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罗德其人

风波

        1998 年是德国的大选年。现年68 岁的总理科尔已是超级大老，自1982 年以来已经连续四届任职总理，如果能第五次连任总理将是德国历史上的奇迹。然而，科尔已不是90 年声望如日中天时的科尔，根据现在德国高居不下的、创战后最高纪录的失业率，选民对科尔政府可以说是大失所望，作为反对党的SPD 似乎前景看好，卷土重来的机会已到，而且，欧盟业国家现在的政治气候也是社会民主党得势，法国、英国都是“左派”当家。大选( 9 月27 日) 日益迫近，SPD 至今却仍然按兵不动，即没有提出明确的大选纲领，也不明确表示谁是它的执政联合对象，更不决定它的总理竞选人是谁。不过，前两个问题实际上与最后一个问题紧密相关，SPD 也并不是有意在总理候选人的问题上故意摆迷魂阵，而是党内两位皆有意问鼎总理宝座的领导人的较量尚未分出伯仲。其中一个是现任党主席、萨尔州州长奥斯卡·拉芳丹，另一个是下萨克森州州长、SPD 党主席团成员杰哈德·施罗德。
      这两位SPD 的实力人物早在1995 底那次Mannheim 党代会后就都有意当总理候选人。虽然那时两人都没有表示一定要做总理候选人，但谁也没明确说不，党内当时的默契是等等看，到1998 年初大选年开始，那时，谁的机会大，谁就出任SPD 总理候选人。在1995 年Mannheim 党代会上，老谋深算的拉芳丹利用施罗德和当时SPD 主席鲁道夫·沙平的矛盾，会议上突然“政变”，打倒了沙平，又压制了施罗德，当上了党主席，实现了“篡党夺权”的第一步。拉芳丹显然并不准备以党的主席身份结束政治生涯，他真正感兴趣的是爬上权力的最高峰－政府总理。他曾在1990 年两德统一后的第一个大选中挑战科尔，结果是一败涂地，还遭刺杀险些丢了性命。拉芳丹的血管里流的是职业政治家的血，他并没有从此一蹶不振，反而意志更加坚定，他要从跌倒的地方再爬起来。但是，舆论界并不看好拉芳丹，甚至有报道猜测科尔希望与拉芳丹一争高下，因为科尔怕的是施罗德。
      拉芳丹在政治理念上代表的SPD 主流意识形态，当上党的主席之后，拉芳丹稳扎稳打，展现出了杰出的政党组织才能，逐步把处于人心涣散、无所适从的危机中的SPD 重新整合。施罗德则是SPD 的媒体明星。他是不那么听党的话的个人主义者，不循规蹈矩，对意识形态不感兴趣，不大讲组织纪律，经常违背党的原则，有时还一意孤行，与党对着干。和拉芳丹一样，他也迷恋权力，只不过是更加露骨和直来直去。他曾说，如果你选择了政治作为职业，那么如果你没有权力，你就什么都不是。有人这样分析施罗德的性格，认为是早年的社会底层生活经验使施罗德产生了强烈的权力攫取欲望。

     施罗德于1944 年4 月出生于威斯特法伦一个叫Mossenberg 的小村。他出生后第五天，其父亲就战死在罗马尼亚。施罗德的母亲独自一人带着他和他的姐姐渡过了战后最困难的时期。他的母亲为了孩子，平均每天工作14 到16 小时，作的是清洁工和工厂里的临时工。施罗德从小就在放学后到田里劳动，每小时挣50 分尼，作为自己的零花钱。母亲在守寡三年后改嫁，然而其继父身体不好，大部分时间都因肺病在隔离所中渡过。家境的艰辛使施罗德早熟，十四岁时就进了一家瓷器店当徒工，并象个男子汉一样代替母亲与讨债人周旋。一次，家里没肉没钱，讨债人又逼上门来，一向坚强的母亲难过地哭了。这时施罗德轻轻用臂膀揽住母亲，说：“妈妈，你等着吧，总有一天，我要用奔驰车来接你！”。
   这一等就是四十年。在母亲八十大寿这一天，身为下萨克森州州长的施罗德果然用供州长专用的奔驰车把母亲接到一家很考究的餐馆。施罗德的母亲作了一辈子清洁女工，七十岁时还要靠照顾别的老人来挣钱，她现在成了州长的母亲，餐馆的老板和侍者对她毕恭毕敬。
    虽然家境窘迫，但施罗德的童年至少是过得无拘无束，他从小迷上了踢足球，并成了区级足球俱乐部的一名优秀中锋。施罗德不甘在瓷器店的柜台后浪费青春，他要走出社会的最底层，只有到大城市寻找机会。1962 年，施罗德到了哥庭根，白天在一家金属制品店里工作，晚上上夜校补习中学课程。1966 年，22 岁的施罗德终于补习所有Abitur 课程，取得了入大学资格，进入哥庭根大学学习法律。夜校补习期间，在朋友的鼓动下，他开始去参加哥庭根各种党派的地方组织的活动，他当时对政治并不感兴趣，只是想去看看热闹。他于1963 年加入SPD ，并不是出于信仰，而是被当时任汉堡内政参议员的赫尔穆特·施密特的口才所折服。
