一些到达,好有个寒暄的机会,
但妻子认为没有必要,说这老板娘很在乎按时付酬。那咱们就随乡入俗,别破了人家的规矩。
十八点差三分,我在餐馆门前的电话亭向家里报了平安,便一本正经地走进店门。
冷清的店堂空无一人。我正不知去处,见老板娘从厨房出来,短小身材,利落大方,一副金丝框的眼镜,突出了她刻意装点的现代知识女性的特色。
这番外表,没有一丝想象中那种颐指气使的母老虎的味道,不适合作我们传统字典里“老板娘”一词的解释。
我还真是貌相了她,卸下了顾虑,笑着上前作自我介绍。不想,她却一脸秋霜,冷冷地说:“好,把你的包包放在那边。从前你老婆做,现在是你来做。”再没有多一句的话。
好一个不软不硬的下马威!
接下来是预想到的生意兴隆手忙脚乱。紧张的时候,谁都会
七上八下,不免出些差错,更何况我这绝对的新手。而这位老板娘自有理论:不管你新手旧手,我用的是一个全劳力,你就不能有半点儿的疏漏。面对饭桌上的客人时,她有千分的媚笑,而刚一转身,就骂不绝口。店堂里那股掩饰不住的慌乱,
其实多多少少是因为她的火上浇油。
几个小时的战争终于收了场。她站到我工作的酒台边上,开始了另一番攻坚。我必须把已是非常洁净的柜橱一层层地再擦抹一遍,把所有的酒杯先是从左挪到右,从上挪到下,再又从右挪到左,从下挪到上,完全是多余的劳作。她的战术是不许你有一秒钟的空闲,在她的摆布之下乖乖认同你唯命是从的身份。她两手叉在胸前,用透过镜片的目光斜视着我,嘴里先是“
请你帮我如何如何”,后是“好不好替我怎样怎样”,绝对的精神文明语言美。我生平第一次体会到,彬彬有礼的背后,会有多么逼人的寒冷。
当然也有客气的问长问短,却时不时地加进一惊一咋的喟叹:“噢,你们大陆怎么是这个样子啊?!”好象我们是逃离了世界上唯一最昏暗的角落,同时她也有意划出
大陆和台湾之间的界线,以显示她莫名其妙的优越。说到前景,她也有一种假惺惺的设身处地,却总不忘居高临下话中有刺:
“以后自然是会好起来的,可是,谁都要从做苦工开始。来我这里做的,全都是大陆的知识分子。不管你以前是什么,在我这儿还不都是零!”
这一切对我来说,来得太集中太猛烈了,超出了我的预料,超出了我这个晚上所能有的承受力,这十月一日的晚上!是谁的精心安排,让我在这“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日子口上,偏偏栽到这位台湾老板娘的手里!临近收工,我在吭哧吭哧地刷那无论如何也刷不干净的水池子的时候,心里除了著名的《洗衣歌》“交给我洗!交给我洗!”的铿锵,就是一种就要爆发的欲望:哪天夜里,我一定来把这店堂的玻璃统统砸碎!
入夜,我住在店里。不可能像在北京那样,爬上家里的院墙,去遥看天安门广场的焰火。
只能是在辗转中慢慢平息自己,劝慰自己:就把这一天当作另一个开端,炼就新的血肉,筑出新的长城。
现在去回想那天的经受,早已心如止水。只是有一层警觉久久不释:那其实是人与人之间最普通的性格冲突,或偏或正,或善或恶,或
小肚鸡肠或大智若愚,都不过是些过眼烟云,而正是这些日常的鸡毛蒜皮,一旦沾上不恰当的政治背景,似乎就有了直截了当的解释,挑衅和报复都会
变得名正言顺。任何战争,借助的恐怕都是这思维的慵懒所产生的愚昧。
我当然没有去砸玻璃,而是对生存与尊严的双重艰辛,有了全身心的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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