   大学期间，施罗德本无政治野心，但机缘的巧合使他成为哥庭根大学SPD 的青年党的JuSo (Jugendliche Sozialisten) 主席，成为校园政治圈里中心人物之一。施罗德珍惜自己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他平时用功读书，假期打工挣钱糊口。1971 年通过第一次国家考试，在一家律师事务所见习，1976 年通过第二次国家考试，成为汉诺威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七十年代是学生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作为那个时代最活跃的青年政治组织JuSo 的骨干，施罗德自然被卷入到运动的中心。1978 年，施罗德成为汉诺威地区的JuSo 主席，任职期间，他纠正了JuSo 的极端倾向，提倡与母党SPD 搞好关系。施罗德本人对当时的意识形态大辩论不感兴趣，但出于“业务需要”，他不得不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所了解，于是他买了一本从日文翻译过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小词典，凭借它，施罗德在辩论的关键时刻常常准确地背出一段某个马克思主义特有概念的定义，令对手哑口无言，而施罗德本人则对马克思主义依然是一知半解。
    待两年后从汉诺威地区JuSo 主席的位置退下来，他已经打下了职业从政的基础。既然已经成为政治圈内的人，他有种欲罢不能的感觉，一不做，二不休，他把目光瞄准了波恩联邦议会。施罗德当初选择法律专业，是因为他要当律师，为社会公正而尽职，现在，他发现从政更能实现他的这一理想。1980 年，施罗德在联邦大选中成为汉诺威地区第38 选区的代表，进入联邦议会。年轻的议员施罗德虽然是SPD 议会党团中的新手，但他的才干已经引起一些SPD 元老们的注意。有一天晚上施罗德和一些议员同事喝啤酒回来经过总理府，他隔着铁门向里面大声叫道：“总有一天，我要成为这里的主人！”
    1982 年，当时联合执政的SPD 和FDP 分裂，总理施密特因议会不信任投票下台，第二年的大选中SPD 成为议会反对党，施罗德不愿意在议会中作冷板凳，又重新回到他更能发挥才干的汉诺威，成为很快就成为了该地区的SPD 主席。1986 年，施罗德竞选下萨克森州州长，以微弱优势失败，但他的得票毕竟是超过了SPD 在这一地区所预期结果，因此，施罗德仍然被当作一个光荣的失败者，被选入SPD 主席团，从而进入SPD 的领导中心。
   1990 年，施罗德终于当上了下萨克森州长，结束了CDU 在这一州长达14 年的执政。在任上，施罗德成功地施展了他的执政本领，他即在一系列重大经济政策上争取到了联合执政的绿党的支持，又为本州的经济发展赢得了工业界的信任，取得了“施罗德懂经济”这一赞誉。施罗德作为州长赢得了越来越高的声望。
    施罗德并不满足于作一个父母官。1993 年，机会终于来了。当时，SPD 党主席、施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长英霍尔姆由于“抽屉事件”被迫辞去SPD 党主席一职。施罗德、沙平和维茨卓瑞克－佐伊尔( 女) 三人争夺这一空缺。施罗德所犯的错误是，他还在英霍尔姆没有正式宣布辞职时就表示愿意竞选SPD 党主席，这等于是在SPD 在面临困境时拆自家的台，因此SPD 的核心领导集团认为施罗德个人野心太大，不能委以重任。相反，沙平一开始就采取了低姿态，出言谨慎，得到了SPD 元老、北莱－法州州长约翰内斯·劳的支持，最终当选党主席。
    沙平的领导能力和风格并不能使施罗德信服，尤其是沙平94 年竞选总理失败后，施罗德公开批评沙平，并扬言说，如果他与科尔竞选，就不会失败。施罗德在各种不同的场合公开挑战沙平，批评沙平没有能力但却把持着党主席、议会党团主席和总理候选人三个位置，沙平则指责施罗德缺少最基本的政治立场，处处多嘴。沙平的威信由于施罗德的挑战而开始下降，为了重新树立威信，沙平解除了施罗德SPD 经济发言人的职位。
    1995 年11 月，SPD 在曼海姆召开党代会，本来要继续选沙平为党主席。但是，会上沙平公开批评施罗德，而施罗德则针锋相对地加以反击，会场顿时失控，与会的代表认为沙平已经没有能力整合SPD 。这时，拉芳丹察言观色，看准了约翰内斯·劳有放弃沙平的意思，又当晚与施罗德取得默契，遂决定发动“政变”。第二天，拉芳丹发言，言辞激烈，指出SPD 应结束目前这种分裂涣散状态。沙平当时还以为约翰内斯·劳依然还会支持他，就提出大会就党主席一职进行表决，并请拉芳丹出来竞选党主席，这正中拉芳丹的下怀。投票结果，约翰内斯·劳的北莱－法兵团倒戈，沙平惨败，拉芳丹当选，沙平成为SPD 历史上第一个被党内成员选举下去的党主席。这正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虽然在波恩收到挫折，没有当上党主席，但他毕竟留在了党主席团内，并重新收回了被沙平免去的SPD 经济发言人一职。经过这一番较量，SPD 形成了拉芳丹、沙平和施罗德三驾马车的局面。随着时间的推移，沙平已经淡化了他和施罗德的芥蒂，安心而本分地履行SPD 议会党团主席一职，比他当党主席时赢得了更多的尊敬。施罗德在1994 年第二次州大选时成功地连任下萨克森州长，并取得了SPD 单独执政的相对多数。虽然没有了联合执政伙伴的掣肘，施罗德感到更加如鱼得水，成了绝对说了算的“父母官”，但他的担子并不因此而轻松。今年3 月，施罗德又要再一次争取连任，而且为了取得总理候选人资格，他还必须大胜，在经济衰退的时代，他必须让选民相信他有能力比其他人更能胜任州长一职。
    施罗德在党内核心阶层没有人缘，他有时感到，那些党的核心人物一直把他当作一个外省来的地方官，头上还顶着高粱花。施罗德抱怨说，那些党棍们( 他指的是Thierse 等人) 自己从来没本事赢得一次地方选举，却专门在党内搬弄是非。与此成鲜明对比的是，施罗德是SPD 现任领导人物中最受普通选民青睐的一位，还是被资本阶层所接受的SPD 人物。工业界有人认为施罗德是SPD 中最懂经济的，可惜入错了党。言下之意，如果施罗德是在CDU，他可能早就取代了科尔。施罗德在民意测验中一直超过他党内和党外的对手，汉堡DIE WOCHE 周报的民意调查显示，在施罗德、拉芳丹和科尔三人当中，施罗德得到的支持率最高。新闻界还有人将施罗德将比作英国首相布莱尔和美国总统克林顿，有朝气，有才干，有魅力。
    现在的施罗德，似乎不再那么锋芒毕露，学会了忍耐，显得更加成熟，最好的证明是他去年为了他的年轻情妇多丽丝·区布夫与和他结婚14 年的妻子希璐离婚。希璐与施罗德相识于1980 年，当时，施罗德为了竞选联邦议员组织了一次“与未来的议员施罗德自行车漫游”的活动，结果只有一名女选民前来参加，她就是希璐。两人互相倾慕以致相爱，为此，施罗德与自己当时的妻子、一个中学女教师离婚，希璐也与自己的丈夫、一名警官离了婚。希璐是一个政治活跃分子，激进的环保主义者，为了施罗德的政治前途，希璐可以说是耗尽了心血，在生活上和事业上给予施罗德以不可缺少的支持，曾几何时，施罗德和希璐活跃在政治舞台上，成为公共媒介中的一对政治明星夫妻。不料，1996 年初，施罗德与FOCUS 杂志的年轻漂亮的女记者多丽丝·区布夫相识，两人迅速越走越近并很快在公共场合成双入对地出没。施罗德的成熟就在于，他从一开始就不躲躲藏藏，不推卸责任，为自己辩护，而是开诚布公，把纯粹的个人生活与政治分开。相反，分手后的希璐以一个牺牲品的角色到处作报告并撰写回忆录，把施罗德说成是邪恶、背信弃义、不讲道德的伪君子。但物极必反，渐渐地，舆论倒开始同情施罗德并尊重施罗德对个人情感的选择，施罗德因此而没有因为女人断送了政治前途。
   1998 年已经到来，施罗德和拉芳丹到了必须决定的时候。身为党主席的拉芳丹已经积聚了足够的力量能够左右党内的意见，他并没有遵守君子协定，谁胜选的机会大就由谁来出任总理候选人，而是提出了更苛刻的条件。第一是施罗德必须要在3 月12 日下萨克森州大选中至少获46％的选票，第二是如果施罗德满足了第一个条件，候选人的决定也要在两周后决定。拉芳丹的说法是，民意调查不应成为SPD 人事问题的唯一标准，一个总理候选人必须有能力团结党内大多数，而不是与党对着干的个人英雄主义者。看来，施罗德要想当总理的障碍首先来自党内，他能否有资格竞选本身就是个未知数。

1998年1月于Mai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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